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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看到飞机越来越近了。要不是我把全副精力全用在奔逃上，我早就冲胡兰吼了，"瞧见没有，它们是从东面来的，就像我跟你说的一样。"
然后我们两个都看见飞机一下子转了个弯，掉头朝另一个方向去了。我们停下了脚步。过了几秒钟，我们听见了炸弹的爆炸声，一颗接着一颗。地面抖动了一下，然后——一切都结束了。我们没死。我看到城区南面升起了烟尘。谈着拍起手来。
警报解除了，我们往回走。周围的人们都在以兴奋的口气谈论著，互相庆幸着，"运气，运气，运气。"不一会我们就回到了市场。这里比刚才更忙了，这些死里逃生的人都拿定了主意，要多买一块肉，或多买一双鞋子，或买一些他们现在不再觉得昂贵的东西，或许下一次警报再拉响的时候，他们就不再在人世了。
我和胡兰来到刚才那个摊头，买我们向往已久的蘑菇。摊主告诉我们，他一点没受损失。他的所有东西还在原地，没被偷走，也没被炸掉。我们祝他运气好，他给了我们优惠价。大家都变得大方了。
"她儿子好聪明呀，'湖兰说着，指指淡若，"还不到一岁呢，可警报一停，他就晓得不哭了。炸弹落下来的时候，他还以为是打雷呢。他把头转过去，等闪电，大家都喊叫着，可他倒拍起手来了。"
胡兰这么说淡若，我感到很骄傲。我把他举到空中，听他格格的笑声，"多好的一个小飞行员哪。"
"多乖的孩子哪！'湖兰说。
"多聪明呀！"
"多聪明呀！"
我们走回家去，一路说着淡若，说着我们的运气，还有我们在轰炸后的市场上得到的优惠。
那天晚上，我们用丰盛的晚餐和喷香的茶来庆祝第一次轰炸。杜阿姨和佣人们全开怀大笑。当警报拉响的时候，她们在自己待着的地方至少数了十次警报，当说到第十次的时候，这故事变得好笑起来，我们全都笑出了眼泪。
"我刚把马桶拎到楼梯口，"一个佣人说，"当！当！当！——然后嘭！嘭！嘭！这臭东西撒得满地都是。"
"你吓坏了吧？"杜阿姨嚷着，"我当时手里拿一把菜刀正在追一只鸡呢——过一会鸡来追我了！"
胡兰说，"我们站在那儿，正在争论该往哪边跑呢。我告诉你，炸弹就在你头上，你的脚都不想争了。"
两天后，轰炸机又来了。我们再次逃到城门外，然后毛发无损地回来了，我们感到幸运，但那是另外一种幸运的感觉。晚上我们又庆祝一番，但这次没上次那么热闹。我们的经历还是很好笑，但没笑出眼泪来。
这以后过了几天，炸弹又落下来了。这次我们没开玩笑，没开怀大笑，我们很平静地聊着。杜阿姨听说我们一个熟人的太太伤得很重。胡兰纳闷咱们自己的空军干吗不还击。她希望我们的丈夫们赶快从重庆回来。我提到日本飞机好像总是从东边过来的，杜阿姨也同意："老从东面来。"
所以，事情就是这样。飞机经常来，一星期大约来三次，总是在早上。我不知道日本人干吗选择早上，好像没道理。它们好像只为完成任务，早上炸昆明，下午炸重庆。对我们来说，轰炸也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当然，听到警报声，我们还是怕的。但现在我们知道先把东西安顿好，记住放的地方，以便今后找得到。杜阿姨则要弄清楚煤炉上正在烧东西的锅子有没有拿掉。
"要不然命倒是保住了，回来一看房子烧光了，还有什么意思？"
胡兰总是抓起她早就搁在门口的塞满食物的口袋。淡若伸出双手扑向我，准备出门。然后我们很快就走，神情严肃，好像去参加一个葬礼，一路上希望我们到达时这个葬礼不会变成我们自己的葬礼。
我们有时到北门，有时到南门，有时穿过早就被炸毁的地方，几幢房屋成了废墟，周围所有的屋子仍竖立着，只是草屋顶已经没了，就像被大风刮走了帽子。
我们一到城门口，立刻就跳进一个坑，或是躲在树背后。然后就和差不多每天要碰到的同一帮人聊天，互相交换看法，比方哪儿能买到最好的面条、最好的纱线、最好的咳嗽药等等。
我总是选对了城门。真的，一星期有三次我们都有可能被炸死。但是那么多天，炸弹从没落到我们头上，连旁边也没有。我就想我天生就运气好，能避开炸弹。我总是选对了大街，选对了门，选对了藏身的地方。
一天，我们吃完中饭后正打盹，胡兰就说我们该上市场了。淡若已经睡着了，我就把他交给杜阿姨。我们先到了菜场，找新鲜的毛豆，碧绿的，吃起来很甜，很难得，虽然很贵，但我还是买了一些。
当然，我很幸运，还有钱买这种东西。许多人都穷得连最普通的食物都买不起。但在战争期间，如果你幸好有钱，你是不会想到省吃俭用的。一有机会就尝鲜，就像你们的口头禅"吃，喝，结婚"。哪怕明天就完蛋，总还有东西可指望。
所以我的陪嫁钱花得如流水。有时我都懒得跟摊主讨价还价。他们都乐于跟我打招呼，一见我就喊，"太太，太太！刚摘下的豆子，刚产下的鸭蛋。"
我们走到卖鱼的摊位前，胡兰告诉我，她刚收到家国的一封信。她抽出信，给我看信封。
尽管家国一直在教她读书写字，她学得不用功。所以结婚四年后，上了四年认字课，她只认得市场上的标价，和所有代表她喜欢的食物的字，像"鱼"、"排骨"、"面条"等等。
当然，在家国面前她小心掩饰这一点。她假装什么都看得懂！如果我看了市场上贴着的通告什么的，她就要问我上面说些啥。当天晚上，我就会听见她对家国说，"嗨，我今天在市场上看到有关铁路的通告，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家国肯定以为自己是个好教师，胡兰是个好学生，才给他太太写了一封长信，肯定以为她自己能看懂。
但她当然看不懂。她把信递给我，借口说今天她的眼镜不够好，看不清信上那么小的字。完全是胡说。家国一笔一划写得很仔细，像学校里教学生写的那样，像他教胡兰写的那样。
"'亲爱的太太，'"我大声读了出来，"'我老早想给你写信了，但一直拖到今天才动笔。今天我回想起我们在绿湖边的谈话，我们在离别前说的话多痛苦呀！'"
"哇！"胡兰连忙把信从我手中抽走，"他没说这话！"她笑着，好像这封信是在开玩笑。她瞧着信，想看看凭自己的眼镜是否能看出意思来。
"你到底还要不要我读了？"我问。
她慢慢把信递还给我。
我很快扫了一眼，然后又读了下去。这次读得慢一点："'我希望你眼泪不要哭干了。我的心肝都为痛苦而燃烧，虽然我知道，作为你的没用的丈夫，我给你带来的痛苦更大。'"
"不要念下去了，不要了！"胡兰喊道，一只手捂住我的嘴，另一只手就来抢信。我慢慢把信还给她，她转过身去，很快把信塞进钱包里。然后转过身来，神色很紧张。
我们静默了几分钟，我觉得没话好讲。我很不好意思——因为我已经知道了她不想让我知道的事情。在还信以前，我已经很快地把后面几句扫过了。我知道了秘密：家国很后悔他没对妻子尽到丈夫的责任。现在他发誓，只要他还活着，就要做个真正的丈夫。他希望到明年，她就能做他孩子的母亲。
当然，我大吃一惊，没想到他们的婚姻竟是这样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们俩婚后一直像兄妹那样生活，一个做和尚，一个做尼姑？难道还会有别的意思吗？为什么胡兰没有孩子？难道家国对她没有欲望？难道他一直忠于她的死去的姐姐？要不，他就像文福，看上了别的女人？
一下子我更加了解她了。每当我抱怨文福对性的要求大强，她就责备我；每当我把淡着抱在膝头，她就妒忌地看着我。我马上原谅了她，后悔自己总把她往坏的方面想。
可我还是妒忌她。她的婚姻没有性，我的婚姻没有爱，她还是比我强。我弄不懂她——这个女人对我来说成了一个谜，那么多事情她都隐瞒着。
"你千万不要以为家国做了什么错事。"胡兰严肃地对我说，"只不过稍为争了几句，都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我都忘了是什么了。"
"我当然不会那样想，"我说，"我一直觉得家国很通情达理，待人很和气——"
就在这时候，警报响起来了。
胡兰皱起眉头说，"怎么可能呢？"
"天不早了，已经快到傍晚了。"说着她就往回家方向走了。
我叫她回来，"别傻了！别人不会在家的。他们已经跑出家门，正朝城门跑呢。"
我决定我们该怎么着。胡兰走北门，我走东门。然后我们就往回走，一路上互相找对方。我的想法比较实际，我说，如果天不晚，我们就回到市场去买鱼，还赶得上做晚饭。我们笑着分手了。
我一路匆忙走着，一路还作着各种各样的决定。我拐进一条小巷子，因为那样就可以抄点近路。我一路上不断张望着，心想万一能碰到杜阿姨和淡若呢。然后我又盘算着，回市场时该买点什么呢，当然，买点豆腐皮，回家炒青菜。
我正在盘算晚饭的时候，飞机声响起来了，打断了我的思路。我有点纳闷，它们干吗不掉头飞到市区的另一头去。飞机声越来越响，我脑子更乱了。不知不觉走到大街中间，我简直疯了，飞机就在我脑袋上呢。我正想，它们真傻呀，肯定是迷路了。
突然，机关枪射出的子弹打在我的面前一幢白色的建筑物上——墙壁上顿时出现了一排弹孔，就像一下子拉掉线头露出针脚一样。针脚下的墙壁碎片飞溅，接着上半堵墙壁也倒了，就像一大堆面粉从口袋里倒出来一样。一刹那，——就那么快——我脑袋里的聪明念头一下子全冒出来了。我尖叫起来，灰尘马上呛了喉咙，刺痛了眼睛。
我感到一阵窒息，不断地咳嗽。我揉揉眼睛，想再看看。警报还在响。飞机在头顶盘旋，到处是机枪声、炸弹爆炸声。我终于睁开了眼睛，发现眼前站着一个女人。她手中拿着一把破管帚，眼睛像鸡蛋那样睁得大大的，呆呆地望着天空。然后她的嘴巴耷拉下来了，越来越大，样子很可怕，好像她喘不过气来了，就想把嘴巴拉开来。
于是我也抬起头来看天，两个样子像鱼的影子落下来了，摇摇摆摆的，越来越大。我还没来得及对自己说"炸弹"，就趴倒了。大地抖动起来，耳中一片轰鸣，四面八方都有玻璃打碎的声音。
我神志清醒过来后，发现自己脸朝地面趴着。我不知道是自己趴下的，还是被气浪推倒的，是过了一秒钟，还是一整天。我抬起头来，世界变了，天上落下沙子来，我以为自己在做梦，因为人们走路都很慢，好像还在梦中一样。或许我们已经死了，正等着发配到阴间去。但这时我咳嗽起来，喉咙里呛得好痛。
警报停了，我站起来，开始往回走。在我的左面，我看到屋顶后面在冒烟，也许是远处的大街上着火了。屋子里的所有东西都被抛到了屋顶和大路上，什么毯子、凳子、自行车轮、煤炉和茶壶，还有衣服碎片——不光是衣服，还有一只带胳膊的袖子，带一只脚的鞋子，真是惨不忍睹啊！
我慢慢地经过这些东西。我看到那个拿扫帚的女人还在，炸弹还没落她就发出了叫声。她坐在地上，胳膊举起又放下，向天哀求着，"你在哪里啊？我叫你不要出门。现在你还听不听你妈的话？"
这时我忽然想起来了：淡若——他在哪儿？
我拔腿就往家里跑。一路上见到在爬的人，在哭的孩子，有个男人耳朵里流出血来，可他还在傻笑呢。离家越来越近，我看到街上挤满了通常那些幸运的人，在七嘴八舌地聊天，跟平时警报解除后一样。
我进屋的时候，胡兰已经在喝茶了，她把眼镜慢慢架上鼻梁，打量一条浸在大碗里的干鱼，"啊哟！回来不到一个钟头，瞧，现在至少有十个虫子在我们的晚饭里游动了。"
"他们在哪儿？"我问。
"在这碗里，和鱼在一起。"
"哎！我说的是淡若和杜阿姨——他们在哪儿？"
"啊！啊！啊！"她笑了笑，"还没回来呢。或许马上就回来了。"
门开了，我马上迎上前去——但是厨师和佣人，这两人也在笑。我冲出门去，朝路上张望。
"别担心，"胡兰叫我，"他们马上就回来了。先喝点茶吧。你担心也没用，他们不会跑得快一点。"
"我怎么能不担心？"我冲她喊道，"我眼睁睁看到炸弹落下来，差一点就落在我头上。我看到很多人死了、伤了，场面好惨哪，没有脚的鞋子，没有腿的脚——"
"你在说什么呀！"胡兰打断了我，"你看见了？在哪儿？"
于是我们俩就马上冲到路上。半路上，开始打雷了。我们刚跑到炸弹落下的地方，雨就落下来了。胡兰只好不断擦她的眼镜。
街上一片忙乱，警察、部队和美国服务人员全在那儿。五辆卡车和一辆救护车把路给堵塞了。我们爬上了一个小山坡，上面站满了人，他们的背全湿透了，分不清是汗水、雨水、泥水还是血水。
"怎么回事？"胡兰说着，用手指头擦擦眼镜，"你看到什么了？"
我们往前走了几步，我看到很多人跪在一座小山顶上，那儿本来一定是什么建筑物。他们全都在用铲子、锅铲和破木板拼命地挖着。
这时我看见了那个在大街上尖叫的、拿扫帚的女人。她也转过脸来看到了我，一脸惊讶。一刹那，就像在镜子里那样，我们都看到了同样的恐怖的神情。
她转身走开了。"不要这样！你们干得太蛮了！"她对另外人吼道。但没人理睬她。
"轻一点，轻一点。"她哀求道，"要这样。"我见她跪在地上，用她血肉模糊的手指头刨出一块砖头、一块木板、一块石头。这些危险的东西拿掉后，她就把脸俯到地上去，轻轻地找她要找的东西。
我还是不明白这儿到底出了什么事，那女人在满是砖头瓦片和碎骨头的山上扒。我不知她失踪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因为当他们找出她的孩子的时候我再也看不见了。只听见她一个劲地哭着，骂着自己，"都是我不好呀！是我不好呀！"我不想再看那个粉身碎骨的孩子，因为这当儿我们还在找淡若。
但我们没在这人堆里找到淡若或杜阿姨。大街上倒塌的房子里也没他们的踪影。我和胡兰在这个地方待了好几个钟头，听着其他的母亲们哭着自己失踪的孩子，眼看着希望一次次落空，喊叫声，哭泣声，不相信亲人已死的呜咽渐渐变成后悔的低语。
每次希望破灭，救出来的是别人的孩子，我都许一个愿。我许了一个又一个愿。我大声地说出来，我向每一位男神女神发誓，保佑保佑我的儿子淡若吧，我一定当好贤妻良母，真诚地待我的朋友胡兰，对她忠心耿耿，原谅我的丈夫文福，并好好服侍他，尊敬我的长辈杜阿姨，听她的话。我无怨无悔地认命了。
我许完最后一个愿，忽然看到我的佣人跑过来了，一面哭着，喊着，"总算把你找到了。"好像我们失踪了似的。啊，当她告诉我的时候，我哭得多伤心啊！我憋在心里的念头，——我以为我真的失去他了——全都大口大口地吐出来了。佣人告诉我，杜阿姨和淡若就在家里，我们出门不到两分钟，他们就回来了。大家想到这一点都很伤心，他们没失踪，我们找他们肯定找得担心死了。
所以，淡若一点没事。现在我知道我不得不信守诺言。我许的愿胡兰全听到了，尤其是我说要做她的忠心耿耿的朋友那段话。当然我一点没想到要收回诺言。要是我许愿许得少，说不定淡若已经死了。说不定他人虽活着，却少了一只眼睛，或一条腿。谁说得准？谁知道希望是怎么实现的？
当然，后来，我记起来了，我很幸运，就在我许愿的时候，他们已经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