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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人知的版本(之三)——
徐群山以两根手指从大衣口袋里夹出一盒烟。中华牌。他以尖削的小指挑开封条和银色的锡泊纸。他突然低下脸闻了一下香烟。孙丽坤接过来他递来的一根烟，见他捺燃了打火机，慌忙把脸凑过去，很近地向他猛一抬眼睛。
他说起她的舞蹈。“我很小就看过你跳舞。”他不说好还是孬。他说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她插嘴说那是哪辈子的事了。他好长时间不讲话，然后说，你还是那样子，没变。
她说，变喽。
他说，你真没变。第一眼我就认出你来了。他心想，尽管你什么都没了：地位，形象，青春，自尊。他说，我一眼就认出你了，那天在你窗下。他笑起来，微微咳嗽。
她一下迷恋上他咳嗽的样子：一只手握成空拳轻轻抵在嘴唇上。那种本质中的羸弱和柔情遗露了一瞬，就在那咳嗽中，已经想不起来，这年头谁还会这样清雅地咳嗽。
“你要调查我啥子么？”
“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
“我都不晓得自己有啥子给人家调查的。”她略撅起嘴。多年前男性对她这副娇憨模样很买账的。她看不出他对此的反应。“有啥子好调查么？”她把身子重心移到了一条腿的支点上，伸出另一条腿，绷紧脚尖。腿在他眼前升高，一时间不再像腿。它似乎在无限延伸，长而柔韧。一种不可思议的生命在那腿上苏醒舒展。这有灵有肉的腿使那不成形状的裤子蓦然消逝了一般。她悠然地说，我能有什么值得你们调查呢？一个跳舞的，十多岁就进了舞蹈学校。写封信要跑到宿舍走廊上十几回，逮到谁问谁：什么什么字怎么写？文化都莫得。我有什么反动思想？写反省书认罪书翻烂了一本字典。不写那些，我还真学不到那么多文化。她就这样看着腿在空中游动，说着。我比人家都苦，十多岁了我睡觉还把一条腿绑在床架上。人家两条腿撕成“三点一刻”我撕成“十点十分”你看，那些苦都长到它里头了，不会消退了，她看着腿说。像母亲看自己漂亮却残缺的孩子。
你为什么没结婚？他忽然问。
还没结么。她答，不求甚解地看他一眼。见他不讲话，她又接着刚才的话尾絮叨下去。我哪有童年，少年；我的童年就是一块糖分五次吃；没钱，也怕胖。
你就没爱上过一个人？
恐怕有过吧。她低头看着自己另一条腿，又说，我不晓得。你要我交待这些呀？
他说随便谈谈，不一定要像审问和被审。我不是来审训你的。他过去看她的另一条腿。它有了它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弹动几下，又绕动几下，出现了一个哑语般的暗示。他看傻了。她看见他看傻了。
我真不晓得，她笑起来，露出细密整齐的牙齿，天生的晶莹。
他一动不动的手指上，已是第三根烟了。烟像庙里供香一样烧它自己的，他几乎不去吸，烧下白白一大截一大截的灰落在他手底下那个土陶的小碟里。它是她用来盛辣酱的。酱干了，剩一些深红的疤痕。到处能看见一个无心绪活着的人的无心绪。
“看了你的材料。”他说。
“看了我写的那些？四百多张纸？他们给你看的？”她脸红了，红色深起来。两腿的表情消失殆尽。
他说是。他没说，那四百张纸老是讲的同一回事。一次比一次讲得详尽。人们要她讲所有细节。她跟那个捷克舞蹈家仅仅三天的腐化堕落过程；谁先解裤腰带的。人们认为这很有必要追究，因为谁先解裤腰带关系到哪个国家先逾越国境的国际政治大事。由于孙丽坤一再地想不起谁先谁后，所以她被一关两年，人们这样告诉年轻的徐首长。中苏边境一干起仗来，孙丽坤就更严重了，有国际特务之嫌了。于是解裤腰带与否就远不止事情本身那点罪过了。
她说：“祖国人民派我代表中国人民，他代表捷克人民么。我俩编排了一个双人舞么。三天三夜都在练舞，不晓得咋个就这种事情，咋个说得清？你说得清不？”
孙丽坤说到此抬起头，闯了大祸却完全无辜。她看着这个年轻的徐首长，充满无世故者的苦恼。
徐群山在离开她之后一再想起她这副样儿。可以断定这个感觉成熟到极点的女子智力还停留在孩童阶段。她的情感是在她知觉之外的，是自由散漫惯了的。她谈到一次次艳遇就像谈一次次演出：全身心投入；每场虽有即兴发挥，大部分却是规定动作。她不意识到她已舞蹈化了她的整个现实生活，她整个的物质存在。她让自己的情感、欲望、舞蹈只有直觉和暗示，是超于语言的语言。先民们在有语言之前便有了舞蹈，因它的不可捉摸而含有最基本的准确。他在孙丽坤灌满舞蹈的身体中发掘出那已被忘却的准确。他为这发掘激动并感动。在那超于言语的准确面前，一切智慧，一切定义了的情感都嫌太笨重太具体了。那直觉和暗示形成了这个舞蹈的肉体。一具无论怎样走形、歪曲都含有准确表白的肉体。徐群山知道所有人都会爱这个肉体，但他们的爱对于它太具体笨重了。它的不具体使他们从来不可掌握它，爱便成了复仇。徐群山这一瞬间看清了他童年对她迷恋的究竟是什么。徐群山爱这肉体，他不去追究它的暗示，因为那种最基本的准确言语就在这暗示中，不可被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