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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练习，我的德语基本是聋哑的。不过，我对语法和语义有很好的理解力，因此，几年后，我就能够不太费力地阅读和翻译尼采的著作了。我的英语也是自学的，能够依靠词典看书，有时还看出了英语高手的翻译错误。可是，我越来越发现，我在语言听说方面事实上有些先天不足，学起来比那些一般智力不及我的人吃力得多。承蒙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的好意，曾经让我免费学习，但我学了一个多月就半途而废了。我在那里成了一个新闻，人们悄悄议论说，有一个人翻译尼采特棒，却一句德语也听不懂。此后我两次到德国，加起来接近一年，但长进仍不很大，只能应付最简单的会话。我自己分析，原因一是我的智力类型，短于听觉记忆，二是我的性格，拙于交往和言谈。我只好自我解嘲，对自己说：当年王国维从英文翻译了许多书，并且与伯希和、斯坦因等人过从甚密，还不是一句英语也听不懂说不出么？可是，天下舌人车载斗量，王国维却只有一个，无人能够替代。我当然可以发狠下一番功夫，未必没有收效，但实在舍不得我的宝贵光阴。不能自由听说肯定是一个缺憾，然而，在认清了我的能力和兴趣的性质之后，我便宁可容忍这个缺憾了。
乍回到北京，我带着乡下人进城的新鲜感看待一切，任何人的一点才华都使我眼花缭乱，钦佩不已。随着新鲜感消失，我渐渐恢复了客观评价的能力，结果是增添了自信心。在思维敏捷的才子身上，我看出了洋场恶少的影子。从滔滔不绝的论辩中，我听出了单调的说教。有一个来自上海的同学，经常当着众人之面慷慨陈词，骂当局几句，实则趋炎附势，常常为了一点儿实际利益讨好他心中鄙夷的人。有一回，我抄起一本书上厕所，因为讨厌这本书的极左调子，便开玩笑说这样的书也就配在厕所里翻翻。该书作者在社科院，这个同学很快把我的戏言报告了他。我当然无须讳言我的观点，但这个同学平时总对我表示亲近，却干出如此不光明的勾当，实在令我吃惊。与人接触时，我经常发现，比我聪明的人多的是，可是，在这些比我聪明的人里面，十之八九都比我肤浅。另一个使我遗憾的事实是，世上有聪明人，也有老实人，但缺少心灵美丽的人。
研究生二年级时，现代外国哲学学会成立，在太原开会，我们这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也参加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感到有趣的不是会上的讨论，而是会下的交游。游览当地名胜，有人提议赋诗，我赋了一首晋祠：“天下庙堂难计数，晋祠别具窈窕风。隋槐斜扶圣母殿，周柏半遮邑姜宫。内有似嗔似怨女，却无呆头呆脑僧。可怜四十二佳丽，千载幽居暗壁中。”周红是一年级新生，她赋了一首游玄中寺：“玄中高筑在云台，风打山门报客来。佛祖已辞东土去，香烟空绕庙堂回。抚碑细索穷通理，寻纸争描绝代才。欲问谁知玄妙意，清风鸟语久萦怀。”这首诗显出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远非我所能及。人们评论说，我风流倜傥，她充满禅意。从交谈中知道，她是为了克服情感的痛苦而选择学哲学的，我便唱和一首，揭露禅意背后的困惑：“玄中久已印心台，历尽沧桑佛自来。身是游人闲赏玩，神迷净土苦徘徊。为疗隐痛求哲理，因赋新诗露慧才。回首凝眸过往处，青烟缭绕愁满怀。”返京列车上，一位老师写五言诗述平生不得志，有“呼啸神明知”之句，周红和诗劝慰，有“神明我自知”之句，他们拿给我看，老师说：“怎么样，也写一首吧？”我几分钟交了卷：“白云来复去，此心兀自痴。秋风送北雁，春雨牵愁思。低栖常高唱，白发犹青丝。混沌大世界，神明孰可知？”他们一个悲观，一个用乐观劝悲观，我把他们都否了，来一个超脱，无所谓悲观乐观。老师叹道：“难怪有人说二周了得。”我与周红的接触仅此一回，之所以在这里提及，是因为最近我意外地翻到了当时抄录的这些诗稿，二十五年过去了，人生中早已湮灭的一幕小小情景又重现眼前，别有一番滋味。在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写过旧体诗。
我的指导教师贾泽林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他比我大十岁，性格开朗，充满活力，待我如兄长一般亲切，我们相处得很融洽。在同学中，当时与我私交最密的是苏国勋和王润生。苏是我的同专业师兄，对我也十分爱护，爱护中又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器重。王比我小十岁，也从广西考来，头脑清楚，处事自信沉着，我们的气质和理念都很不同，他信奉功利主义伦理学，我更接近于存在主义，但我们在一起始终坦诚而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