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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才好象听见有人喊我。恐怕是梦。
让我这样躺着，却不让我动，搞得我很窝囊。那段小梦，使我这颗天真的心脏傻头傻脑地跳快了一倍。我梦见有人来搭救我，捧住我的脑袋，象拔一种根茎类植物一样用力地拔。我的头发死死牵住泥土，使他们很难拔出一个全须全尾的东西。还有人喊我，我的名字变成了一首颂歌，被许多人用假嗓子合唱，拖着长腔。
我在梦里忽然变得不想死了。可那些人全都对我板着脸，意思好象说：事情闹到这一步，你耍赖可不行。我真想对他们说：我不需要你们的颂歌，劳驾你们闭上嘴，不然我宁可不死了。但我不好意思讲真话，那样不是得罪人家吗。
直到我清醒，还听见袅袅的一点余音“陶——小——童”
我记得，我是逆着山势躺着的。全身的血都灌进脑子，这使我犹如一条底朝天的口袋，所有东西都陆陆续续往下倒，倒到最后，我发现自己最耿耿于怀的是孙煤半夜失踪的事。那件事使我大长见识也大受刺激。
孙煤能在那么一件荒唐事里表现出正义和勇敢，真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发现我蛮应该当一个密探，因为这方面我条件杰出：机敏、多疑，孜孜不倦。与密探不同的则是，我对当事人怀有极善良的愿望。真的，当时我对班长那种不知害燥的行为嫌恶的同时，又为她担忧到了心律不齐的地步。
我忽然又听见什么地方有人呼唤我。我否认我又做了什么梦。仔细听听，山上的树和草在索索响，除此以外，没什么再证明地球上还有活物。
我没见过比这更可怕的灾害。大自然想折腾所有生灵是太容易了，它不过发了十分钟的牢骚，把所有的“大寨田”都恢复成亿万年前的状态。人们无穷尽地利用它，这使它不耐烦。它一阵疯狂的哆嗦，象要甩脱一切强加于它的负担。于是山崩了，河断了，泥沙与石头汹涌得象大潮一样从山上倾泻，人们精心营造了多年的村庄毁了。我随“抗震救灾”大军开进这里时，一切都乱得不成话，没人知道该从何处救起。
这是我来到此地头一次见到月亮。真的，几天来，连太阳也不曾出来过，何况月亮。
灾区的月亮，又白又大，象“阿斯匹林”大药片。
我能很痛快地吞下任何药片。阿奶曾对我的吃药精神深感恐怖：一颗随便多大的药，被我一瞪眼就咽下去“咕咚”一声，象块石头落到井里，接着再吃第二颗，看样子象吃起来没够。“这小孩吃药有瘾头吧？”阿奶疑惑地问母亲。
“她吃药一向蛮乖。就是一碰两碰地生病，伤脑筋！”母亲说。
我也太爱生病了，为此我感到害臊。每次母亲对着我叹息：“唉！老天爷，你怎么又生病了？”我就感到很对不住她。她的牢骚和烦躁我非常体谅。那次阿奶把我带走了，她坚持说我没什么病，主要怪母亲养得太马虎。
阿爷看见我高兴得发狂，很庄重的脸做出各种怪样子来逗我笑，我一笑，他更得意忘形。没想到，我这一岁半的病孩子倒挺让这老头子看重。
我很争气，从此不再病。阿奶在两年后领着我去了回上海，脸上很光彩。父亲要把我留下来，跟哥哥姐姐一道受父母关怀，阿奶手指点着自己鼻子，说：“除非我死。”
这回的的确确有人喊我。七八处伤都在剧痛，证明我醒着，没做梦，我要把它当个梦或幻觉什么的可就亏啦。
是许多人在喊我，声音怪悠扬的。
我的耳朵出奇的好，大概它们略有些招风的缘故。因此，我梳辫子时尽量用头发把它们盖掉一些。徐北方说：“你掩饰了一个小缺点，却丢掉一个大特色。”以后，我就放心地把耳朵露出来。在通过我入团的大会上，有人提出这么一条优点：“陶小童听取别人意见时很虚心。”大概是这双丑耳朵给人的错觉。
渐渐地，我似乎连那些人的脚步声也听见了。准是团支书王掖生活下来了，领着大伙来找我。我就知道，团文书轻易折腾不死。那回新兵投弹，彭沙沙瞎使劲，把手榴弹丢到身后，正敲在团文书脑袋上，他稍一晃悠，立刻就站稳了。然后他方方正正的脸变得蜡黄，一揭军帽，一股血汹涌地淌下来。医生说，他那脑袋够经砸的，换个人，不死也傻了。
“陶小童！陶——小——童！”
终于，我真切地听见了。
我不知怎么会紧张起来。我衣冠不整，蓬头垢面，躺的姿势也很笨拙，待会儿相逢时，我的形象大概不如他们想象中的英勇。
他们在喊我，战友们。我光着的脚丫突然有些发热，手指在往泥土里抠。我明白，这叫激动。我幸亏没死，不然就错过了这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陶——小——童！”
我试着应了一声。一张口，吓了我一跳：嗓子眼只出来一股粗气，这可太令人难以置信了，我怎么突然间没了声音？
从那次修“人防”工程，成立鼓动组，我的声音差不多就被判了死刑。变魔才的董大个负责筹备鼓动组。我当时挤过去对他嚷：“我参加！我我我！”
他说。“别起哄！”董大个的长手臂左挥右挥，分配谁谁打鼓，谁谁敲锣。最后也没看上我。他事后笑着对找说：“你的嗓子只能讲悄悄话。”大美丽孙煤是鼓动组的主力。她就是不报名，也有人请。她即便不张口，往那儿一站，就是鼓动。她深深勒着闪闪发光的腰带，上面挎着竹板，红穗子一飘一飘，真让我羡慕得不想活。鼓动组占了一块高地，成了整个工地、几千军民瞩目的中心。他们临时搭了座大牌楼，学生们扎许多纸花饰上去，打扮得象顶巨大花轿。“花轿”一侧贴满对解放军的赞美之词，另一侧又是解放军把同样的词推让给老百姓，给人感觉是军民在抬杠。后来鼓动组扩充人马，全宣传队几乎都挤到“大花轿”里去了，剩下可怜的人数还在暴烈的日头下刨大坑抬大筐，其中就有我，还有团支书王掖生。我肩膀上肿了个紫红的小馒头，真希望他们也把我收容到鼓动组去。把我和团支书搁一块可真冤死我了，我虽然声音小，但不是左嗓子，他连语录歌都会唱走调。哪天打起仗来，鼓动组就是全牺牲了，也轮不上他去唱。
我又试了一次，嗓子还是“呼哧”一声，象破了的手风琴风箱，更象排废气的管道。我急了，我若与战友们失之交臂，就意味着永远这样不舒服地躺下去，可我早就躺腻味了。并不是我对死这事有什么反悔，我是说，连最后亮相都免去的死法我有点不甘心。
一批批汗珠从我的毛孔里冒出来。我无法挣扎、无法叫喊、无法向来找我的人发出一个我没死的证明。一棵树严严实实掩盖着我，是我把它弄断的，现在它要断送我。
“陶——小——童！”
你们这样喊是白搭。
过去我常常很不服气地想，找个没人的地方操练操练嗓子，不信它就那么点能耐。以后证明我行：只要没顾虑，我也能发出大喇叭似的嗓音。任命我当新兵班长的当天，我的嗓门之大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我懂了，我目前的状况叫失声。人的神经受到强刺激后，就会出现这种官能性的失声。
阿奶喜欢静悄悄的女孩子。她不喜欢姐姐，因为她成天哇啦哇啦。女孩子讲话要尽量轻声，别怕人家听不清。
阿奶最后是被一帮哇哇乱喊的人活活给吓死的。他们冲进来，站在院子里喊了一下午，一边喊一边翻箱倒柜，说是找阿爷的发报机。他们断定阿爷每天要跟台湾联系。阿奶当晚就故世了，她闭上眼的时候，阿爷大声叫她名字，她突然睁开限咕噜一句：“行行好，别吵我。”我本来已准备放声大哭了，这时改变了主意，哭得极轻声。到最后我都是阿奶最赏识的女孩。
我一筹莫展地听着他们声嘶力竭地喊。他们在靠近我，大概只隔百来米了。天黑透了“阿斯匹林”似的月亮已被云吞掉。这山上尽是大小石头，一场泥石流几乎把全世界的混账石头都集中到这里，藏下我这么个人，象大海淹没一枚贝壳般省事。你们别这么喊好不好，喊得我难受得要死。我的手指已往泥土里抠得更深，整个感觉象做恶梦。谁都做过那种梦的：自身囿于巨大危险，却动不了，无法摆脱，最可怕的是喊不出来。
我张大嘴巴，鼓足劲头，结果还是“呼——”好象它除了出气，不会干别的了。我知道他们已离我很近，我哪怕讲句悄悄话，他们听得见。
我发现我在哭，热乎乎的眼泪被招风耳盛接住。我有很久没哭过了，当新兵的时候，一哭，班长孙煤就说：你们新兵少给我来这一套。后来我当了班长也照样这么说。孙煤从来不哭，我认为这是她顶过硬的招，当着部下的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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