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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定论，便是肯定六一八事件，驱逐工作组。
这两场辩论大会对我震动极大，使我第一次对文革产生了明确的怀疑。人们出于对毛泽东的敬仰，对江青也怀有相当的敬意，我也不例外。在当时，绝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江青的历史和个人品质，对这个突然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红角的第一夫人充满好奇。然而，第一次目睹她的公开表演，我不禁目瞪口呆。最令我吃惊的，一是她的飞扬跋扈，把工作组长张承先像孙子一样地辱骂，二是她的公报私仇，当着万人之众抖搂家庭私事。在第二场辩论会上，形势已经明确，支持工作组的人不再有发言权，台上站着北大附中“红旗”的中学生，其头目彭小蒙是一个伶牙俐齿的女孩，做了一个火药味浓烈的发言。江青为之助威，高喊：“谁不革命，谁就走开！”群情激愤之时，康生又火上浇油，厉声宣布：“张承先不只是反动路线，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反动路线！”话音刚落，彭小蒙等举起皮带抽向张承先，而台上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皆作壁上观。在作总结发言时，江青越说越激动，一声“我要控诉”便开始详细数落张韶华如何利用毛岸青患有精神病而与之同居，张韶华的母亲又是一个多么坏的女人，说到最后，声嘶力竭地叫喊：“我们家没有这么个儿媳妇！我们不承认有这么个儿媳妇！”会场上立即响起呼应的声音：“把张韶华揪出来示众！”张韶华当时是北大学生，幸亏她早已逃匿，不在现场，暂时躲过了一劫。
辩论会之后，当天晚上，我在日记里记下了江青、康生的表现，也记下了我的不解和反感。在那段时间里，我仍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陆续记下了许多困惑。随着运动向前推进，不断有人遭殃，这些日记就成了我的心病，后来是我第一批毁掉的文件。
如同当时绝大多数学生一样，我以天真的热情接受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我的心目中，他不啻是一个神，甚至偶尔想到毛主席也有普通人一样的生理活动例如排泄，便感到不可思议，仿佛是一种亵渎。现在人们会觉得这种想法太可笑，但我曾与人交流，发现当时有过与我同样闪念的大有人在。我对毛不完全是迷信，也有真正心悦诚服的成分。文革前期，他的一些未发表谈话传抄出来，不胫而走，我读后真心折服于他的天才。尤其是他抨击现行教育制度摧残人才的谈话，何其痛快淋漓，简直像是说出了我们这些受压抑学生的心声。因此，虽然我对文革常有想不通的地方，也仍是强迫自己从正面理解和适应。报刊上出现的一些醒目口号，例如“触及灵魂的革命”“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关心国家大事”在我这个小资眼里被赋予了一种浪漫色彩，也诱使我努力顺应这场运动。我感觉到了理解和适应的困难，便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我对自己说：这场运动既然是史无前例的，其发展进程必然会不断地出乎我的想象，是我这样思想一贯偏右的人所难以接受的，我必须自始至终对自己的右的倾向保持警惕。于是，在我写的第一张大字报关于当前运动的若干问题中，我特别强调了这场运动的主要危险始终是右倾。我心里清楚，这个论点丝毫没有某种政治分析作为根据，其实只是我的不自信心理的隐晦表达而已。那时已有许多外地学生来京串联，我惊讶地发现，他们争先恐后地阅读和抄写这张大字报，并在上面写满了赞同的批语。我还写过一张题为造反有理，夺权有理的大字报，时间大约在1966年九、十月间，由于开头引用了从民间小报上看到的朱德的一句话，结果整篇文章被误传成了朱德同志讲话。不久后，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延安、成都都收到过这个标题的传单，内容正是我的大字报。我忘了具体写些什么了，大约不外是说夺权才能使造反成正果罢，是逻辑上的推演。我在文革中写大字报很少，这是主要的两张，都是所谓理论思考，虽然没有伤害具体的人，但多少也起了煽风点火的坏作用。现在我提及这一点倒不是要忏悔，而是想说明当时的总体氛围，我不属于极少数能够超越这种氛围的先知先觉者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