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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一连，我有两个绰号，一是诗人，二是狗司令。
叫我狗司令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连里养了几条狗，我爱和它们逗玩，给它们喂食，它们都听我的号令。其中一条狗特别依恋我，我出工时把它带在身边，它就会一直坐在田埂上耐心地等我收工。有一回，它自己跑到田里来找我，跟随在我左右寸步不离，情绪很不安。回营房后才知道，原来那天上级命令打狗，它一定察觉情况不妙，就跑来寻求我的庇护了。结果，别的狗都被杀死，它幸免于难。此后一些天里，我天天带着它，躲过了风头。
写诗是我的积习。除了诗，我还常写日记。排长看见我躲在床角写东西，就投以怀疑的眼神，有一次终于走过来盘问我写什么，并教育我好好改造，不要再乱写。房间里两列大通铺，站在门口看一眼，谁在做什么一目了然，没有任何私人空间。事实上，只有我经常在写东西，难怪惹人注意。我心想，我写的一些诗不是挺革命吗，何不公开，免得人猜疑。于是，我给排长看了几首诗，也给排里的一些同学看。连里开晚会，有的同学便要求我朗诵，我照办，结果大受欢迎，诗人之名传开了。这一着很有效，此后排长看见我写东西再不盘问了，我获得了一定的自由。我们连的多数学生毕业于湖南本地学校，湖南人颇尊重文学，他们在发现我是一个诗人以后，都对我相当友好。
在湖区，天天接触的事物是太阳、大地、泥巴、水渠，它们就成了我的革命诗歌的主题。我当时写的许多诗称得上革命。比如警句，第一节是：“假如眼前的靶子是地球，瞎子也可以当射击能手。假如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馋鬼也可以投入革命洪流。”普希金在一首诗中写道：“不，我不会完全死亡，我将永远光荣，只要月光下的世界上还有一个诗人存在。”我便写了一首针锋相对的诗，先把月亮批判了一通，然后把普希金的诗句改成：“不，我不会完全死亡，我将永远光荣，只要阳光下的世界上还有人民存在。”我的若干诗句经常挂在同学们的嘴上，有时是为了抒情，有时是为了调侃。好玩的是，他们善于从我的革命诗歌中挑出一些句子，来表达并不革命的情绪。有一首泥巴的价值，头两句是：“要问南湾湖有什么？除了泥巴，还是泥巴。”后面便讲泥巴可以种庄稼、盖房、筑路、使人身心健康等等，而女娲用来造人的原料也是泥巴。他们略去了后面的内容，单挑出头两句在工地上朗诵，发泄对单调环境的不满。还有一首的前四句是：“我建议，干脆把地平线取消，让大地变得更加宽广。年轻人明亮的眼睛啊，要一眼看到共产主义远方！”往往在收工的归途上，他们便齐声喊出第一句：“我建议，干脆把地平线取消！”以此表达离开这块土地飞向外面世界的渴望。其实，我自己何尝不是在借这些看似激昂的诗句曲折地表达同样的心情。
当然，激昂也不是装出来的，常常是真心想要激昂，以求与时代合拍，也把身处的境遇理想化。然而，事实上内心充满迷惘，激昂的高调就常常透出一种病态。有一些诗，直接就是用激昂的高调表达内心的绝望，我自己很明白其性质，是不会让连队里的人看到的。例如暴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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