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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钟头前，我母亲和海伦舅妈出了门，一起去殡仪馆布置。由于苔莎和克利奥争吵时把鸡蛋扔到菲力仅有的好衬衫和领带上，此刻菲力和我只好迟点去参加杜姨婆的葬礼。我们沿着克莱门特大街寻找替换服装时，菲力说，我们不应该带孩子们去参加葬礼。
"她们会坏事的，"他说，"再说她们可能不喜欢看见死人。"
苔莎咧嘴嘻嘻笑着，用单调的嗓音说，"爸爸在说一个不好的字。"
"要么我带她们待在车里不进去算了。"菲力说。
"她们会没事的，"我跟他说，"我已经问过我母亲棺材是不是盖着的，她说是的。我也跟孩子们解释过了，这次跟上次我们参加斯蒂芬和琼尼的婚礼差不多——要像大人一样。对不对，姑娘们？"
"那天我们还吃到了蛋糕。"克利奥说。
"那好，"菲力说，"不过，葬礼一结束，我们马上找个借口溜回家。"
"当然。"
两点二十分，我们一行四人走进了殡仪馆的大厅。我的表弟弗兰克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块黑纱。我把黑纱别上臂膀时，对这种虚假的悲伤感到有点内疚。此时此刻我才明白我对杜姨婆几乎一无所知，只依稀记得她一身樟脑味，总要从冰箱顶上堆着的锈铁罐里掏出陈年的中国糖果和带甜味的牛肉干硬塞到我嘴里。
宝宝也在那儿迎接我们。他大大咧咧地笑着说，"嗨，高兴得很，你们这些家伙总算还是决定来了。"他给我们每人塞了一块用锡纸包的糖和一个装着吉利钱的红包。
"我们拿这些东西怎么办？"菲力附在我耳边说道，"把它们送给杜姨婆？"他从红包里抽出一个二角五分的硬币。
"我怎么知道？"我也小声回答道，"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佛教的葬礼，或见过诸如此类的场面。"
"我妈说，这就好比万一你在这儿挑了坏电子琴而得到的保险，"宝宝说，"你吃了这糖就有运气，你用这钱能买到更多的运气。"
"我现在就想吃我的那份。"苔莎说道。
克利奥摇摇她的糖果要我帮她拆开，"妈妈，我也要，我也要！"
菲力用手指弹弹他的硬币，"这么说，假如我用这钱买口香糖来嚼，我的运气是不是会更长久些？"
我们转到主厅。突然被强烈的聚光灯照得睁不开眼睛。我惊讶地看到苔莎好像一个卖弄风情的新娘，正装模作样地走下走廊，而克利奥则像一个明星似的得意洋洋，到处飞吻。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亨利舅舅正站在走廊中央拍摄葬礼的场面！以后谁还会看这些录像呢？
透过香烟弥漫的灯光，我好不容易才看到我母亲，她正在向我们招手，要我们过去和她一起坐在第二排。菲力把孩子们逮住了。摄像机镜头还在不停转着，我们很快通过走廊，从十来个前来悼念的人面前走过——玛丽、杜和他们的孩子，还有些从教堂里来的，全都是中国人。我还见到几个以前从未谋面的老太太，从她们的没染过的短发和过时的棕色棉上衣来看，她们好像是刚移民过来的。
我们溜到自己的座位上，海伦舅妈从前排掉过头来，她紧紧握了一下我的手，我注意到她眼中噙着泪水。我妈的眼眶是干的。"干吗这么晚？"她不高兴地问道，"我叫他们一直等到你们来。"
突然，克利奥大笑起来，指点着，"爸爸，瞧，那儿有位太太在睡觉！她的饭着火了！"苔莎也在定睛看，她的眼睛张得大大的，嘴巴也张开了。
随后我也看见了——天哪！杜姨婆躺在棺材里，没有表情的涂蜡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棺材前面是一张又长又低的桌子，上面堆满了食品——看上去好像九道菜的中式宴席，还有芒果、橘子和切开的西瓜等五花八门的水果点心。这肯定是为杜姨婆准备的告别人世、登上艰难的天路历程而享用的食品。在通向来世的永恒的阶梯——棺材周围，十几炷香的烟雾袅袅上升，缭绕不散。
菲力定睛望着我，等待我作出解释。"肯定是搞错了。"我悄悄在他耳边说，然后转向我母亲，尽可能使我的嗓音保持平静。"我以为你决定要给棺材加盖的。"我慢慢地说。
她点点头："你喜欢吗？衣服嘛，我给她买了全新的。棺材呢，也只好用这种了。虽说木料不是最好的，但也够好了。当然，下葬前，我们要把首饰全拿下来。"
"可我记得你说过棺材要盖上的。"
我母亲皱起眉头，"我没说过。要不然，你怎么能看到她呢？"
"可——"
"我们非得在这儿吃饭吗？"苔莎害怕地问道，一面不安地从她的座位往下缩。"我不饿。"她低声说道。我紧紧握住她的手。
"叫这位太太起来，"克利奥叫道，一面哧哧地笑起来，"告诉她不能在饭桌上睡觉。那样不好。"
苔莎拍拍克利奥的大腿，"别出声，克利奥，她不是在睡觉，她已经死了，就像猫猫波蒂一样。"
克利奥的下嘴唇往下一撇，样子可怕极了。"别跟我说这些！"她喊道，然后推开苔莎的肩膀。我正在考虑说些什么来安慰孩子们，可已经太晚了。她们互相推操着，又喊又叫，"停下来！""你停！""你先动手的！"我母亲望着这一切，等着看我怎么处理。可我感到全身像瘫了似的，无能为力，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菲力站起来，把两个孩子带了出去："我带她们到哥伦布冷饮店去买点冰淇淋，一个钟头后回来。"
"四十五分钟够了。"我小声说，"别超过了，我在前门等你。"
"爸爸，我能吃个巧克力冰淇淋吗？"
"上面再撒些果仁？"苔莎又加了一句。
我出了一口大气，想到她们回来结果肯定是一团糟，没胃口吃饭，手也弄得粘乎乎的。座位的另一头，玛丽的儿子，米歇儿正在做鬼脸，我瞪了他一眼，却发现亨利舅舅还在扛着摄像机走来走去。
菲力和孩子们离开后，我竭力恢复镇静，眼睛朝前看，避开我母亲和亨利舅舅的目光。我对自己说，争吵也没用，已经发生的就让它发生吧。
座位前面，挂着一张很大的杜姨婆的照片，看上去好像是根据五十年前的护照翻拍放大的。照片上的她不能说已经很年轻了，但大部分的牙齿当时肯定尚完好无损。我看看躺在棺材里的杜姨婆，她的嘴瘪了进去，瘦脸就像死鸟一般。她是那么安详，但我觉得大家都在等待某件事发生，因为杜姨婆会突然转世，变成鬼魂显灵。
这使我想起一段往事，当时我还只有五岁，那个年龄你能想象到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盯住一双用南瓜雕出的魔怪的闪烁的眼睛，等待着妖魔飞出来。我等得越久，就越相信这事会发生。直到今天我还能栩栩如生地记得，那魔鬼狞笑着从南瓜嘴里飞出来的情景，我吓得尖叫起来，我母亲冲进房间，我语无伦次地说我看见了一个鬼魂。但我母亲既没安慰我，也没讥笑说这全是我的想象，反而问道："哪儿？"然后在房间里搜寻起来。
当然，后来我父亲告诉我，唯一的鬼魂是圣灵，而圣灵是决不会来吓我的。然后他又用科学的方法向我证明，我见到的不过是南瓜内的蜡烛快烧完时产生的烟雾造成的幻觉罢了。他的回答没能使我好受些，因为当时我母亲盯着我，好像我背叛了她，使她成了傻瓜。这就是事情的全过程。她总是想压制某些与我父亲的基督教不相容的信仰，尽管如此，有时候它们还会出乎意料地蹦出来。
"饺子，我已经做好了，"此刻我母亲正跟我说话，"杜姨婆以前老是说我做的饺子最好吃。"我点点头，一面称赞长条桌上热气腾腾的饺子。她的确做了最好吃的饺子，可惜这些饺子只是当供品用的。
"海伦舅妈做了鸡和带辣椒的菜，"她说道，见我点点头，她又加了一句，"看上去干巴巴的。"我又点了一下头，不知道杜姨婆是否爱吃这些为纪念她而做的佳肴。我扫了一眼其他供品，看到昨晚宴会上撤下来的那只蛋糕也在其中。
棺材上方的墙上，贴着一条足有十尺长的厚白纸做的横幅，上面写着很大的黑色汉字，结尾是一个感叹号，就像我有一次在中国的画报上看到的政治口号那样。
"上面说些什么呀？"我轻声问我母亲。
"'祝来世长寿富贵'，没什么特别的。"我母亲回答道，"不是我写的。是匡家的亲戚送的，说不定海伦还给了他们钱呢。"
我看到所有的花圈都摆起来了。我找我的那一个，我正要问我母亲它摆在哪儿，忽见亨利舅舅又把镜头转过来了，开始拍躺在中间的杜姨婆，他朝左边的什么人招招手。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空洞的木头的敲击声，伴随着连续不断的"叮一叮一叮"的声音，好像有人不耐烦地在走廊里按铃叫服务员。这些声音里还混合了两个人声，口中念念有词，好像都是四个音节的，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我敢肯定是在放一段录音给卡住了。
这时，从左边的一间小房间里出来两个和尚，都剃着光头，穿着橘黄色的袈裟。年纪大一些、人也高大些的和尚，点了一炷很长的香，向遗体鞠了三个躬，然后把香插在香炉上，退下了，年纪小一些的和尚敲着木鱼，然后他们两个开始缓缓从走廊上下来，口中念着，"阿弥一阿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那个大和尚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看到他一边的脸特别扁，同一边的耳朵也严重畸形。
"他一定遇到过严重的车祸。"我悄悄地跟我母亲说。
"'文化大革命'。"她说。
那个小和尚，现在我也看清了，根本不是和尚，而是一个女人，一个尼姑，头顶上有三四个受过戒的小洞。
"她肯定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对我母亲说。
我母亲瞧了瞧，推测道，"她太年轻了，可能是跳蚤咬的。"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们念着。这时，那帮穿着过时的棉外衣的老太太们开始大哭起来，一面还用手臂上下捶打着，好像悲伤得不得了，亨利舅舅连忙把镜头对准了她们。
"她们是杜姨婆的朋友吗？"我问我母亲。
她皱皱眉头。"不是朋友，说不定是从越南过来的中国人。她们早就来了，后来看到我们这儿悼念杜姨婆的人不多，她们就跟海伦舅妈说了，她给了她们几个美元。她们正在按照老规矩哭天抢地，好像她们不想让死者离开似的，所以你得表现得尊敬些。"
我点点头。尊敬。
"这些老太太说不定每天要赶三四个葬礼呢，"我母亲又加了一句，"这样赚几个美元，也过得蛮好了，总比替人打扫房子强多了。"
"嗯。"我回答。我不知道我母亲这么说是出于轻蔑，还是仅仅说出了一个事实。
木鱼声和铃声又响起来了，越来越快。突然，那幅白纸横额从墙上掉下来了，横额上长寿幸运的祝词袅袅下降，正好盖在杜姨婆的胸口上，像赛会上的美丽旗幡。我母亲和另外几位老太太都跺着脚哭起来了，"唉呀！"玛丽的儿子大叫，"完美的登陆！"然后歇斯底里地笑起来。那和尚和尼姑还是不动声色地管自己念经。但我母亲大为恼怒，"太糟了！"她喃喃自语着，站起来，走出了房间。
过了一会，她回来了，后面跟着一个年轻的白种人，长一头稀稀拉拉的金发，穿一套黑西装，肯定是殡仪馆里的人。看得出我母亲正在责备他，因为她指着那条撕裂的横幅。房间里人们的议论声响成一片，那些老太太还在装腔作势地哭着，捶打着；和尚和尼姑还是管自己念经。
那金发男子很快走到前面，我母亲紧跟在后面，他向杜姨婆鞠了三个躬，然后移动她的棺材，棺材下面装有滑轮，很轻松地朝前滑动了。然后那男子又鞠了一个躬，庄重地把杜姨婆胸口上的横幅拉了下来，夹在两臂中，好像它是法衣似的。当他把横幅重新贴上去的时候，我母亲还是怒气冲冲，"这个角落，再过去一点！再过去一点。你怎么能让她的运气这样掉下来呢！"
那男子干完后，把棺材推回到原来的位置，然后又向遗体鞠了三个躬，向余怒未消转回来的我母亲鞠了一个躬，然后飞快地退下了。我不知道他的鞠躬是真诚地表现了对死者的尊敬呢，还只是为了他的主顾——中国的悼念者，才不得不依样画葫芦？
弗兰克开始给每人分发点燃的香。我看看周围，想弄明白拿它怎么办。大家一个个都站起来，跟着和尚尼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们绕着棺材一圈又一圈地走着，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我感到有些傻乎乎的，参加了一个对我来说毫无意思的仪式。这使我想起了有一次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去禅宗中心的情景，当时只有我一个有着一副亚洲相貌，也只有我一个对转圈感到不耐烦，老是在想和尚什么时候来，讲经什么时候开始。但我不知道在我到之前，所有其他的人已经安静地等了二十分钟，正进入冥想状态呢。
我母亲现在正在向杜姨婆鞠躬，她把香插入香炉中，然后口中轻轻念叨"唉！唉！"另外的人也照做不误，有人哭了，那几个越南老太婆大声哀号起来。现在轮到我鞠躬了。我感到有点内疚，这种内疚感我以前也有过——当我父亲给我行洗礼的时候，我不相信我能得到拯救，当我端起圣餐的时候，我不相信葡萄酒就是基督的血，当我和其他人一起祈求出现奇迹治好我父亲的病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死了很久了。
突然，我喉头发出一阵哽咽，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连我自己也大吃一惊。我慌忙想控制住，但一切都崩溃了，我的心破碎了，悲愤之情倾泻而出，我无法阻止它。
我母亲的眼睛也湿润了，她透过眼泪朝我微笑。她知道这种悲伤不是为杜姨婆，而是为我父亲而发的。因为为了这声哭泣，她等了很久很久，从我父亲的葬礼那天算起，足足等了二十五年。
那年我十四岁，充满了愤世嫉俗的怒火。我和我母亲、弟弟坐在客厅里，等待再过半个钟头就要开始举行的祈祷仪式。我母亲正在责备我，因为我拒绝走到棺材旁去看我父亲的遗体。
"塞缪尔已经说过再见了，塞缪尔正在哭。"她说。
我不想悼念躺在棺材里的这个人，这个病人已经瘦得不像样子，他呻吟着，衰弱无力，直到临终一直在用可怕的目光搜索我的母亲。他与我的父亲一点也不像：我的父亲是那么富有魅力，那么强壮、仁慈，总是慷慨大度，笑声不断，无论出了什么问题他都能很好地解决。在我父亲眼中，我是完美无缺的，是他的"珍珠"，而我和我母亲总是口角不断。
我的母亲擤了一下鼻子，"什么样的女儿呀，在自己父亲面前连哭都哭不出来？"
"躺在这儿的这个男人不是我的父亲。"我沉着脸说。
我母亲一听到这话马上跳了起来，给了我一个耳光。"太可恶了！"她喊道。我惊呆了，这是她第一次打我。
"好呀！你哭不出来，我叫你哭。"她一次又一次地打我耳光。"哭！哭！"她疯一般地号叫起来。但我还是坐在那儿像一块石头。
最后，我母亲意识到她干了什么，咬了一下手背，用中文咕吹了几句，然后牵着我弟弟的手，撇下我走了。
于是我就一个人坐在那儿，怒气冲冲，同时又有一种得胜之感，尽管不知道我到底战胜了什么。也许因为我不知道，我发觉自己正向棺材走去。我喘着粗气对自己说，我是对的，错的是她。我打定主意不哭，而从未想到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但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他，面无血色，瘦弱不堪。他并没有平静地和上帝安息在一起，他的脸是严厉的，好像仍在弥留之际作痛苦的挣扎。
我的呼吸急促起来，我竭力想往后退，想不哭出来，以至感到喘不过气来。我冲出房间，来到外面，大口大口呼吸新鲜空气。我怒气冲冲、满脸泪痕地跑上哥伦布大街，一直跑到海湾，也不管那些怔怔盯着我的游人。结果，我错过了葬礼。
打那以后，我和我母亲的关系就一直那么紧张。我们两个都赢了，也都输了。我至今还不能肯定我们究竟为何要吵起来。我母亲不断提起我父亲，提起他的悲剧，但从来不提葬礼本身。直到今天我从来没有在我母亲面前哭过，也没有提起过我对我父亲的感情。
相反，我竭力要把我对他的回忆隐藏起来——他的微笑，他穿过的外套，他站在讲坛上的风采等等。但那时我没想到我回忆的只不过是照片上的形象。实际上，我回忆得最清楚的是他病倒的那些时候。"珍珠，"他从病床上无力地喊我，"要我帮你做回家作业吗？"我摇摇头。"珍珠，"他从沙发上叫我，"帮我坐起来。"可我假装没听见。
直到今天我还经常梦见我父亲。在我的梦中，他总是躲在一家有着上百个房间、上百张躺满病人的病床的医院里。我沿着长长的走廊走着，寻找他的踪影，在这过程中，我肯定看到了每一张面孔，每一种病情，经受了每一种可能发生于肉体和心灵的恐惧。每一次我看到的都不是我父亲，我的信心动摇了。
这梦还有许多种变化。事实上，前不久我还做过一次，在这个梦里，我到医院去做体检，看看多发性硬化症是否有所发展。一位医生还没作解释，就把我推进一个住着特危病人的病房中，我大喊起来，"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你必须作出解释！"我喊了又喊，喊了又喊，可是没人理睬。
就在这时我见到了他，他就坐在我前面一张肮脏的帆布床上，穿一身满是泥巴的睡衣。他是那么老，那么瘦，瘦得令人心寒。在那么多年的等待和被人漠视后，他的头发斑白了。我坐在他身边，轻声呼唤他，"爸爸？"他抬起那双孤独无力的搜索的眼睛。当他看到我的时候，他吃惊地哭了——然后他哭啊，哭啊，哭得那么高兴！——最后我高高兴兴地把他带回家来了。
杜姨婆的葬礼终于结束了。我们全都站在外面，海湾开始起风了，风钻进我们薄薄的外套，裙子也被吹得旋转起来。我的眼睛刺痛了，我感到浑身无力。
我母亲静静地站在我身旁，时不时地瞧我一眼。我明白她想和我谈谈刚才发生的事，不是为葬礼上的倒霉事，而是为我哭的问题。
"还好吧？"我母亲轻轻地问道。
"没事，"我回答道，竭力显出正常的样子，"菲力和孩子们该到了。"我母亲从毛线衣袖子中抽出一条手巾，一言不发地递给我，指指她自己的眼睛，提醒我睫毛油化开来了。
就在这时，宝宝过来了。"好家伙，这事真有点怪，"他说道，"可我想，老太太要的就是这种葬礼，她总是有点那个。"说着，他用手指敲了两下自己的脑袋。
我母亲皱了皱眉头，"什么那个？"
宝宝嬉皮笑脸地说，"你明白，嗯，与众不同的，非同寻常的——一个好老太太！"他瞧瞧我，耸耸肩。然后，脸上露出松了一口气的神态，"哇！咪咪已经在车上了，快开了，你们家去公墓吗？"
我摇摇头。我母亲吃惊地朝我看看。
宝宝走到一辆闪闪发光的黑色卡玛龙车边，咪咪溜了进去，以便他开车。"我别无选择。妈要我去当执绋人。"他伸伸手臂。"我的拿手好戏是吹号。"他拧开车上的收音机，随着音乐节拍手舞足蹈起来。"好了，很高兴能再见到你，珍珠。回头见，姨妈。"说着，小车一溜烟地开走了。
这时我听见身后传来海伦舅妈的声音。"珍珠！珍珠！"她摇摇摆摆地走着，一面用手巾擦着眼睛。"你们去公墓吗？过后去我家，很棒的厨房，许多好吃的东西，你妈做的年糕，我做的鸡块。玛丽和杜也在那儿。你来吧。"
"我们去不了啦。明天要上班，得开很远路的车。"
"啊，你们这些孩子呀，"她说着，双手一摊，做了个好事落空的手势，"总是那么忙！好吧，有空马上去看我，不要等我邀请。你来，我们可以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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