关于我的秦学研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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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上海城市导报记者黄准新问

    问：您的画梁春尽落香尘——解读红楼梦一书被有的传媒称之为“秦学”又作为“作家加盟‘红学’”的一个范例。您本人是怎么看待的？学者型作家或作家学者化是不是一种必然？

    答：我自十多年前，就从秦可卿这个人物入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我的研究基本上属于探佚的范畴。我的主要成果是：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朝废太子胤礽的女儿，也就是在乾隆四年发生的“弘皙逆案”的主谋弘皙的妹妹。“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所说的“三春”不是指三个人，而是指乾隆元年至三年的三个春天，那是曹家熬过雍正朝的寒冬后中兴复苏的三年好日子，红楼梦从十八回后半至五十三回就浓墨重彩地写了乾隆元年的事情，五十四回到六十九回写的“乾二”七十回到八十回都写的“乾三”；但没想到这三年过去即卷入了“弘皙逆案”导致了“家亡人散各奔腾”的毁灭。所佚的八十回后的红楼梦，所写的应该就是“乾四”后“树倒猢狲散”的局面，而绝不会是高鹗所续的那一套。我新出的画梁春尽落香尘——解读红楼梦一书，集中体现出了“秦学”研究的成果。至于“学者型作家”或“作家学者化”一类的问题，不在我思考的范畴中。我研究红楼梦并不是想把自己“化”为“学者”我以为“红学”是一个公众共享的话语空间，不是什么机构或哪个“专家”“权威”可以垄断的。没有“作家”“学者”头衔的人，只要有心得，在“红学”领域都有天赋的发言权。

    问：您的探佚小说秦可卿之死中的悲剧人物秦可卿是哀艳的，您写她，包括写贾珍，文笔都很人性化，可不可以这样说：“命运和人性”是您这作品的主题？您说您写的是“学术小说”写小说和做学问会不会成为一种矛盾？

    答：命运和人性，确实是我小说创作最关注的东西，也不独是写“‘红学’探佚小说”如此。“学术小说”应该是小说创作中的一个独特品种，它与一般的虚构小说是有区别的，我的秦可卿之死、贾元春之死、妙玉之死都严格地做到：人物、情节、细节或者有红楼梦前八十回的正文依据，或有脂砚斋批语的依据，或有我的正式探佚论文的成果为依据，本来应该在小说后列注一一指明，考虑到对一般读者来说会觉得烦琐，影响顺畅阅读，才没附详注，但都在后面有概括的说明。对于我来说，写小说和研“红”不仅没有什么龃龉之处，倒有鱼游春水之乐。

    问：可不可以结合您的经历谈谈红楼梦对您的影响？

    答：我这人其实是很孤僻的。内心很丰富，但不擅为人处世。但人在社会中，尤其是处于当代中国社会，个体生命无法也不应该完全脱离他人、群体与社会，所以，一方面要适应社会，尽量使自己对社会有益，另一方面则要努力地守住自我，寻求生存的诗意。我从少年时代就接触红楼梦，读了几十年，不敢说已经读懂、读通，但我觉得一进入曹雪芹红楼梦前八十回（严格来说是一至七十八回，更严格地说，去掉可疑的六十四、六十七两回，是七十六回）的文本，心灵就获得极大的慰藉。把红楼梦简单地看成是一部“反封建的爱情小说”是不对的，它其实是一部写个体生命在时代、社会、家族、他人的错综纠葛中，如何执拗地追求诗意生存的伟著。全书笼罩在“双悬日月照乾坤”的“日”“月”两个政治利益集团大决战前夕的政治阴霾里，贾宝玉的被笞，其实质是“日”集团的忠顺王与“月”集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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