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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你就遇到了矢部先生？”藤川问我。
我们站在山坡半腰的一小片平地上,远处静静涌动的漆黑大海,上面浮着点点船灯；近处包裹在明亮灯光中的热闹祭典,每年一度的狂欢还没有结束，这一切被我们尽收眼底。
夜风从海上带来了咸腥湿润的潮水味道,银白月光下的树影斑驳摇曳。这一切都是这样美,就仿佛一场短暂虚幻的梦，我们聚集在这里，讲述所谓的故事和秘密，然后告别分离，从此天各一方。
这一切的结局,在我对藤川讲出第一个字的时候,就已经残酷地注定。
“是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诚实地回答她。
我忽然有些后悔用私小说的体裁描述我的这段故事。并非不痛不痒，冷眼旁观的看客，肆无忌惮地虚构各种无关紧要的细节，而是置身其中，被迫从被局限的视角出发，猜忌，惶恐，不安，仿佛被布条蒙住双眼，被看不见的锁链钳住双腿，每走一步都障碍重重，每接近一处真相都小心翼翼。
但到最后，读者相继出现，原本的私小说从独白变成一幕做作的表演。我拒绝这样，却还是不得不自揭伤疤，将那些让我无比羞愧的事实全盘托出，却换不得任何理解或怜悯。
我别无选择。在之前的叙述中，我已经选择性地向藤川隐瞒了许多细节。比如我的梦，比如我的幻觉。
“抱歉，柳生君，其实我没怎么听懂。”我所看到的藤川很直接，也很诚实。
“我才是该说抱歉的那个。”我是真的感觉到了歉意：“但别介意，现在开始说的那些，才是重点。”
我简直就像一个大言不惭要完成一幅万片拼图的无知小鬼，临到头却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退却，所以只好象征性地从一大堆花色中挑出最显眼的边框，迅速连成一圈，骄傲地宣布：“看，至少我知道它有多大！”
自欺欺人，是多么可笑又可悲。
那个下午，我躲过了与藤川的见面，却在回去的途中意外地碰见了正在花园里散步的矢部先生。老人家孤独地坐在长椅上，身边并没有护士陪着。
健康的人通常不喜欢医院。他们不喜欢病人苍白的脸，夹杂着麻木或惊恐的神情，消毒水的气味，甚至护士的鞋跟踩在地砖上的嗒嗒声。而真正的病人，比如我眼前的这位矢部先生，现在回想起来，或许光看他的眼神我就该知道，他一定也很透了这里。
他恨这柔软的蓝白条纹病号服，恨自己使不出力的双腿，恨早春充满生命希望的阳光，也恨周围那些有着家人陪伴的病友——在阳光下其乐融融与亲人聊天的老人，或是撒开步子在草地上跑来跑去的孩子。
这是他打心底里羡慕，却无法拥有的。
他看见了我，我也看见了他，然后我们两个同时认出了对方。这对我来说并不难。在麻生一家还是我邻居的小时候，矢部先生，以及他的太太，偶尔会在节日里被邀请去探望他们。我记得他是个精神的老者，头发花白，穿深灰色的正装，邻口系到最高，不苟言笑，看起来气宇轩昂。
和我的外公——那个生活在横须贺，酷爱在港口码头钓鱼，夏天总穿着花衬衫乐呵呵地冲我们微笑的快乐老头截然不同。
“矢部先生是东京都的议员。”我听见妈妈悄悄对爸爸说：“我在新闻里见过他。”
而现在，前议员先生就坐在那里，原本的威严已经被时间消磨干净，剩下的只有一具消瘦的空壳。褪去所有曾经的浮华和光环，他终于到了能被称作糟老头的时代，不再有闪光灯或政治伙伴包围他，甚至连原先的政敌，大概都已经将他遗忘。
“柳生君。”他皱着眉头，准确地叫出了我的名字。
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我们离上一回见面已经至少有七八年工夫，和矢部先生简单的越变越老不同，我由国小生变成了高校生，个子高了，五官也逐渐长开，就连有时候我自己翻看过去的相册，都会认为这不是一个人。但他偏偏一眼认出了我。
尤其当他念到“柳生”这几个音节时，我忽然感到没来由的害怕，虽然他语气平平，并没有任何波澜。
我不得不再次中断自己的叙述。而藤川似乎也已经对我三番五次的欲言又止习以为常，只是耐心地沉默着，一点也没有流露出着急。她的体贴让我感动，但还是不得不鼓起勇气挣脱犹豫和挣扎。即使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样讲述接下去的一切，那些打破了了十七年来价值观的真相。
是的，我只有十七岁，还处在所谓的理想年代，曾经相信真实相信正义，以为光与暗的界限尤为鲜明，却没料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也卷入了那桩不光彩的往事。
远处的大海仍在月色下翻滚，闪烁着的碎光仿佛海怪的鳞片，慢悠悠地张开，但在风吹过时又‘呜’得一声齐刷刷收紧。船灯在海面上织出一张巨网，连接着岸上的灯光，从海面路过沙滩与祭典，再一路攀爬上山坡，就好像海怪的脚印。
这让我想起了曾在幸村家见过的他的画。和保存在学校画室里的那些不同，幸村不轻易向外人展示的私人作品里没有盛开的鲜花，斑驳的树影，死板的静物，认识或不认识的微笑人像，而是充满令人不安的压抑和惶恐。比如漆黑无边的大海，满是窟窿的岩壁，被锁链缠绕的竹林，沙地上□的足踝，还有手捂住脸，像是在尖叫或哭泣的黑衣怪人。
有些是瑰丽的油画，有些则只是简单的线稿，像是匆忙画就。
“都是国三那年手术前后画的。”
幸村大方地把画板翻过来给我看，油画布或画纸背面清清楚楚标注了日期——果然分布在他几年前那次手术前的静养和术后康复的阶段。
“那时候心情真是糟透了。上手术台前担心不能活着下来，活过来了后却还是不能运动，不能打球，出门时必须有护士跟着，回学校看见的只有别人怜悯的眼神。有这么段时间我是真的感觉自己废了，虽然嘴上还坚持说要回到球场全国制霸，但事实上，后来的失败，当初就已经预见了。刚出院的我，走路无法坚持四十分钟以上，偷偷跑去家附近的球场试球拍，却发现自己甚至没法把球打得远过普通的国小生。我逐渐发现，我唯一捏得动的似乎就只剩下画笔了，所以只好一个人回家偷偷地画，像发泄似的画一些疯狂古怪的东西，简直就像发明了一种只有自己看得懂的图画文字。画好就再把它们藏起来，也不敢让父母看见，否则难免会被担心我的他们送去心理医生那儿谈话。直到后来的某一天，我又一个人在球场边上的角落坐了很久，最后居然睡着了，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我一个人走回家，那时候路上已经没什么人了，我吹了会儿冷风，脑子里开始慢慢清醒。我开始担心父母是不是在为我的晚归着急，我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又在半路晕倒，但这些担心很快又被别的东西替代了——我开始观察周围的街景，天是墨蓝的，没有月光，住宅区的灯都亮着，里面的人或许正在看电视。一切都和我在鬼门关走了一趟前没什么两样。我这才发现，我丧气也好，废了也好，甚至赌气去自杀之类的也好，再怎么折腾地球还是照样转，没什么会因此改变，想通了这些，心境才慢慢平静了下来。从那时候我开始明白，有很多时候，不是我们选择了命运，是命运选择了我们，而我们能做的只有勇敢地接受。”
难得多话的演讲者从画板里抽出一块给我看，问我：“柳生，看得出这是什么吗？”
“海。”我言简意骇地回答。
黑蓝夹杂的晦暗色彩，杂乱分布着微小的光点，画面深邃得仿佛会把人吸进去。
“再看看，这些呢？”幸村不满意，又指了指那些光点。
“船灯，反光，之类的。”
他狡黠地笑了，“说错了，”幸村说：“这些是海怪的眼睛，他们潜伏在海水之下，偷窥凡人的世界，却只看自己想看的那部分。”
它们永远只是旁观者，它们以为自己看见了真实。
或许我可以省去面对藤川时那些时而停顿，时而磕磕绊绊的讲述方式，来用一种更简洁的方式，为我的读者讲述这最后的一段故事。事实就是，我遇见了矢部先生，却发现曾经的政客不仅丧失了光鲜的外表，连处事不乱的气度都已经消失不少。但好歹，在对我这个不知情者做记忆补充的那几十分钟里，他还是多少控制了情绪，没有直接把我掐死在东京近郊。
“真希望你也能经历这一切，我指香织的那部分。”他只是平静又恶毒地诅咒道。
我理解他。弥留之际又心怀怨恨，在这种心境下的口不择言，我没有丝毫必要去责备。
而这一切可以从麻生告诉我的那部分故事结尾开始——
那一年，麻生的哥哥被接回藤泽养病。对于已经搬往横滨的我而言，说不知情也无可厚非。而在当时，负责为他诊疗的正是我父亲所在的医院。又由于麻生季光病况复杂，医院不得不组织了讨论组，其中的经手人之一，就是我的父亲。
在一周之内，他们很快制定了阶段方案，最开始的药物控制确实效果显著，但也显然不是长久之计。这时有人提出了器官移植，虽然费用惊人且存在一定风险，但一旦手术成功，并顺利熬过排异反应，麻生季光很快就能回到正常人生活；虽然无法百分百像普通人那样健康，但日常活动只要一些基本调理就能维持，而不用年复一年接受越发复杂的普通治疗，进行一场病情，治疗和抗药性的角逐。
麻生的父母为他选择了后者。为了筹集手术费用，他们生平头一次接受了贿赂者的献金，并凭借麻生父亲的职务冒险占用了部分养老金，原本打算等一切过去后慢慢归还，却不料早一步东窗事发。
而他们的不幸远不止这些。事实上，当手术方案敲定，第一部分的资金归位后，麻生一家，以及整个医疗小组又面临了第二个问题：所需要的移植器官缺少供应。这并不是他们的错。毕竟器官移植并非超级卖场的采购，你无法在一堆新鲜肉类里找到需要的人类器官。
起初他们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终于在东京的一处医院联系到一位各方面条件匹配的捐献者，但当所有的手续全都办妥，手术已经排上日程后，从东京却传来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捐献者的家人反悔了，他们甚至愿意赔偿违约金，只为撕毁最初签下的捐献文件，因为有另一个明码开价的金主等待着他们，以一大笔钱诱惑，允诺为当时已经奄奄一息的捐献者料理后事，就连赔偿都一并包办。
“这世上没有公平可言，金钱是唯一的筹码，等年龄上去了，你慢慢就会理解。”
矢部先生对这件事反倒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豁达，让我不仅猜测，接下去还有怎样可怕的事，会让他至今无法对柳生这个姓氏释怀。
但我很快又捕捉到了另一个信息。当我怀着极大的犹豫将它告诉藤川时，我看见，从刚才起就只是安静倾听着的藤川，目光中头一次出现了明显的慌乱。
“想知道那位财大气粗的有钱人是谁吗？”矢部先生竟露出了一副高深莫测的微笑，说：“这件事连香织都不知道——也没太大所谓，说真的，接下来要告诉你的许多事我都没有对香织提过。虽然有些确实值得怨恨，但我没想过让她这辈子都生活在没有尽头也无法改变的怨恨里——你就当个笑话来听吧。听说过藤川建设吗？是关东地区和森下建设不相上下的建工业头头。那个用金钱改变麻生家命运的人，就来自藤川家，虽然并不是那个大家族里的关键人物。”
我感到头脑一片空白。因此当藤川流露出与我当初如出一辙，甚至更加恐慌的表情时，即使知道她是无辜的，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请接着说下去。”
过了好久，藤川才幽幽地补了一句，但看起来仍惊魂未定——这样的修辞丝毫没有夸张。
我展开了《麻生家毁灭纪实》的第二个章节——在经历了第一次横刀断抢后的两个星期后，从我父亲所在的医院内部传来了一个消息，住院部一位因为摩托车事故脑部重伤，入院时已经奄奄一息的的少年的家属，前一晚刚刚签署了器官捐献书，因为根据医生的诊断，他的伤势已经无法撑到这个月末。
这对少年的家属或许是一出无奈的悲剧，但麻生家来说，这无疑是福音，是上苍的恩赐。
匹配测试很快有了结果。院方带来的好消息意味着，他们甚至可以免去繁琐的器官运送过程，在少年死亡后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进行手术。特别是，这件器官还来自一副年轻健康的身体。
当矢部先生讲到这里时，我曾经示意他停下来，好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回想，为什么当初我会对这样一桩父母在饭桌上必定会谈到的重要手术没有半点印象，尤其手术的对象——至少麻生季光的家属，还曾经是与我们比邻的熟人。
并且在那时候，这场手术对我的父母而言还算不上一件需要隐瞒或回避的不光彩往事，一旦手术成功，对整个医疗组的成员，无疑都会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只能说你从没有在意过。”矢部先生为我分析，“那时候你几岁？”
“好像十四岁。”我计算且回忆着，“国二的时候。”
说到这里猛得豁然开朗，心里有那么一瞬竟然想发笑，但碍于气氛，还是拼命忍住了。
国中二年级，少年时代自以为是的巅峰，也是中二病的多发期。那时候的我几乎把所有精力放在学校，社团，网球，以及各种各样自己感兴趣的事上，没有给家庭以及和父母的交流留太大空间，在家总是心不在焉，认为父母的话可有可无。所以比起在晚餐桌上听父母闲聊，或是听比吕乃刮盘子捣乱，通常我总会一个人早早吃完，然后迅速上楼，关门做自己的事。
自以为成熟的十四岁，或许正因为如此才对许多事一无所知。虽然我认为当我的父母在回想起这些时，会为此感到相当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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