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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神经一直太敏感也太脆弱，在资源生活的八年半，从二十四岁到三十三岁，正是青年盛期，这种情况并无多大改变。我看不得悲惨的场面，有好几次因为看见临终的病人而昏眩。一次在中峰卫生院，我认识的一个医生在给一个年轻女人做人工呼吸，她双目紧闭，袒露的胸脯呈铁青色，鼻孔和嘴向外喷血，她的婆婆在一边哭喊。我在门口看到这个情景，顿时感到胸闷、恶心、眼花，赶紧到那个医生的宿舍里躺下，再回去，病人已死。她死于钩断螺旋体病，这是资源常见的一种寄生虫病，发作就不可挽救。还有一次，我去县医院看望与我们同年分来资源的一个学生，他在打篮球时摔了一交，伤了脊髓，恶化至于瘫痪，已是弥留之际。他原是一个英俊的青年，现在面目全非，浮肿的脸却仍然对我微笑着。看着这古怪的笑容，我眼前冒起了金星。最严重的一次，情形比较奇怪。我在路上遇到外贸局一个干部，他患白血病已久，一直在自采草药治疗。他一路对我说着治疗的情况，十分乐观，我却头昏眼花起来了。和他分手后，我赶紧摸到路边一个熟人家里，刚进门就不省人事了。事后回忆，我当时在做梦，感觉很轻松，但不记得梦中景象了，似乎梦了很久，然后突然醒了过来。那个熟人告诉我，他看见我进屋就坐到一张椅子上，呼吸急促，很快停止了，同时脉搏也停止了，脸色死白，大约持续了四秒钟，他以为我会死，又突然有了呼吸。至今我也不清楚，这纯粹由心理因素所致，还是因为心脏有某种隐蔽的疾患。好在离开资源以后，几十年里没有再发生类似情形。
我的敏感也使我对寂寞有特别敏锐的感受。在深山小县生活，最难忍受的正是寂寞。一个人倘若长期既不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也没有能够在相同水平上交流的人，便会感到一种深刻的寂寞。对于我来说，只要在资源一天，这种寂寞就不可能消除。不过，除此之外，人还需要普通的人间温暖。在那样一个生活极其单调的环境里，我格外渴望这种温暖，也特别感谢曾经给过我这种温暖的人。
一批大学生同时落到异乡，处境和心情相似，其中性情相近的人就自然会经常来往。我来往得多的是在中学当老师的几个人，其中，和毕业于中山大学的王维大最谈得来，他虽是理科学生，但内心感受相当丰富。我对死亡问题想得很多，有一回忍不住对他谈起了这个话题。他听罢沉吟良久，最后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用他的广东普通话一字一顿地说：“想到这些，我只有——打扑克！”常和我来往的还有复旦数学系毕业的潘力律和郑福坤。潘是很典型的上海人，聪明而务实，比我晚一年考上研究生，后来去了美国。他的命运算得上诡谲，与县里一个打字员结了婚，生有二子，而就在他准备赴美的时候，妻子携二子回临近一个县探亲，途中汽车翻下山谷，妻子当即身亡，二子伤残。郑也是上海人，却是一个老实而淡泊的人，见面时总是带着浓重的上海口音说些乡村或学校的事情，态度认真但又口气平淡。他对在哪里生活毫不在乎，只因为妻子是桂林人，才于多年后一起调到了桂林。我自己不能完全摆脱功名心，但对有超脱胸怀的人都感到亲近。还有一位华侨学生黄升益，接人待物很有教养，显然见过世面，却对外面的世界完全不感兴趣，以一种哲人的风度安于小县城的平淡日子，也安于在当地娶的志趣迥异的妻子。日后，我们这一批大学生纷纷走出资源，他始终无动于衷，至今仍在那里当着中学教师。
我在资源的最亲密朋友却在大学生圈之外，是一个女子，叫申小渝。刚到资源不久，我几次看见她带着一个两三岁男孩到县府大院里来，拜访她的一个熟人，心中便好奇，因为她容貌美丽，气质上也完全不像当地人。后来我知道了她的身世，她的父亲在解放前夕是国民党空军中尉，从上海直飞台湾，从此与留在桂林的妻女离散，职衔升至台北警备司令部中将。因为家庭历史问题，小渝不可能上大学，在桂林一所中专毕业后分配来资源，在烟酒公司当会计。她性格开朗，待人豪爽，做事干练，在县城里人缘很好。自相识后，我常去她那里玩。她做了好菜，也必定叫我这个书生去享用。我喜欢听她聊天，至今仍记得她说的一些童年趣事。其中之一是，她和妹妹经常下漓江游泳，每次她的外婆必定提一桶热水倒入河中，让姐妹俩在倒了热水的地方游。当时她想不通的一个问题是：倒了热水，为什么水仍是冷的？我的一些心事，包括婚事上的风波和矛盾，我也都愿意向她吐露。我结婚后，她又常常成了我和敏子之间纠纷的调解人。我们的亲密交往给我带来过一些麻烦。她的一个邻居是县中学的政治课教员，因为我的讲课在县里出了名，他对我十分嫉恨，见了我永远板着脸。他制造出风流谣言，并向我的上司报告，说我和申小渝经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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