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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他在不愿意死的时候死了。事发之后,我和平英、肖肖、小早去了一次农大,找世英班上的一个同学,向他了解事发那天的情形。那个同学到过一次郭家,也许是班上郭的唯一同情者。他说,那天凌晨,他在空地上徘徊,向楼上张望,远远看见郭世英的身影一动不动地印在那扇灯光暗淡的窗户里。在最后的时刻,世英隔着纱窗久久地凝望窗外的世界,他一定思绪万千,但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他想了些什么了。
我和林铭述再去郭家是在惨剧发生后的第三天。于立群一直在哭,边哭边喊着一些难以听辨的话。看见我们,她号啕大哭起来,我听见她断断续续地诉说:“对不起你们啊,世英就你们两个好朋友,为什么朋友在一起就是反动小集团啊,他们才是真正的反毛泽东思想”接着她骂了一串粗话。这时建英走进客厅,把我叫到隔壁一间小屋。屋里光线微弱,我坐着发怔,他在一旁摆弄相机,对准我按动快门。“我做个试验,b门,不用三脚架。”这个十五岁的男孩咬着嘴唇,做出坚毅的模样。透过窗户,我看见郭老独自在院子里,正弯着腰,切割用牛油自制的肥皂。我走出去,帮他扶住盛肥皂的搪瓷试盘,他朝我默默地点一点头。世英的卧室仍是以前的样子,我看见书架上有两厚卷爱伦堡的暴风雨,夹在其他书之间,那是他死前一个星期向我借的。当然,我让一切维持原状,直到某一天有一只不相干的手来打乱它们。晚上,我到客厅向于立群告别,她仍在哭,平英蹲在她身边,一边给妈妈捶背,一边仰起脸来悲切地望着我。走在街上,我和林铭述都默然无语。并肩走了一会儿,他突然嚷道:“这家伙真卑鄙,把我们害得好苦啊!”在世英被关押期间,郭老有一个和周恩来见面的机会,事先打算对周说这件事。如果他说了,周亲自出面干预,世英也许能够得救。但是,郭老看总理这样忙累,没有忍心说,回家后受到了于立群的情绪激动的责怪。郭老当时用颤抖的声音说了一句:“我也是为了中国好”便说不下去了。可以想象,接踵而来的世英的死使这位老人感到怎样的内疚。他是极喜爱聪明活泼的世英的,为了寄托和排遣哀情,在几个月时间里,他天天端坐在书桌前,用毛笔抄写世英在农场期间的日记和家书,亲手装订成八册,整齐地放在自己床头的窗台上。听肖肖和平英说到这些情况,我不禁黯然神伤。
我一直不能接受世英已死这个事实,无数次地梦见他。每次梦见他,他都仍然生龙活虎,于是我对自己说,原来他还活着,可是只要这么一想,我就立即看出他已是一个死者。事情过去三十多年后,我仍会做这样的梦。在这一生中,我梦见得最多的人就是世英。
1980年6月,我在读研究生,农大专案组给我单位发来一份为郭世英平反的决定,系里的政治干事向我宣读了全文,大意是:郭在农大学习期间政治立场坚定,表现很好,农大原文革一伙人明知总理亲自处理了郭的问题,仍揪住不放,残酷迫害。郭死后,总理指出:“矛头是指向我的。”郭是受迫害含冤而死,所谓现行反革命等污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政治干事表示,系里将为我清理有关档案。对于这迟来的公正,我感到的只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