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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憋不住了，脸上眼泪和汗水都流下来了。真是，我等了好久才硬着头皮再走出去。
旅馆内部也一样糟。他们把什么东西都拿来做垫子——沾着泥巴石子的脏稻草、旧鸡毛以及一些你连想都不愿想的东西。罩在上面的布又很薄，从来没泡过热水，针脚也没收紧，所以臭虫很容易钻进里面的稻草，就像打开的大门可以长驱直入。整个晚上，它们趁我们睡着就爬出来吸我们的血。这是真的，我发现文福的背上就有好几只。
我说，"嗨。这是什么？这儿，那儿，就像一个个小红点。"
他伸手去抓挠，然后喊道，"唉，唉！"然后跳上跳下的，拍他的背，想把奥虫抖下来。我好不容易才忍住笑。当他终于平静下来时，我帮他把臭虫捉掉了，凡是奥虫咬过的地方，上面就有一个很大的红点。这时文福喊道，我身上也有一个，就在我后脖子上！我跳起来，叫起来了。他笑着给我看他捉下来的臭虫，然后用指甲把它掐成两半。臭虫真的好臭呀！
第二天我听说大家都碰到了臭虫问题。吃早饭的时候，我们都开玩笑地抱怨老马找了这么个鬼地方。这时家国进了房间，告诉我们日本军队侵入了首都，南京完全沦陷了。他没跟我们说人民是否抵抗，是否得到传单上承诺的好待遇。当时还没人知道后来发生的事。
我想到了王贝蒂，她那勇敢的话。她向日本人下跪了吗？我肯定其他人也是这么想的，虽然我们没有互相交流过思想感情。大家都一声不吭。对贵阳的生活条件再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连开玩笑的心思也没有了。
离开贵阳后，坡越来越高，然后我们就进入了崇山峻岭。我和胡兰盯着车边，非常安静。一看到那些陡峭的岩石，我们就感到好像要倒下去了。路变得越来越差，每次一碰到路上的坑坑洼洼，我们就会喊出来——"哇！"然后又笑一下，赶紧掩住嘴巴。我们一直坐在后面的箱子上，随着箱子而上下颠簸，我们总想抓住什么，免得滑得太远，擦坏了屁股。
有时，老马让我到前面去和他坐一起，因为我是个孕妇。但他没说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做事从不对别人说理由。每天早上开车前，他把大家都看一下，然后朝某个人点点头，这就是说那个人可以坐到前面去了。
一路上，老马成了我们这帮人中权力最大的人，简直像皇帝似的。我们的身家性命全系在他一个人身上。我们全都知道，前面的座位就是皇帝的宝座。这个位子有靠垫，累了时，还可以朝前伸伸腿，把头搁在后面，打个盹。不像在后面，每个人都得挣扎在两英寸方圆内，膝盖碰膝盖的。走在这条山路上，我们没别的念头，只求能保住性命，有机会到前面去坐一会，另外的一切，连我们箱子里的东西也无足轻重了。
当然，每个人都有坐到前面去的理由。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谈这些理由，我们知道老马就在一边听着哩。一个人说他老了，又有关节炎。另一个在贵阳得了病，虽然不是传染病，但人还很虚弱。还有一个多次提到他在部队中担任要职。家国承认他是一个高级飞行员，刚提拔为机长。胡兰老是赞扬老马，说他开车反应快。文福给他几包烟，在跟他打牌时又故意让他赢。
白天，山路上非常忙碌，但不是因为汽车。那儿没小车开出来，只看到一些孩子背着沉重的米袋，或一个男人跟在他的牛车后面，或是有人在路上摆摊做生意。他们一看到我们过来，就赶紧让到山边去，让车通过，死死地盯着我们，然后望望我们的来路。
"日本鬼子马上要到这里来了。"文福朝他们开玩笑，把这些可怜的村民吓得要死。
"还有多远哪？"有个老头问。
"别担心！"家国喊道，"他只不过开开玩笑的，没人过来。"但那些村民好像没有听见似的，他们还是望着下面的路。
一天晚上，老马把车停在路边，跳出来，告诉我们，一路上好几个钟头也不会有村子了。"我们就睡这儿吧。"他说完，就在座位上躺下了，一点没商量的余地。
夜是那么黑，根本分不清哪是路，哪是山，哪是天，没人敢离开车子走远。过了一会男人们就用箱子堆成一张桌子，借着蜡烛光打起牌来了。
我肚子里的娃娃越来越重了，我经常痛得想撒尿，于是就跟胡兰说，"我得去方便一下，你去吗？"她点点头。于是我想出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我拉住胡兰的手，让她跟在我后面。我伸出另一只手扶住山脚边，摸着石头一步步地挪。我们从男人旁边经过，到了一个地方，正好是个转弯口，我俩就在那儿方便了。从我和胡兰相识后，我已经变了不少——对这种事，我不再像在杭州的那个浴室里那样觉得难为情了。
过后，我感到真是很累很累了。我不准备马上就摸回去，于是我们俩就靠在山脚边，抬头看天。我们有几分钟都没说话，就像满天的星斗那样，没说话的必要。
过了一会，胡兰说了，"我妈给我讲过天上的神仙的样子，有男神仙女神仙。她说这些神仙都是不一样的，就看星斗转的方向。有时你能看到神仙的脸，有时只能看到它的后脖子。"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但我不能肯定她家乡是不是真是这样的，于是就问了句，"什么样的？"
"呵，我已经忘了。"她伤心地说，然后又不说话了。但过了几分钟，她又开口了，"我想起好像有一个叫蛇姑娘。瞧那儿，不是很像一条蛇吗？头上还有两只漂亮的眼睛呢。那个有一大团乌云遮住的地方，我想就是天上的牧牛女吧。"
呵，我想起以前听过这个古老的故事。"男的叫牛郎，女的叫织女，"我纠正她，"她是灶王爷七个女儿中的一个。"
"说不定，说不定哪，我想到的是牛郎的妹妹。"她说。我没和她争。不管是胡兰想到的，忘记的，还是她自己编的，都无所谓，我太累了，只想让脑袋轻松一下。我也找着她硬要我相信的神仙的样子，我找到了一个星座，管它叫一对被拆散的恋爱中的鹅，接着又找到了一个，管她叫淹死的女人，因为她的头发都散开来了。然后我们俩就给它们编故事，开头总是这样的，"从前，"接着就从我们小时候挑个地点，"在一个马头女神的王国中"，或是"在天仙的眼睛中"。
我记不清当时讲的故事了，反正很傻。胡兰讲的比我讲的还傻，她的故事结局总是出人意料，一个英雄和一个丑八怪结婚，结果这个丑八怪原来是个漂亮的公主。我觉得我讲的故事总含有教训——不要吃得太多呀，不要说得太多呀，晚上不要一个人出去呀——总之，都是讲人们由于太任性而掉出地球，进入天空。尽管我现在看不到那些明亮的星斗的样子，我还是记得当时那种友好的情谊。
我们对这些小事都纠缠不休——一个硬要人相信的故事啦，一颗遥远的星星啦，后来都变成贴近我们心灵的东西。一路上，我们一直在寻找好的星象，一种永远不会改变的和平，对别的东西都不加注意。有一次我们看到一只鸟落在牛背上，就想象它们永远成为一大一小的朋友。有一次我们看到一个男孩用真诚的微笑向我们打招呼，不像我们离开南京时见到的那个男孩，我们就整天谈论这个男孩，他多漂亮呀，多聪明呀，他多使人想起小时候的堂兄弟呀，这个男孩的行为举止，在我们的记忆中，简直是无可挑剔了。
后来有一天，我们心头涌上了一种感情，它使我们在剩下的旅途中，忘了一路上经历的所有苦难，以及以后将要遇到的所有未知的麻烦。
我们在一个名叫"二十四弯"的村子里过了一夜。这是转入山区的转弯口，村里人告诉我们最好当天就通过这个关口，因为第二天有一辆军车要从另一条路上，从弯道顶上的一个名叫"天息"的村子里冲下来。麻烦来了！这么狭的路，两辆军车怎么过得去？我们的军车处在下面，只能倒退很长一段路，到一个比较宽的地方去才能和它交会。多危险啊！万一司机失去控制，只要出一点点差错，就会从山上翻下去，那就完了。
"我们得走多少里路才能走完这二十四弯呢？"我问一个当地人。
那人笑了。"不是加起来二十四道弯，小姐，"他说，"兴许每里路就有二十四道弯哩。呵！一个人必须先走四十八里，他的脑袋和肚皮才不会晕头转向。可要当心白发魔女哟。她喜欢把人拉到路边，让他们待很久，和她一起喝上一万杯茶。那茶，我们管它叫长寿茶，你只要喝上一口，就再也不想离开她的云雾中的屋子了，兴许你就忘了回家了！"
这人的幽默多可怕呀！玩笑会招来灾难！我不知道大家干吗都笑起来了，胡兰也笑了。
那天我们出发的时候，看到云在头顶飘浮，风尖叫着，发出"呼！呼！"声，一会儿又恢复了平静。我们用毯子把身子里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车子就开始爬山了。过了第一个二十四道弯后，我们进入了稀薄的云层底下。风越刮越猛，过了第二个二十四道弯，我们就被云雾裹起来了。云层越来越厚，突然之间眼前的世界变成一片白，司机喊道他望不远了，车子只好停了下来。除了我，人人都跳了下去，口中喃喃说着："真怪呀，真怪呀！"
我听见文福在喊，"我们干吗停下来？没听见那人说了吗，我们一定得一直走！"
我望望文福，只见他的嘴就像一个黑洞，冲着风吼着。我再看看其他人，他们的脸上全都蒙了一层雾纱，像鬼一样，漂亮得令人毛骨悚然。哎！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已经死了，只有我知道这一点。我低头望望，脚下没有路。
"我们到底会变成什么？"我喊起来了。但我的话一出口，好像声音就消失了。我又一次感到大家都已经死了。我想象我的声音被一朵满载魔鬼咒语的云吸走了，那云越来越重，变成眼泪，化为雨水落了下来。
但这时胡兰从后面爬上车来了，在箱子上绊了一跤，于是我就认定我们不可能死，因为真正的鬼是决不会这样笨手笨脚的。
"这就像我给你讲的故事。"她说，"天上的牧牛女。这就是天上泼出来的牛奶。"我心里暗暗对自己说，真的鬼是不会说这种傻话的。
她打开箱子，把手伸进去，从里面拉出一条结婚时穿过的红裙子。她想干什么呢？她把红裙扔给家国。他很镇静，命令大家赶快回到车上去。
现在我明白了，胡兰采用了我前几天晚上用过的办法。家国一只手摸着山脚边，粗糙的石头使他知道自己还在山上，另一只手举起红裙子，让它在风中抖动，司机就凭这标志随着家国的脚步徐徐向前。车开动了，虽然很慢，但至少我们又动起来了。过了半个钟头，家国爬回车里，筋疲力尽，全身都湿透了。文福接替了他，过后，另一位飞行员接替文福下车开道，就这样，一寸一寸地往前爬，我们头顶的天空渐渐亮起来了，云层越来越薄，露出了淡蓝色，不再需要用那条喜庆的红裙子来标明路上的险情了。
我们继续又转弯又爬山，又爬山又转弯，也不知道已经转过多少弯，前面还有多少弯。最后我们终于完全从风云中钻出头来了。大家全都激动得喘不过气来，然后又惊叹不已。因为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只有在小说中才能读到的地方——头顶是蓝天，脚下是白云，尘世的烦恼全忘记了。
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我们就在白云缭绕的山顶上行进。大家好高兴啊，就像那些真的死去又复活成仙的人那样：快乐、健康、聪明、仁慈。
那个在贵阳生病的人说，现在他觉得病完全好了。那个有关节炎的老头举起拳头说，他也感到好多了。
"这地方就像我以前见过的魔泉一样，"胡兰说，"能治百病。它能把你体内连你自己都不知道的力量都放出来。"这傻故事她在杭州就跟我讲过，可现在大家都赞成她的说法，包括我在内。
胡兰刚说完这话，文福说出了他心中的想法，是我过去从来没听说过的。"这就像开飞机一样，"他告诉我，"也有这么开心。你朝下望，云就在你脚下，真是太棒了。有时候我就这样一头扎下去，忽上忽下，钻入云层，然后又来到阳光下，就像在水里游泳一样。"
"真的吗？常常这样吗？"我兴奋地问。
"真的，常常这样的。"他说，"有时我会高兴得大声唱出来。"
我大笑起来，然后他就开始唱了。这是一段很滑稽的京剧唱腔，大约一年前我第一次在村子里看戏碰到他的时候，他曾唱过。我很惊讶地发现他的嗓子那么动听。此刻，整个世界都在倾听他的歌声，可他是唱给我听的。
我想你已体会到我那天在山上的感情了，我觉得到那儿真幸运呀，有这些朋友真幸运呀，有丈夫在身边真幸运呀。我心中充满了幸福，简直有点承受不起。我忘了我以后还得离开那个地方。
我们到了山顶上那个叫天息的村子。我们全都赞成早早停下来，在那儿过一夜。干吗不让这美景持续得更久一些呢？
这时我们看到了从另一个方向开上来的那辆军车，它还在那儿，准备从我们上来的同一条路下山。干吗不向他们吹吹我们刚刚见过的奇景？我们可以给他们一点盼头嘛！
我们赶紧爬出卡车。文福把我抱出来，开玩笑说我有两个太太那么大，可我不在乎。
我们发现士兵们全坐在地上，表情安详严肃。从他们的脸上我们马上看出，他们没心思听我们的笑谈。他们告诉我们要到重庆去，帮助建立一个新的首都——因为老的首都已经发生了那种事情。然后我们才知道在贵阳时还不知道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谁知道日本人改变了主意，没有兑现他们传单上的承诺？也许有人扔了石块，也许有人不肯下跪，也许一个老太婆想阻止她的邻居，骂他，"规矩点，你要我们跟着一起遭殃吗？"
"他们骗人，"一个坐在地上的士兵说，"他们强xx妇女，连老太婆、小姑娘也不放过，一个又一个地轮过来，玩够了，就用刺刀剖开她们的肚皮。他们为了抢戒指把她们的手指头也割下来。他们开枪扫射小孩，让中国人断子绝孙。他们强xx了一万人，砍掉了两三万人的脑袋，数字不再是数字，人不再是人。"
我心里想象着这一切，那个给我们做饭的厨师，王贝蒂，那个向湖中扔石头的小孩。我想，这一切都是我们经历着欢乐和烦恼的时候发生的，可我还抱怨从那儿迁到这儿。我听这些消息时自己没有危险，可我心里还是觉得非常恐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我对那个士兵说，"这不可能是真的，只是谣传吧？"
"信不信由你。"那士兵说着，朝地上吐了一口痰。
我后来才发现我是对的，那士兵说的——仅仅是谣传，因为实际死亡的人数比这大得多。后来一个军官告诉我，也许有十几万，但他又怎么知道？谁一下子数得清那么多人？那些被活埋的，被烧死的，被抛在江里淹死的人，难道他们数过吗？那些活着的时候就没被人放在眼里的穷人又怎么算？
我尽量想象着这一切，然后又拼命想把它从脑袋里弄出去。南京发生的悲剧我不能说是我的悲剧，我没有受影响，我没被杀死。
但此后好几个月我都在做噩梦，非常噩的恶梦。我梦见我们又回到了南京，跟厨师和王贝蒂讲我们在天息村看到的美景，吹我们在贵阳吃的美味佳肴。然后厨师对我说，"你不必离开南京看那些东西，尝那些美味，我们也有，就在这儿。"
她给我端来一盘堆得高高的鳗鱼，都有手指头般粗，它们还没死，挣扎着要游出我的盘子。
海伦告诉我有一家刚开张的饭店，他们也有这种鳗鱼，是用滚烫的油加葱炒的。她想让大家一起去尝尝，这饭店到底怎么样。可我说不，我再也不想吃那种鳗鱼了。
我的舌头再也辨不出味道了。比方像芹菜，我再也不吃了。我这辈子最喜欢吃芹菜，可现在，我一闻到芹菜味，就对自己说不。我不记得是什么原因使我再也不喜欢吃芹菜了，可为什么不喜欢吃鳗鱼，我是知道的。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为什么有些记忆只会留在你的舌头上，或你的鼻子上？为什么另外有些东西总会留在你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