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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希望痛苦,也不希望耻辱!”相反,在整个过程中,我却充分暴露了我的性格弱点,极其优柔寡断,沉湎在对自己感情的无休止的自我分析之中。两年过去了,她学徒期满,有较长的假期,我们终于商定春节她来资源结婚。可是,在结婚前夕,我的弱点竟然来了一个大爆发。
1972年12月底,我正在中峰公社下乡,地区文工团来这里体验生活了。有一天,团里几个人在公社客房里闲聊,我也加入其中。有一个女演员正在刻钢板,她身材小巧,梳两根短辫,扎着红头绳,穿一件朴素的花布罩衫,一对大眼睛温柔而有表情。我发现她常常停下手中的工作,若有所思地望着我。一会儿,她完全放下了工作,心不在焉地听大家聊天,突然向我借钢笔,在一张报纸上涂写,然后又突然还给我。接着,我们结群去礼堂看公社业余会演,她说她要赶任务,不去了。可是,在礼堂里坐下不久,我发现她坐在台上一侧的椅子上,正凝望着我。
若干天后,贝珍走进我住的客房来取火种,对我说:“我可能先回桂林,明天走。”门外有人声,她匆匆走了。一会儿,我出屋子,正要进公社办公室,见她迎面走来,走过我身边,飞快地递给我一张纸条,头不回地径直走了。我的心砰砰乱跳,走到街上无人处看纸条,上面写的是:“在即将离别之前,才感觉到这里山好水好人更好,尤其是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午,在一间大客房里,文工团的人在烤火,她在油印。我靠在角落里一张床上,注视着她,心里七上八下,她也不时朝我窥看。我做出两个决定,第一立即给敏子发电报,让她暂时不来资源,第二把我和敏子的事情告诉贝珍。晚上,我和贝珍在乡村公路上散步。听说我已经有了未婚妻,她一怔,显然感到意外。她告诉我,虽然她不乏追求者,可是她对别人从来没有产生过这种感情。
次日,我回县里开会,四五天里,我们通了好几封信。在当时的我看来,毁弃婚约是极严重的事,基本否决了,但又十分舍不得她。她也劝我维持婚约,同时又对我一往情深。1972年的最后一天,我借口要买香菇,跑到中峰,当然真正的目的是想见她一面。回县前,她来找我,说已经请假,要去县里买东西。后来我知道,她的借口是去买天麻,文工团的人因此给我们两人起了绰号,称她为香菇,称我为天麻。我们同车到达县城,她下午去办事,晚上来我的房间叙谈,当夜住在县文艺队的宿舍里。
按照常情判断,两个彼此爱恋的年轻人关门处于一室,一定会发生点什么事。事实却不然,那时候的我,说单纯也好,说迂腐也好,对于一个我不能娶的姑娘,哪怕动一下亲吻的念头也会觉得罪恶的。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们规矩地坐着说话的时候,中峰那里已经炸开了锅。正是阳历除夕,文工团的人聚餐,有人问贝珍哪里去了,响起了一片嘻笑:“县革委会那个戴眼镜的小伙子真厉害,把我们团的姑娘拐走了!”“多少人攻不下,他盯她看一会儿,一下子就带走了”在场的地区政工组一个副组长闻言勃然大怒,当即宣布要把我放到最苦的公社去。当天夜里,文工团不断地往县里打电话找人,并调查贝珍睡在何处。第二天,从清晨起就派人在公路上守候,贝珍一到达,立即被隔离了起来。第三天,我去中峰,无法再见到她,只得到了别人转交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表示不再与我见面。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粗暴地压制恋爱自由无疑是对人权的侵犯,可是,在当时,两个年轻人哪里有力量对抗握有一切权力的组织。若干个月后,文工团一位老演员到资源出差,她是贝珍的老师,我从她那里知道了较多的实情。那个政工组副组长掌管文工团,他宠爱一个男演员,而那个男演员看上了贝珍,他就一直在利用职权从中撮合。在他看来,我不啻是闯入了他的禁地,搅乱了他一心想包办的婚事,难怪要恼羞成怒了。中峰风波后,他和那个男演员对贝珍进一步施加压力,仍以失败告终。贝珍的老师告诉我,贝珍始终为我辩护,说她是主动的。她对老师说:“一般男的往往头脑简单,感情僵硬,我长这么大没有遇见过这样的男人。”贝珍的老师还谈了她的一些近况,例如在阳朔拍电影漓江春早,别人抢镜头,她却很淡漠,躲在树阴下绣花。听了这些,我心里越发难过,觉得贝珍可贵,格外想念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