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新冬第一片雪花的絮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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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有着对春草的企盼，我却愿把絮絮的心语献给新冬的第一片雪花，因为我深知北方大地惟有经过瑞雪的滋润，才更利于第一针绿芽鲜碧地萌生。

    常有采访者问我：你对自己哪个作品最满意？一般取巧的回答是：对已经写出来的都不甚满意，最满意的可能是即将发表的或正写作中的。我却要坦率地说，我自己最满意的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2004年第二版的长篇小说四牌楼。我以后可能再也写不出超过它的小说。也常有记者问我：你的小说是否属于"京味文学"？我总这样强调：我不刻意追求"京味"，尤其不刻意去展现所谓的"老北京味儿"，我的小说所展现的，从时间来说更多的是现在时；从人物来说，我总是要发现在这个空间里面出现的新的生命现象，我对这个关注得更多。我不是一个专门去写比如说"八旗子弟"、写老北京的老风俗，不是这样一个作家。这些东西作为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生活资源、写作资源，我也加以利用。但在我的舞台的这个灯光所照亮的主要的人、主角，是一些新的生命。我现在写下这些文字，不是想总结什么写作经验，我是想梳理出自己的人生态度——我知道自己是有极限的，支撑我继续往下跋涉的不是新的制高点，而是对新生活新生命不衰的观察兴趣。

    每个作家的写作有不同的资源取向。比如有的年轻作家，他可以写一个旧社会的妓女的生活；他根本没有经历过军阀混战的局面，他可以写军阀混战时期的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那是他的创作自由。我的写作，我的作品里面的人物、故事基本上是与我共时空的，比如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最新小说集站冰，里面最长的一个中篇小说叫做泼妇鸡丁，就是写北京四合院被拆了以后，这些居民到哪儿去了？他们到了新地方，有的属于城乡的交界处，或者说是城郊结合部的那些楼盘里面。我写那些人的生存，写外来的一些民工，包括从外地招来的一些年轻的保安，或主动或被动地来参与他们的生活。我写这些生命的一种新的活泼的状态，所以我不拘泥于一定要写北京的老传统，每个作品都要追溯到北京文化的历史层面，我不是那样的，我不断追踪新的北京的新发展，新的展拓了的生存空间和新的生命，新的生死歌哭。我不想让历史成为我灵魂的蜗壳，我总希望自己能进入"这一刻"的光影中。

    我的写作资源仍很丰富。我觉得一个写作者写作资源枯竭，很可能是因为他切断了自己和这个现时空的社会生活的直接联系，只是通过书本、通过报纸、通过传媒或者通过会议、通过文件、通过听别人传达转述，去获取写作资源，那这样的话，就和真正的那种社会生活新的生长点隔绝了。我恰恰不是这样的，我现在很少参加会议，很少参加各种场面上的活动，而是直接地去和这些普通人混在一起，和这些民工，或者是外来的，比如说是这些保安，或者是一些新的居民区的居民生活在一起。所以我现在觉得，我的资源非常丰富，写都写不完。我要写的东西太多，我都不知道该舍弃哪一部分。到目前为止，我的苦处是这个。

    当代杂志发表我的泼妇鸡丁的时候，有一个编者按语，大意是说，现在像我这把年纪的人，一般都——他当然有点儿幽默了——或者含贻弄权去了，或者含贻弄孙去了，不玩儿这个了。跟我同龄、或者一起在文学上起步的很多人，后来基本不写小说了，或者就是写小说，数量也是越来越少。而我从写班主任开始到现在，我穿越了20和21世纪的交替。我到现在，还有中篇短篇出来，而且都是写的最鲜活的当代生活的，像泼妇鸡丁这个中篇有五万字。台湾已经出了单行本，因为是繁体字竖排，可以构成一个单行本。

    当代就鼓励我说，像我这样的还能够含贻弄文，而且还能够写小说，还能写最新的生活，出现新的人物，而且小说在文本的追求上还有变化，读者应该还能从我的小说里读出超出小说本身的东西来。再比如台湾诗人焦桐，他自己办个出版社，把我这个泼妇鸡丁的小说，列入他的那个"饮食文化"的系列，他还在台湾发表了很长的一篇论文论刘心武的饮食写作。因为泼妇鸡丁这个题目是一个饮食，小说的每一节里面的每个题目也是一道饮食。饮食文学在台湾被认为是颇新潮的东西。这说明我在文本上是不断地更新的，不是固守在一个状态，不断进入新的领域进行新的探索。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不断在超越。这样自我评价也是为了鼓励自己更加精进。我也想对读到这絮语的人说：常常肯定自己、鼓励自己吧，只要那肯定与鼓励符合事实，那就不要害怕别人抡过"你为什么不谦虚"的棍子来——把那棍子架住，并大声对他说："我肯定自己，故我存在！"

    我还搞建筑评论，这是种边缘杂交文字。文学和建筑评论之间有联系，但还是有一定区别。我已经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过一本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印刷了五次。最近又由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出了一本，叫做材质之美。我从1995年开始写建筑评论，到现在快10年了。写建筑评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首先是外在的强大因素触动了我。城市的迅猛发展，这就是外在的因素。北京现在盖了很多新的楼房，对每个置身其中的人都构成了一种强迫性的审美，你不看它都不行，你躲都躲不过去。盖新的多半就要先拆旧的，北京的旧四合院儿、胡同儿不断地被拆毁，开发不断地蔓延。作为一个市民来说，我有话要说。另外，我个人长期对建筑是感兴趣的。我在中学时代，经常画水彩画儿，建筑是我水彩画儿的写生对象，因为我在城市里居住嘛，不可能有很多的自然景物，基本上是建筑，首先是古建筑，比如画白塔，画故宫的宫殿，画天坛的祈年殿，画城楼门子。我对建筑的兴趣也是埋伏很久了，外在的刺激加上内在我自身的这个底子，一激发，我的建筑评论就出来了。

    有采访者问我：如果纯粹从建筑布局上来说，您觉得中国哪个城市是您最喜欢的，觉得它整个儿的建筑格局是最好的？我觉得这牵涉到一个城市整个的、大的规划问题。建筑格局应该是有两层含义，中国是一个古国了，很多城市都是历史名城，是很多的历史底蕴。是说它留存下来的那个底子？还是说它新的发展？因为这个城市是在不断地更新、发展。如果纯粹从历史的遗存来看一个城市，那我当然最喜欢北京。

    建筑有大概念和小概念。大概念是，一直要扩展到关于城市规划、一个城市整个的这个布局，包括它的道路都是建筑；另外，就是单栋的建筑或者单组的建筑。这是两个概念，北京在规划上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在单栋的建筑上，失败的例子远比上海、深圳等地多。所以这两方面都使我感到焦虑。我有很多文章探讨这个问题。

    采访者还常问我，就所到过的国外的城市，觉得哪个城市纯粹从建筑上来说，印象最深、最漂亮？我总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巴黎。我也去过罗马，罗马对古迹的保存，还是做了很多工作。但罗马城在大概300年前，它的城市规划就不是像巴黎那么样的，让你觉得它那么十全十美。巴黎几乎到了完美的程度，罗马虽然古迹留得很多，但就整个城市的大概念来说，不如巴黎那么好。巴黎也有败笔，比如蒙巴拉斯大厦，一栋盖在市区里的美国式摩天楼。

    人们特别喜欢问作家，他的写作是受了谁的影响？其实我的影响主要来自我的家族、我的父母、我的哥哥和姐姐。我生活的家庭，有非常浓郁的文艺气氛或者文学气氛，这对我是最大的影响。我走上文学道路跟这个家族影响分不开，像我母亲说起红楼梦来她就如数家珍。她可以告诉你，这个周瑞家的和王善保家的有什么勾连。这是一般弄"红学"者不去注意的。再比如说司棋这个角色，她的家庭背景、血缘背景等等，读得很细的啊。比如说像我的哥哥、姐姐，他们都是很早就读西方名著、读俄罗斯的古典文学、读苏联的一些现代小说，对我影响也很大。另外，我们家族，像我父母喜欢京剧，我哥哥后来就成为著名的票友。在北大他曾风靡一时，成为"梅派青衣"。还有音乐方面，这对我走上文学道路起了很大的影响。

    当然，也有间接的，通过文本，或者通过一个我没见过，我没有谋面的作家的影响。如果要说作家和作品的影响，那很多。我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就是它对别人也许影响不那么大，就是我们四川籍李劼人的死水微澜，阅读的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种启蒙。我很惊讶，他能够通过那么生动的个人命运的这种幽微的描写，透视整个那个时代的变迁，特别是四川的"保路运动"，教民和袍哥儿之间那种不同的社会力量的激荡，等等。我的祖籍是四川，父母都是四川的，我的家族里面有的也是跟教民有关系、跟袍哥儿有关系。在长辈的叙述当中，我知道这些事情，没想到他能够那么生动地使我这么一个晚辈，获得一种对社会对人生的透视力。这个作家的这部作品对我走上文学道路，启蒙作用是很大的。

    我写过一篇随笔逆境与创作。人们老说，一个作家的形成跟他的苦难经历有关，而我在这篇短文里面恰恰说，一个作家有太多的坎坷，倒容易抑制他的创作灵感。我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给他一个很好的创作环境。如果社会没能给他提供，那么，他就应该努力地去自己营造。

    比如拿曹雪芹来说，当时社会没有给予他，大环境对他来说是险恶的，他就迁居西山脚下，疏离热闹场，只保持跟敦诚、敦敏、张宜泉这样的挚友的密切交往。他还有一些民间的朋友，如鄂比。他营造了自己一个小的人文环境。当然更重要的是还有像脂砚斋这样的合作者。所以，他才能给我们留下红楼梦，虽然是一个不完整的书稿，但毕竟是一个宝库。所以，不能完全埋怨说这个社会没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或者没有给我很好的环境，人生难免坎坷，难免有逆境，自己要给自己营造一个能够安静写作的人文环境。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在营造啊。因为现在整个社会竞争很厉害，文学上竞争也很厉害，有时候就形成一个名利场，一进入这个圈子，就没完没了地有诸多热闹得不堪的事情，什么会议啦、评奖啦，还有很多排名、排行榜之类的事情，还有畅销不畅销的事情，轰动不轰动什么的，搞得挺烦的。我现在基本住在乡村，自己的小人文环境非常好。今春我的民间朋友送我两棵芍药，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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