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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害世英的凶手是他班上的若干学生，他们无名无姓，微不足道，如今已像蚂蚁一样消失在无人知道的犄角旮旯里了。然而，在他们一生中的某个时候，他们曾经结集为一支仇恨的小分队，坚持不懈地追杀一颗他们不能认同的灵魂。从文革初期起，这个追杀行动就没有停止过。这几个人属于农大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按照一种解释，他们整郭世英是为了反周恩来，因为当初郭的问题是周亲自处理的。世英死后，周恩来来到郭家，还曾说了“世英是为我死的”这样一句痛心而又内疚的话。我相信这是重要动机之一，但我认为最深层的动机不在政治上，而在人性中。我第一次到农大找世英时的遭遇给我印象至深，那个怒气冲冲的男生是一个缩影，表明世英落入了一个多么格格不入的环境里。我常想，虽有文革的大背景，如果世英不是落在这伙狭隘的人手中，悲剧未必会发生。事实上，文革中一个个具体的悲剧都是由一只只具体的手促成的，大背景是它们得逞的条件，但不是赦免它们的理由。文革只是暴露了人性中的恶，恶的存在却不能用文革本身来解释和辩护。
世英多次对我谈到班上同学整他给他造成的苦恼。他死后，我烧毁了我的全部日记，但是，仿佛是要留下证据，在烧毁前我抄录了其中记载的他的这些谈话。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次。1967年5月2日，在向我报告郭民英的死讯后，他说：“我们班上的同学前一时期要整我。有一个女生特别恨我，她一直在外面，回来以后，班上对我的态度就变了。有什么理由呢？我在最艰苦的时候就支持造反派了。毛主席说，只有头脑是研究主体，其他一切都是研究对象，我对这一点体会很深。有时候我想，你们怎么老这么看我呀。其实，这一切自己都得研究，靠自己改变这种状况，不靠自己，还靠别人？就看你有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所以，他们让我写检查，我原来准备写一个十万字的十批判书，让他们去读吧。现在我什么也不准备写了。我对他们说：‘怎么，我就是一辈子反革命了？’”一个多月后，他又告诉我，班上一些人故意找岔，在枝节问题上整他。
同年12月17日，林铭述从外地返京，我和他在郭家初次见面。原定这一天请他验收编好的鲁迅语录，我们正议论着，世英突然说：“我认为今天的任务是玩。去外面玩玩吧。”他不看我们，若有所思地望着别处，接着说：“我宣布退出这件事，以后你们两人去搞吧。”林铭述站起来，踱了几步，出屋去了。屋里静极了，世英看着我，说：“我们班上又要整我。星期四下午，突然发出通令，要我签字承认是叛国分子。我当然不能承认。又提四条，什么不许和外校同学来往，一个月只许回家一次，多少天写一份检查，等等。我都签了，星期五我就跑回家来了。”我问他准备怎么办，他说：“明天回学校。我有什么办法呢？他们要斗，就让他们斗。打我，我也不抵抗。反正叛国分子我不能承认，以前都下过结论了。群众这么做，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合潮流的。不了解我的人，站在他们的地位上，也只能这么看我。我非常矛盾。”我说：“你不是说过要离开农大吗？”他说：“现在离开学校，就是死路一条。说实话，现在就这样死去，真不愿意。”我问：“他们会动武吗？”他说：“动武我倒不怕，就让他们打，孤立的味道才不好受，这是精神上的压力。鲁宾逊能在孤岛上活下去，是因为还抱着回大陆的希望。”
晚饭后，我们又回到这个话题。他说：“我回去后真不知该怎么办。历史发展总是一个浪潮一个浪潮的，不会以每一个个人为线索”停顿了一会儿，他问我：“你说我怎么办？”我说：“这只是一个浪潮，有涨潮，就总有退潮。”他说：“以后还有涨潮。”我说：“涨潮后还有退潮。”林铭述插话：“这是暂时的。”我赶紧附和：“对，是暂时的。”我们都想安慰他，但这安慰是多么苍白无力啊。离开他家时，他送我到院门口，对着我的背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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