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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书记当然不会和我去逛逛。她尚未在新情势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态度。她必须主持每件事的是非，因此一件事突然没了是非令她非常失落。她倒是跟着我走到楼梯口，似乎刚刚醒悟，说，哦，是你呀！
貌似圆场，其实她早就确认了与我的对立。这对立可以把我爸爸排除在外，甚至怀疑她看出我与她最具体的对立点在哪里。一种气息，或说影响，是从她丈夫那儿来的，在我身上。不可能消散无痕。不可能否认：那个眼看我成长、参与了我的成长的男人。几乎每天在我头发上揉一揉，每天拍抚我脸颊，每天把目光投向我体内体外任何变化的那个男人，他的影响，他对我整一节子生命的参与不会不透露出来给他的妻子。她猜测，有份更内在的亲密在我和他之间。他对我的一回眸，一笑，一指点，就足够她去猜测。女人是很生物的，从本能上来说。那样不可言状的交流，她不可名状地意识到了。他与我的接近，他对我投来的每一束心爱和关切的目光都关系到我的成形。内心的和外形的我，是由于他给予的不寻常的欣赏而形成。
她意识到了，她却无法说。
我想我是被她的直觉识破了。
我们就那样站在楼梯口，交换最基本，最浅表的介绍语。我站在低两级的台阶上，让她保待领导势态。
你在上大学？
是，师大。
你插过队？
插过，在公社小学教过书。公社就推荐我上师大外文系了。
哦，那不错。
她打量我的装束。你这副德行他们也推荐你上大学？
不是只推荐优秀知识青年吗？他们可真瞎了眼。你还不知用了什么手段。
我微微含笑，猜想她心里大致说些什么。她教育我要对我爸爸的可耻行为有所认识，她一个手仍背在身后，另一个手一上一下狠点她脚边一个目标，说，这就是你父亲的根子，资产阶级的意志薄弱加上机会主义。见风使舵。
捞政治资本不惜出卖同志。
我想，她这些词汇可以对任何人而言，不是我爸爸。
因为它们的抽象性，那种陈词滥调的政治性，就弄得它们越来越不沾我爸爸的边。她的愤慨和批判充满集体感，因此她愤慨的对象也可以是非具体，非个性的。她惟一没说到的是我爸爸的人格。他上台表演那一记耳光，揭露的恰是他人格中薄弱处。
我听她讲下去，保持一个中立的微笑。我甚至觉得她有趣，不需要忍受她。她皮肤奇特的细腻，却无水分，嘴唇又红又润，它们本身的运动所致。她让我千万要抵制我父亲的影响。还年轻，还有希望。
我看着这具女体，心想它也曾有青春。青春是在它的哪里终结的？从那嘴唇上。甚至还没有终结，顽固和绝望形成它的色泽。也一定是打这里起头。贺叔叔的嘴唇知道它们早先多汁。还是不错的。这副嘴唇也曾启开，无词在它们中间。多可贵的无词的嘴唇！它们也会迎奉，也会是盈满汁水的熟果子，等得要破裂。也曾有一些时刻，它们仅是享受的感官。年轻的贺叔叔一定不知道，它们将会像此刻这样运动，从它们中间泌出如此成套的官样语言；它们会发行出如此的铅印字句。年轻的贺叔叔只顾把自己盲目的嘴唇摸索到这副嘴唇上，揉搓它们，品尝它们，几十年前，它们滋味不错。
我微笑着，看着贺叔叔许多年前吻过的嘴唇。为之头晕眼花过的。
我是说真正的吻。恨下能把一个人的肉体和心灵都一同吸入。我知道有这样一件事，叫吻。
对女书记我自然是要替我爸爸道歉，同时辩护几句，我说，他为这件事好痛苦。我又说，他并不是平白无故啊，他为别人奴役了四年，也是很委屈啊。
我说，她听。我的语气是冷静的，距离的。我正对着她的面孔说，四年呐——你想想——一个作家能有几个那样的四年？成熟和激情正好在那四年交汇，然后就错过去，各走各的。我叫她阿姨，说，那四年我爸爸等于不存在。
她不全懂我在说什么。她觉得我身上有一丝我爸爸的怪诞，她得谅解。
我语气的距离和轻淡使她接受了它，接受了我温和的敌意，尽管敌意却风度良好。她叫我说下去。
我说，我爸爸那样做是不对的。不过不是那种政治上的下作；仅仅为政治上避嫌，或政治上叛变。我爸爸那一下子，有他正直的道理。
她那应是两根眉毛的位置又拱动一下，红了，说：正直？
我忘了介绍，她脸的基本色调始终是红的。
我说我认为是正直。我爸爸那一记有正义的东西在里面。
她又说，正义？！她哼哼两声，大概是那种属于正面人物的冷笑。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你父亲可能会被看成一个正直的人。他可以隐藏他的卑鄙嘛。可惜文革给了所有人一个大舞台，谁都以为反正人人都在演，人人都在台上，台下没观众。结果这些人不知道，总有人在当观众。
演过头的人，像你父亲，就回不到原来的位置了。
我想，哦，原来你把它看成一个大舞台。你我现在的对台戏无疑是被容括在大舞台上了。这相当败兴。我一下子没了角色感。随她的便去说教，我跳到局外了，想她与贺叔叔的肌肤之亲，是许久前的事了。贺叔叔被送进监狱的时候，你不也送进去一份离婚报告迫他签字吗？仅仅因为当时没人做主，最后的批准才没有达成。贺叔叔在瓜棚的几年里，没有亲友去看过他，你也在那个不探望他的人群里啊。
我道声再见转身向楼下跑去。让女书记去独自做正派人物，矜持谢幕。
到了院子里。
进入了秋天。菊花装帧成的毛主席相框，平面与立体的两种空间感被放在了一起。很有趣。虚和实的质感。我们那时的生活里常有这样的拼合：一条大船是绘制的、平而的，而放在舵手位置的毛主席则是石膏像，立体的；或者，整个画面是黑白的，所有人脸是黑白的，只有毛主席军装上的领章和帽徽是鲜红的，丝绒或某种闪光质料。这样的拼合让我感到自己所在的这个时空也不可靠，可以任意拼接。我夹着书，却不想看。
这才有空来好好看一看阔别四年的贺叔叔。刚才进入我视觉的，我并没有来得及着见。去一个局部一个局部地看，一条皱纹一条皱纹地欣赏，一个神态一个神态地品味。现在，可以了，独自坐在木椅上。风把碎块的阳光吹到我满裙子的白雏菊上，我脸上和头发上。窗就在二楼那排窗子中间。我开始细看刚才那个印象。从贺叔叔突然出现在女书记身后开始。他带怒斥和嫌恶的语气，说女书记，吵吵什么？！让它再来一次，就从他一头白发开始；他削瘦的身板，肩还是宽的，胸膛还没薄去。四年的搬运西瓜，拉板车。之后我看见他的微小之极的一个动作，把那只没了中指的手掩饰起来。这掩藏是他自如地用那手、该怎样还怎样，以他自己对那残缺的否认和忽视来感染别人。把残缺从自己和别人的知觉中抹去。他不少什么，磨难没让他缺掉什么：磨难也可以被抹去——他那样真情地扑向我爸爸，拍肩打背，就是要抹去那磨难。抹云反目和背叛，让他俩分别的那些年也不算数、又一个勾销。贺叔叔那双离得过近的眉头，此刻打开了。
太盛大了，两个军团的会师。此之前他们在混战中误伤了对方，终于跨过硝烟沉寂的战地，遍体鳞伤地走到一起。
我坐在木椅上。木椅有点湿涩，清苦的菊花芳香如一味药。我膝上放着未触动的书。他们在二楼的窗口里。我眼神盯着一丛矢车菊。继续去看阔别后的贺叔叔。把他从上到下，再自下而上地看。那刚才一股脑儿进入我眼睛和最新鲜的记忆的他，我现在可以放大、重复。看他一条条蚀进皮肤的皱纹，银色的一层胡须茬子；中上装的领口稍紧，在他转颈子向他妻子介绍我时扯动了宽松的皮肤。他有副秋收后成熟的脸色。是在斥责了女书记之后他认定那就是我。但他什么也没泄露，只说：好多年没见这小伙子了！瓜棚的那次，就让他混过去了。重复地看，让我喜欢起他正往坏处走的形象来。
不是被迫性失忆。相反，木椅上越坐越冷的我，看见的是一个男人，他生怕给十八岁的女孩耍弄了。十八岁，她满心都是妄为，每个眼锋都发出奉献她自己的暗示。他知道她坐火车走了后就很少想什么，全没那回事。他在拍了我爸爸肩膀后看到我的装束。我同他打招呼，叫了声：
贺叔叔。这年轻女人那么成熟和久经沙场。他怕我已把瓜棚中的所有对答和交流统统变成了我的成本，投资于从此往后的真实情场。而那小女孩最初是从他那里开的窍。
我松懒地坐在那儿，眼睛半闭，有些菊花中的五彩小灯亮了。二楼的窗子内越来越黑，不知我爸爸是不是把烟缸抽成尖尖一个堆。俩人轻声谈到了何处。我妈妈已从文化馆下班回来了，背着装满业余文艺活动的老相机。她进了旅馆的院子就看见她女儿在那儿无边际地发呆。她清脆地叫着我，走近来。
我妈妈胖了不少。苦日子使一部分人很有效地发胖，是一种不同的胖法。手里那把自动阳伞也是祖母的遗物。
祖母的年代，用自动伞是个颇大的赚头。那真是一把细巧玩艺，深蓝羊皮的弯柄，细极了，明显是排除了那些不够细巧的手指头对它的把握。我妈妈曾经同它搭配得还算准确，现在就很勉强了。她变粗许多的手指捏在那柔媚病弱的弯曲上，捏得吃力也总不得要领似的。伞面也精细，宝石蓝上一根根桃红、鹅黄、银白的细线条，一环环推出某种频率。非常好看，这个城市大马路上却没一个人合适撑它。它会成任何人身上一个不搭调的细节。我们都习惯对美丽和细致去一眼带过了。那场消灭个性消灭细致的革命过后，让我在这个秋天的傍晚、看见了祖母多年前有过的那个美好晴天。
我轻淡地讲起贺叔叔和我爸爸怎样见了面。我妈妈面色马上变了，问道：贺一骑啊？！
我笑笑说：还有别的贺叔叔？
她担忧地看我一会，又去看一块地面。我告诉她：俩人很友善，完全像没有那回事一样。她点点头，被迫接受某种信仰似的。担忧却是重了。她问我贺叔叔的妻子是否也来了，我说是的。我说她是不作数的。
我妈妈陪我一块坐下来，交抱双臂抵抗秋凉。不知他们会谈多久。这对于他们，对于我们，太盛大了。
我可能没法子沿顺序来讲。一些事连出另一些事，一些人带出另一些人。
谢谢谅解。
有时我的障碍还在那儿，不绕过去，就继续不下去。
有时我会突然有种迫切，要把绕过去的地方仔细讲给你。
也有疏忽，也会有意外增补。
让我看看，瓜棚的时间，我们是怎样度的。
我们一起吃西瓜、聊天。但有股压力，什么那样迫切。我不断加快讲活的速度。谈话危险地连接下去，但说断就要断。空间在夜晚越缩越小。
他看出我是来为我爸爸讲和的。仿佛在等着千钧户发的那句话：贺叔叔你就把它忘掉吧。
我的确几次感到那句话就在我口边上打转。生怕被我讲出来就变成：我是来代我爸爸赔罪的。
或者：贺叔叔，你利用了我爸爸那颗天真和易感恩的心，把他四年的生命收买了。
他也看出，我讲得出那样的话。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发现我心里的一点儿野蛮。
我甚至在某一刹那几乎脱口讲出：你从来没把我爸爸看成朋友，你这政客。我为我爸爸揍你那一耳光赔罪，因为他根性上也有如此不高贵的东西——“墙倒众人推”
我不知我还想说什么。话直打结。在今天的岁数我明白当时的我还想说：你多会掌握人呐，贺叔叔，你看出政治气候的莫测使我爸爸一向不知所措，使他不自觉地利用你的庇护。他不得不一边惹祸一边对你卖身投靠。你就一直在搔他的短处。你们成了不可分离的朋友，但都不明白那一点点不适是什么。
我们这些政治动物，我们中国人。政治直觉是第一生存直觉；而我爸爸，他的政治直觉却总偏差那一点。贺叔叔自然比他世故一百倍。
这也是我当时想说的。
我不是老远跑去吃西瓜，去专程表达我的爱慕的。
我请了两天假，瞒着刚刚相好的男友，乘火车寻到那里，专程去告诉贺叔叔我的这个发现“他和我爸爸的亲密中，向来就存在一点儿微的无耻。
但当时的我不可能有我现在同你讲话时的逻辑：那时我也不能依仗我非母语的缺乏含蓄，那份无邪和无辜。
我专程去那里，也仅仅因为我突然思念极了。对我爸爸的那个朋友，我的长大，成熟，萌发青春都有一部分为了他的缘故。因此我跳上火车，啃着一块鞋底似的干烙饼，是为了我根本不清楚的秘密目的。我激动和害怕，看着车窗外的眼睛花了一路。
那个秘密要我面对贺叔叔不停地东拉西扯，不停地在一块啃光的西瓜皮上下意识磕着牙齿，直到贺叔叔轻轻把它夺下。它让我把正经要讲的话忘了，或者不断盘回肚里去改样儿。他站起身，很想伸个懒腰，但这地方不容他。
他说：小伙子，你休息吧。
我说：你去哪？
他拿起一条线毯，打算拿它当铺盖，告诉我他随便哪里都能睡。谁家去借一宿也行。
我突然说：那我不睡了！咱们聊天吧！
他笑起来，说：休息吧，我得到处转转去。他过来拿两个手掌抹了抹床上的草席，把过冬的东西使劲往里推一推。
我还是不肯睡。真的没有睡意，要讲的一句没讲。他没法子了，让这十八岁的女孩撒赖一般跟着他。女孩说，怎么睡呀，门都拴不上！他笑她找尽理由。他说，不怕蚊子咬死你就跟着我吧。
我笑着说，在窝棚里我已经给蚊子咬死了。我拉一把裤腿，让小腿朝着月光给他看。他说，我有万金油。我看他从裤兜里摸索出一个小圆盒，却怎样也扣不开盖儿。缺一根中指，其他手指必须开始新的协调。这个协调尚未完成。一下感觉他还不止残缺那一点。他自语说这玩艺常常盖上就打不开了。我把它拿过来，打开。他笑笑，已是那种老人承认自己没用的笑了。我猛来一股心疼。
他看着我把大半盒万金油抹在腿上，胳博上。他看着这些肢体从童年到少年，然后，完成了一个暗转，再出现时成了成年女性的。尽管还细弱，它们不能随便抓在手里，溺爱地拍打一番了。
他伸一个很大很大的懒腰。必须伸出这样的锻腰才算真正走出了窝棚的形状。他说，你怎么老跟六岁似的。
其实他恰恰不是这样想的。
我将万金油抹到肩膀上。把衬衫领口的钮扣解开。他不再看我，说：那边有个木粪桶，等会我找东西把它拦遮一下，不过晚上没事。这里没人来。
田园的寂寞开始感动我们。我听着自己的声音在退化成六岁，我说：老是六岁谁来做****接班人啊？
他凑趣地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