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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礼将官职分为天官(中央政府)、地官(地方行政)、春官(神职)、夏官(军事)、秋官(司法)、冬官(撂物制作)、六类。列举每个官职的名称、职制、人数和职务内容。从这些官的背景上看,它显然是后代的政治理想,寄托在理想化了的周朝身上而发挥的。周礼是中国政制的乌托邦,它提出了不少理想,值得重视。

    史记封禅书中虽然提到过周礼,但周礼的出现,却在西汉未年,又因为它的制度与诸经不合,所以被人怀疑是刘歆伪造的,是伪造献给王莽,以利于王莽改制的。

    但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检查周礼,发现倒颇有一些古代的材料,而那些材料,尚不是后人可以凭空伪造出来的。因此,周礼从这些材料的提供上,倒很有研究价值。

    因为周礼是四万五千八百零六字的精密政制著作,所以古人改革政治,就因它而立说,宋朝王安石变法,便是一例。

    戴圣:礼记

    在流传的礼的典籍里,礼古经失传后,一部分内容收在一大堆,"记"里。"记"到后来,只剩下三十八篇大戴记和囚十九篇小戴记。大戴是戴德,小戴是戴德的侄儿戴圣,传说是他们作的。因为小戴记内容易懂,所以学它的人较多,就成了礼记。礼记进了十三经,但大戴记就在十三经外了。

    礼记共有九万九千零二十字,其中有许多篇,是给礼做阐释的。礼有"文"和"义"的不同,"文"是节目单中的节目,"义"是节目理论。像书中的"祭义"就是祭礼的理论,"婚义"就是婚礼的理论。

    除了这些礼的理论外,还有一些跟札没有直接关系的理论,像大学、中庸、儒行、学记等,也收在礼记之内。其中大学、(中庸两篇,被宋朝的朱熹看中,抽出来,跟论语、孟子合而为四书,成了儒家的教科书,一直影响到今天。

    礼记历来也被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来看,毫无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

    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

    李觏(一九~一五九),字泰伯,江西人。他是北宋的大思想家。二十三岁著潜书。二十四岁著礼论。三十五岁教书,跟他上课的好几百人。四十一岁时候,范仲淹向朝廷推荐他,说:"李觏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义,斯人之才之学,非常儒也。"他在五十一岁死去,被称为"盱江先生"。

    李觏是主张经世致用的大思想家,他主张言利,说"人非利不生"、说"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在乐利的前提下,他主张耕者要有其田、不做工不得吃饭、统治者要无私财、和尚道士要还俗去做生产者。

    正因为他的立场是经世致用的,所以,他在哲学思想上,也同步发展着。例如他看易经,他就要人不要把易经带入象数性命等迷信,而要把它变成"急乎天下国家之用"的书。

    李觏比王安石大十一岁,他之于王安石,就像施洗者约翰之于那稣。胡适记李觏的学说中未能考订出他们根本是认识的,是一件疏忽,因为王安石答王景山书中,早就说他们认识了。

    倪国琏:康济录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不博的国家,再加上人口众多,历朝各代的中国人民,经常遭到荒年的压力。因此,如何应付荒年,就变成了关心民瘼的主题。

    宋朝董煟写救荒活民书三卷,"在南宋人著述之中,最切于实用,胜理气心性之空谈。"元朝张光大跟着写了这书的续集,明朝朱熊跟着写了救荒活民补遗书三卷,陈龙正又跟着把上三书订补出救荒策会七卷。此外,明朝朱橚写救荒本草二卷,告诉人们如何在荒年时找野生植物充饥;周孔教、张陛各写救荒事宜一卷;清朝初年俞森写荒政丛书十卷。陆曾禹写救荒谱。俞森、陆曾禹都是浙江杭县人。

    到了乾隆时候,倪国琏把救荒谱做了节本,再由群臣们订正,在全国蝗灾那年(乾隆四年,一七三九)进呈给皇帝,由皇帝赐名康济录,虽然不再有救荒字样,但骨子里,是典型的救荒手册。

    就这部书里,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多么苦,和中国"仁政"的一面(康济录原作当然是陆曾禹,这里从俗用倪国琏)。

    洪亮吉:洪北江先生遗集

    洪亮吉(一七四六~一八九),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年号更生,江苏阳湖人。他是一位史地学者,到了四十五岁,中了进士,做了小官。五十四岁时候,清朝高宗死后半年,他上书成亲王痛论时政,说仁宗"宵小荧惑,视朝稍晏"。第二天就给抓起来,第三天就要以大不敬斩立决。第四天仁宗免他一死,把他发配新疆伊犁,"交将军保宁严加管束",一百多天后救回。绝域生还,乃自号更生居士,在家乡著书授徒,九年后死去。

    洪亮吉一生关心民间疾苦,关心实际问题。他驳斥迷信思想,反对世俗的鬼神论。又揭发贪污的真相,说人民的造反,乃是官逼的,官吏"赋外加赋,横求无艺,不逼至于贼不止"。

    洪亮吉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thomasrobertmalthus)

    的竟不谋而合。他的完成在一七九三年,比马尔萨斯的还早五年,虽然不如洋人的细密,但是洋人的理论是有师承的、有传统的,洪亮吉的却是土法炼钢的。可惜他的先知言论不为人所重视,最后徒托空言以"见外"而已。悲夫!

    佚名:仪礼

    儒家提倡礼治,关于礼的典籍,流传了三种"经"和一大堆"记",三种经是仪礼、周礼和礼古经)。其中礼古经失传了。仪礼和周礼传说是周公作的,实际是战国人的作品。

    仪礼是宗教仪式、政治仪式的总集,今本包括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服、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十六篇,多半都是士的礼。

    仪礼是古代礼的节目单。古代的贵族们一举一动都有一套规矩,这些规矩又因地位不同而不同,踵事增华,使当事人自己也搞不大清楚。于是就请专家们来帮忙,这种帮忙,叫做"相礼"(辅导别人行礼);这种专家,就叫儒。相礼相得多了,就累积出节目单来,到时候照本宣科,可以省事。这种节目单的总集,就是仪礼。节目单最多的时候,多达五十六篇,后来丢了三十九篇,只剩十六篇,就是流传到今天的仪礼。

    仪礼是十三经之一,历来把它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来看,毫无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

    辜汤生:张文襄幕府纪闻

    辜汤生(一八五七一一九二八),字鸿铭,别署汉滨读易者,福建同安人。他是英属马来亚摈榔屿的华侨,早年留学英国、德国,得到文学、工学学位。一八八年后,在新加坡英国殖民政府任职。后来跟马建忠一夕谈,深感当为祖国效命,第二天就辞职,然后蓄辫易服,回祖国了。

    辜汤生从二十八岁(一八八五)起,入张之洞幕府,为张之洞主持英文译述,历时二十多年,他说张之洞对他"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张之洞死后,他以二十多年间见闻所及,写成张文襄幕府纪闻,对晚清掌故礼俗,多有生动的记述。另以英文写中国的牛津运动(thestoryofachineseoxfordmovement)一书。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wihelm)把它译为德文,名叫中国反对欧洲观念之理由,指定为哥廷根大学哲学系学生必读参考书。民国以后,辜汤生又用英文写成原华(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一书,一名春秋大义,宣传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辜汤生晚年在北京大学教书,被人看做"老怪物"。但他的特立独行,却是一个不世出的榜样。

    桓宽:盐铁论

    桓宽(前一世纪),字次公,河南上蔡人。汉朝自武帝起,大搞统制经济,用桑弘羊之说,设榷酤(酒官卖)盐铁(盐铁官卖)之法。汉昭帝时,召集天下贤良、文学六十多人开会,辩论得失。最后由倾向儒家的桓宽编成纪录,就是六十卷的盐铁论。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太重视财经的国家。中国人的财经之道,也只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之类的理想与常识。至于如何才能无不均之事,中国士大夫一来疏于研究,二来也无计可施。中国士大夫喜欢放言仁义而耻言功利,一涉及财经之学,便目为聚敛之事,所谓"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是也。故在中国历史上,除非法家健者或得君专而又有魄力者,不敢在财政上有所举措。所以中国的财政常常不能配合行政,即有所配合,也必须借儒家之名以行。且行时往往贤者回避,以致小人当道,把财经弄出不少问题。

    从盐铁论一书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财经思想的水平,使我们知道中国人对财经问题的见解,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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