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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父亲生前曾作过一个布道词，题目叫"耶稣宽恕，你能吗？"我很喜欢这个布道词，它使我的心情变得平和，消除我的恼怒。
我还记得刚好在听过这个布道词后，我在那个意大利人开的电料商店里买了一个小灯泡，买回来发现是早已烧坏的，就问他退钱。他对我很凶，冲我大发雷霆，假装听不懂我的话。我的英语不够好，所以钱没退成。
我气得要命，但后来我就对自己说，宽恕，宽恕。我想起了你父亲说的话，让耶稣从十字架上流下的眼泪洗掉我的所有愤怒。还真管用，我不再生气了。
于是我竭力告诉电料商店的那个男人，我是怎么把一个小灯泡插进灯头中的。他马上打断了我，说，"你买了灯泡，自己打破了。"
我又气起来了。我对自己说，宽恕，宽恕。又管用了，我不生气了。但这时，那男人说，"夫人，我得照看生意去了。"我说，"你不该有生意！"我让火发出来了。我一遍又一遍地宽恕，可这男人一点也不接受！他算老几，也配对我说东道西？他的英语也好不到哪儿去，满口意大利腔。
所以你瞧，我就是这么个人，很容易生气，很难宽恕。我想这都是文福的缘故，我永远也不会宽恕他。因为那次车祸我不能原谅他，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不能原谅他。我干吗非得原谅他？
我只是感到有点难过，也许你父亲会觉得我心胸不够宽大。
但我转念又想，耶稣一出生，就已经是上帝的儿子了。我是一个出了丑闻而跑掉的人的女儿。耶稣受难的时候，人人都崇拜他。可没人因为我跟文福生活在一起而崇拜我。我就像那个灶神的妻子，没人崇拜她，他把所有的借口，所有的信任都带走了，而她却被人忘了。
大约就在文福出车祸一年后，1939年初，我又回到那同一家医院，这次我又生了一个孩子。是胡兰陪我去的。她看我从私房钱里掏出一百元，租了一间高级的单人病房，那时这可是一大笔钱，相当于今天的一两千美元哩。
文福过了两天才来看我。那时孩子已经生下来了，又是个女儿。我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的孩子，就在我的身旁。她一开口哭，我也哭了。她一睁开眼睛，我希望她喜欢她看到的一切，她的微笑着的新母亲。她一打哈欠，我就跟她说，"呵，你多聪明呀，这么快就学说话了。"
文福来看我的时候，喝醉了酒，两眼红红的。他穿着空军制服，身上的酒气弥漫了整个房间。孩子正睡着。他费力地看看她的脸蛋，然后一遍又一遍地笑着说，"我的小东西，我的小东西。"他想掰开她捏紧的小手。
"呵，她长得多丑啊！"他开玩笑说，"头圆得像和尚，身子胖得像头猪。我怎么会生下这么个丑东西？又那么懒。醒醒，你这个小菩萨。"从他眉飞色舞的样子看来，他心情很好，居然想讨好自己的女儿！
然后他就用因酒醉而摇晃的双手把她抱起来。孩子晃着小手，哭起来了。他把她放在胳膊上抛上去又抛下来，孩子哭得更厉害了。
"怎么回事？"他说，"到底怎么回事？"
"轻一点，轻一点。"我对他说，可他不听。他把她举起来又放下，好像她是一架小飞机似的。他给她唱一支很响亮的祝酒歌。她还是哭个不停。
我伸出手去，他把她放开了。过了一会儿，她就安静下来了。这时我看到了文福的脸，他脸上高兴的笑意不见了，他在生气，好像这孩子侮辱了他，好像这个生下才一天的孩子已经会挑选要谁来宠她似的。我心想，什么样的人会责备一个婴儿呢？什么样的人总是把自己放在首位，甚至放在自己孩子前面呢？
这时护士进来了，递给我一些药。文福马上跟她说他想吃东西：一碗牛排面，要热的。他订了这东西，要快，就像一个顾客进了饭店。他告诉她肉的分量要足，他去饭店的时候老是这么说的。他还告诉她来一瓶好酒，不要本地产的白酒，要最好的。
他还没说完，护士就打断了他："对不起，我们不给陪客提供食物，只为病人提供。"
文福一时竟呆住了。然后他就用他的拳头猛敲墙壁。"亏你还有两只眼睛！"他指着自己那只因车祸而睁不开的眼睛，冲护士大吼道，"没见我是战斗英雄吗？"
我想告诉护士，他不是英雄！他的眼睛不是在战斗中弄瞎的，恰恰相反。但护士已经离开了房间。
这时我犯了个大错误，我跟文福说别胡闹了。实际上我没说"胡闹"这个词，我从来不会这么直截了当地对我丈夫说话，所以我说的或许是"她们够忙的了"。
文福见我为她们说话，气生得更大了。他破口大骂这个医院，嗓子提得很高。我求他冷静一下。"看在孩子分上，"我说，"孩子刚生下，不应该听到这种话。"可孩子已经哭起来了，文福这才停止他的吼叫。他两眼盯着女儿，对她的重新哭喊很生气。然后他就走了。
好了，我想，他走了。不到五分钟，护士逃进了我的房间，吓得浑身发抖，"这男的是你丈夫吗？怎么像疯子似的？"
然后她告诉我，文福下楼后进了医院的厨房。他把厨师全推出了厨房。他拿起一把大菜刀，就是你用来斩骨头的那种，然后——哇！对准桌子、墙壁、椅子乱砍乱斩。他把盆盆碗碗全都踢翻，他闻了每只锅子，把里面的东西全臭骂了一通，把他们正在做的菜肴全倒掉了。最后，当刀刃卷口了，他还威胁所有在门口张望的厨师和帮手："谁要说出去，我就回来把谁的脑瓜劈成两半。"
我听到这里，真是无地自容啊。我想不出任何借口来为他开脱。我只能请护士原谅我给医院带来这么多麻烦。我保证再多付一百元来赔偿他们的损失，我保证以后亲自向厨房全体工作人员道歉。
护士走后，我寻思她向我提出的问题：这个疯子怎么会成为我的丈夫？这次我没有怪自己嫁给了他，只怪他的母亲！——生下了这么个儿子，从小对他百依百顺，好像她是他的佣人似的；总是把丈夫和儿子放在首位，还要我把粘在公公胡子上的残渣剩饭弄干净后才能吃饭；纵容她的儿子越来越凶，就像奇怪的食欲越来越大，老是渴望填饱他的权力胃口。
也许这是不对的，因为我自己的痛苦而责备另一个女人。但我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从来不会责备男人，或男人控制的社会；也不会责备孔夫子，那个造成这种社会的可怕的男人。只能责备另一个比我更胆小的女人。
干是我哭了，我的孩子也和我一起哭了。我把她放在胸口，她不吃。我轻轻摇摇她，没有用。我给她哼歌儿，她不听。她哭啊哭，哭了好久，直到没力气哭出来。她的哭声发自内部，发自她的胃。我知道她是受了惊吓。一个母亲很快就会知道她自己的孩子身上发生的事情，她是饿了还是累了，是尿湿了还是有病痛。我的孩子是吓着了。于是我就做了我以为是对的事情，我对她撒了谎。
"你将来会过上多好的日子呀，"我喃喃地在她耳边说，"那个大叫大嚷的男人是谁？我们一个也不认识。不是你父亲，当然不是。你父亲是一个绅士。你的亲生父亲马上就要来看你了，最好别哭了。"过了一会，她安静下来，开始打瞌睡了。
就在那天晚上，我给她起了个名，叫怡苦，"苦尽甘来"，两个反义词，意思好的在头里，消除了后一个不好的意思。我用这种方式，希望我女儿历尽艰辛后，能过上舒心的日子。
打这孩子一出生，我就爱上了她。她的耳朵跟莫愁一模一样。但怡苦一睁开眼睛就找我。她光吃我的奶，不要吃她的奶妈少奶奶的奶，所以我就把少奶奶辞退了。你瞧，怡苦知道我是她母亲。我把她高高举起来，我们一起笑呀闹呀。她也很聪明——三个月不到她就已经懂得把她的小手合起来，摸我的头发，从来不乱抓。
可只要文福一吼，她就哭，哭整整一夜，不肯停，我只好给她撒谎，"怡苦，乖乖，听话，你将来才会过上好日子。"我怎么知道，一个母亲这样做其实是在教她女儿胆子要小？
一天，大约是在怡苦出生半年后，小保姆来找我，告诉我她要走了。她是个小姑娘，才十四岁，总是很听话，所以胡兰也找不出碴儿来骂她。我问她干吗要走，她借口自己不是一个好保姆。
这就是中国人的方式，总是以自己作借口，把自己说得一钱不值，实际上是说自己很有价值。我猜想她干吗不高兴。就在几个月前，胡兰开始要这小保姆干些零活，结果零活成了重活。这可怜的姑娘不知道怎么回绝人家，干的是两家的活，拿的是我付给她一个人的工钱。
我不想失去她，于是就对她说，"你干得很不错，从来不偷懒，该得到更多的工钱。"
她摇摇头，还是说自己一钱不值。我说，"我经常给你加工钱，你还记得吗？"
她点点头。
这时我想，或许胡兰一直对她很凶，在我背后骂她，弄得这姑娘受不了了。哦，我真生气！"有人为难你吗？"我问这姑娘，"肯定是有人找你麻烦了，我说得对吗？别怕，告诉我吧。"
她哭起来了，点点头，不敢抬头望我。
"你在这里干活的时候有人为难你了，是这样吗？"
她又点了点头，眼泪更多了。然后她就说出来了，"太太，他身体不好，病得很重，我知道，所以我不怪你丈夫。"
"怪？这话从何说起？"我说。时候虽说是夏天，可我全身一阵发冷。我要那姑娘快说。小保姆求我宽大，打了自己两个耳光，承认是她的错。她说自己太没用，让他碰了自己。她哭着求我不要对我丈夫说。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怎么把话从她口中一句句套出来，又怎么把这些话一句句连起来的。但那天下午我已经明白，正是在我住院的时候，我丈夫把他的手伸向了小保姆。她每次都挣扎，可每次都被他强xx了。当然，她没说"强xx"这个字，一个天真的小姑娘，怎么会知道这个字？她只知道怪她自己。
我不得不一次次地追问她：她说是她自己不小心弄出的脸上的肿块，我问是不是他企图再来一次时弄的。她早上老是说身体不舒服，——我问是不是在这事发生后。
这姑娘每承认一点，就哭着打自己的耳光。最后我叫她不要打了，我拍拍她的肩膀，告诉她，这事我会处理的。
她脸上露出惊慌的神色。"你要怎么样，太太？"
我说，"这就不用你操心了。"这时我感到很累，就上楼进了怡苦的房间。我一屁股坐在一把椅子上，望着我正在熟睡的女儿，睡得那么安详。
多可恶的男人！我怎么也想不到世上还有这么恶的男人！去年车祸的教训他一点也没接受！
然后我转念又想，这事如果张扬出去，别人会怎么想？如果我站在反对自己丈夫的立场上，为小保姆说话，大家会怎么想？我想象胡兰在指责我，说我总把事情、把大家朝坏的方面想。我仿佛看到别人在指责我没管好这个家。我想象人人都在嘲笑我——男人觉得自己的老婆不够味，就去追一个小保姆——一个老掉牙的故事！
然后我又想到了自己。他固然做了错事，或许是犯了一个罪，可不是什么大罪。许多男人都和女仆有过这类事。再说谁能相信一个小保姆呢？我丈夫会说她在撒谎，他当然会的。他会声称是那姑娘勾引他，一个大英雄的。或许他还会说她早已和许多飞行员睡过觉了。他可以编出一大套话来。
再说我指责我丈夫又能得到什么呢？只会被他狠狠打一顿，只会看到胡兰和家国的同情的目光，丢尽自己的脸。所以如果我想帮助那姑娘，又会怎么样？我能得到什么呢？只会引起我自己床上的麻烦。那么的话失去的又会是什么呢？我不敢再想下去了。
我坐下来，想起了老阿婶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每当我因受冤枉挨骂而发牢骚的时候，她就跟我说。"不要打老虎头上的跳蚤。"不要为了消除一个小麻烦而引出更大的麻烦。
于是我决定不动声色，装聋作哑，做出一副蒙在鼓里的样子。我让自己变得像胡兰和家国似的，他俩在文福打我耳光时，就一声不吭。
我给了小保姆三个月工钱，又给她写了封很好的推荐信。她走了，我不知道她上哪了，我想她对自己的平静离开会满意的。两天后，文福问小保姆上哪去了。我说，"那姑娘呀？她母亲给她找了个婆家，我就让她走了。"
过了几星期，我听说那姑娘死了。是胡兰告诉我的，当时我正在给怡苦喂奶。她说那姑娘去了另一户人家干活。一天早上，那姑娘发现自己怀上孩子了，就用了农村里的老办法，她从扫把里抽出帚条来，捅进自己的子宫里，结果就开始出血，可这血一出就止不住了。
"真傻呀，用帚条这类东西，"胡兰说，"用她的那户人家——啊哟！——气得要命，因为她给他们带了一个鬼来。幸亏她没死在我们这幢屋子里。"
胡兰这么说的时候，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所有的耳光全打在我脸上，这房间里的人全都瞧不起我，全都说是我的错。我仿佛看见那姑娘躺在地上，血流遍地，人们悼念她，只是因为她身后还留下了一大堆肮脏的东西。
当然，胡兰不知道是文福作的孽。不过也许她是知道的，可她什么也没说。还有，她怎么能这么想！指责一个无依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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