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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板报的编写。我还代表四个高中班在公社举行的万人大会上演讲。我的演讲通过广播喇叭传遍了全公社的家家户户，我的老姑、大姑父等亲戚见面后把我狠狠地夸奖了一顿，少年的我心里美滋滋的。从此，我对课外书籍的感情更加深厚。
父亲给我的最后一本书是一本76年1月号的诗刊。32开本，粉色封面上画着一枝通红的干枝梅。里面刊登了毛主席新发表的两首诗词。“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至今，主席那幽默、风趣的诗句，还鲜活地珍藏在我的记忆中。
记得那时候，我把我的藏书放在门上面的“咔哒子”里，也就是里屋门上面，盖屋时留有一个半米见方的洞，四壁糊上报纸，用来储存私房东西，外面挂一面布帘子，就成了简易的书箱子。取书放书的时候，站在炕头上，踮起脚尖，把手伸进“咔哒子”里摸索。
丢书，是最痛心的事情。我上小学时，我的一位叔伯叔叔兰柱叔，还有亭叔，神神秘秘把我叫出去，说是领我到南集村玩。他们嘱咐我带上小人书，说是南集村有个叫小柳的，家里有好多画书，我们去和他换着看。我瞒着娘，在棉衣怀里揣了3、4本小人书，跟着年龄比我大四五岁的两个叔叔去了邻村南集。小柳在外地居住过，长得一表人才，会说普通话。他从家里拿出两本烂糊糊的画报，换取了我的小人书。当时约定，一个礼拜后还书。但接下来，就由不得我了。我把画报还给了他，我的小人书却没有了下落。我去了一趟又一趟，小柳不是说别人正看着，就是说不知道放在哪里了。最后干脆说，丢了。从此，我再不和他来往，更不给他小人书看。
我们公社王尔庄大队有我的一个亲戚，比我大两岁，他母亲与我奶奶是佛教教友。有一次，他跟她母亲来我们家里走亲戚，临走，看中了我的藏书闪闪的红星。那是一本厚厚的电影剧本，里面还有其他京剧。闪闪的红星是七十年代初风靡全国的一部电影，潘冬子的形象影响了一代人。我本来不舍得借给他，但看在奶奶的面子上，我虽然很心疼，还是借给了他，并一再嘱咐：“看完了一定还给我，这本书我很稀罕。”可是，这本书再也没有要回来。每次要书，他都是嘻皮笑脸，心不在焉。至今想起来我还耿耿于怀。
这样的事情我还遇到过好几次。
从此，我不再把书借给别人。当我有了自己的书橱，我的藏书多达几千册的时候，我在书橱上上了锁，里面贴上一张纸条：自学用书，概不外借！我还在我的日记本里写下了两句感悟：“有两种东西不可外借，一是书，二是女人。”
有时候，当我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我会打开我的三个乳白色的大书橱，像一位德高望重的将军，用慈爱的目光检阅我排列整齐的书孩子们，内心涌动着一股暖流。但我不得不承认，我也有一个小小的遗憾，我的书橱里少了小时候的小人书。如果把那些小人书珍藏下来，那就更加完美了。
2008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