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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救”叫了这个‘救’字，倏然更无声息。沐剑屏明知是假，但听韦小宝叫得凄厉，不禁心中怦怦乱跳，低声问道：“双儿妹子，是是假的，是不是？”
双儿道：“别怕，自自然是假的。”可是她自己也情不自禁的害怕。
只见苏荃从林中提剑出来，叫道：“把众船夫都杀了。”
众船夫一直蹲在岸边，见到天地会放火烧船、苏荃行凶杀了韦公爷，早已在簌簌发抖，见到苏荃提剑来杀，当即四散没命价奔逃，顷刻间走得无影无踪。
双儿挂念韦小宝，飞步奔入林中，只见躺在地下，一动也不动。双儿这一下吓得魂不附体，心想怎么真的将他杀死了，扑将过去，叫道：“相公，相公！”只见韦小宝身子僵直，心中更慌，忙伸手去扶。韦小宝突然张开双臂，一把将她紧紧搂住，叫道：“大功告成，亲个子邬！”
夫妻八人依计而行，取了财物，改装到了扬州，接了母亲后，一家人同去云南，自此隐姓埋名，在大理城过那逍遥自在的日子。
韦小宝闲居无聊之际，想起雅克萨城鹿鼎山下尚有巨大宝藏未曾发掘，自觉富甲天下，心满意足，只是念着康熙的交情，才不忍去断他龙脉。
康熙熟知韦小宝的性格本事，料想他决不致轻易为匪人所害，何况又寻不见尸首，此后不断派人明查暗访，迄无结果。
后世史家记述康熙六次下江南，主旨在视察黄河河工。但为什么他以前从来不到江南，韦小宝一失踪，当年就下江南？巡视河工，何须直到杭州？何以每次均在扬州停留甚久？又何以每次均派大批御前侍卫前往扬州各处妓院、赌场、茶馆、酒店查问韦小宝其人？查问不得要领，何以郁郁不乐？后人考证“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之祖父曹寅，原为御前侍卫，曾为韦小宝的部属，后被康熙派为苏州织造，命其长驻江南繁华之地，就近寻访韦小宝云。
那日韦小宝到了扬州，带了夫人儿女，去丽春院见娘。母子相见，自是不胜之喜。韦春芳见七个媳妇个个如花似玉，心想：“小宝这小贼挑女人的眼力倒不错，他来开院子，一定发大财。”
韦小宝将母亲拉入房中，问道：“我的老子倒底是谁？”韦春芳瞪眼道：“我怎么知道？”韦小宝皱眉道：“你肚子里有我之前，接过什么客人？”韦春芳道：“那时你娘我标致得很，每天有好几个客人，我怎么记得这许多？”
韦小宝道：“这些客人都是汉人罢？”韦春芳道：“汉人自然有，满洲官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
韦小宝道：“外国鬼子没有罢？”韦春芳怒道：“你当你妈是烂婊子吗？连外国鬼子也接？辣块妈妈，罗刹鬼、红毛鬼子到丽春院来，老娘用大扫帚拍了出去。”韦小宝这才放心，道：“那很好！”韦春芳抬起了头，回忆往事，道：“那时候有个回子，常来找我，他相貌很俊，我心里常说，我家小宝的鼻生得好，有点儿像他。”韦小宝道：“汉满蒙回都有，有没有西藏人？”
韦春芳大是得意，道：“怎么没有？那个西藏喇嘛，上床前一定要念经，一面念经，眼珠子就骨溜溜的瞧着我。你一双眼睛贼忒嘻嘻的，真像那个喇嘛！”
——选自鹿鼎记第五十回鹗立云端原矫矫，鸿飞天外又冥冥
一、小宝的眼泪
鹿鼎记1969年10月至1972年9月连载于明报，将近三年。这是金庸先生最长的一部作品。孔庆东先生在空山疯语中提到：“这里蕴涵了对中国社会体制和国民性的深刻批判，其深度或不及阿q正传，而广度则有过之。从文化价值上看，韦小宝是20世纪中国文学里仅次于阿q的典型形象。”这种评价是十分精当的。或者说，就整部小说来看，它的文学价值绝不比鲁迅的阿q正传逊色。
“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国民劣根性的代名词，它的基本症状在小说主人公韦小宝身上都能找到最集中的体现。如：自轻自贱，自大自夸，化丑为美，麻木健忘，欺软怕硬，忌讳缺点，把失败幻想成胜利，在精神胜利中逃避失败的痛苦，却不思改变失败的现实。如被别人打的时候，就同阿q一样，自认为是“儿子打老子”以此来获得畸形心理的满足等等。这些具体的例子就不列举了。
作为韦小宝来讲，出身于市井烟花柳巷，没有知识，没有文化，也没有武功，专会溜须拍马、投机钻营、见风使舵，却飞黄腾达、官运亨通。甚至取得令知识阶层和市民阶层都为之眼红的成绩——娶了七个如花似玉的老婆。而那些所谓的英雄豪杰却无法施展其胸怀抱负，还想依靠他来完成自己的事业。这里，包含了深刻的历史寓意。一方面，小说通过韦小宝的视角，洞察出了宫廷的本质：一个大的豪华的妓院。这里，有着罪恶的交易与最阴险的手腕，还有最淫荡的黑幕。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各式各样的欲望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没有真情可言，只有彼此利益的算计。上自太后、皇帝，下至太监、宫女，与妓院里的老鸨、龟公、妓女的结构关系出现了惊人的相似。这种论点无疑是作者自己对历史的想象与分析的结果。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电视剧本大明宫词中，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也有过这样的叙述。这种比喻，是对封建贵族们所谓的崇高、尊严与优越感最强烈的挑战与侮辱。因为，文学和历史的事实上，像韦小宝和张易之此类取得了非凡的成功的人也不是少数。有流氓称帝的，宦官面首专权的，不一而足。更不用说，在社会上靠权谋游刃有余的各色人等。一方面，韦小宝是市民社会中，中国游民最恶劣分子——流氓的典型代表。游民一般包括土匪、流氓、乞丐、娼妓、江湖术士以及兵痞、盐枭、私贩，还有大量的江湖艺人以及江湖侠客、游方僧人，走江湖的说唱艺人和戏曲艺人等等。流氓作为游民中的一类，虽属少数，但他是游民的群体性格、思想、行为的阴暗一面的最集中、最突出的体现者。如果非说游民的群体性格、思想、行为还有光亮一面的话：那么也就是抽象化了的讲信义、重义气、锄弱扶强等。这也是韦小宝身上唯一可以称道的地方。正如，金庸先生在后记中写到的：“不过读我小说的人有很多是少年少女，那么应当向这些天真的小朋友们提醒一句：韦小宝重视义气，那是好的品德，至于其余的各种行为，千万不要照学。”
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是这样描述游民性格的：“游民与匍匐在角色规定下的‘四民’（注：传统社会中的士、农、工、商）不同，他们脱离了主流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角色位置。许多游民无妻无子，没有为人夫、为人父的职责，没有宗亲故旧的监督，也就不必顾及面子，更不会有耻辱的感觉。他们是没有根柢，随着时势浮沉游荡的一群；他们没有地位，失去了社会的尊重。因此，他们是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的，也不必考虑角色位置为人们所作的种种规定他们极端重视眼前利益，不太顾及离现实较远的后果。他们很少文化教养，也就没有了文饰的习惯。一些社会舆论所不容，被通行道德所鄙视的行为，他们常常不以为非，而且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也很少有固定的是非观念；一些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都要掩饰的观念和性格，在游民看来没有掩饰的必要而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中国文化传统的阴暗面。”而流氓在思想意识、性格特征上集中体现了游民群体对社会最具腐蚀性与破坏性的一面。其突出表现为强烈的反叛性、反社会性和无确定的价值尺度，就像鲁迅先生谈到知识分子时的“无特操”他们以牟取个人和小集团利益为核心，一切理论、口号乃至道德标榜都只是谋利的外衣，小到“揩油”占点小便宜，大到谋权篡位，或以冠冕堂皇的名义欺诈，或赤裸裸以卑劣下流的手段巧取豪夺，只问目的而不择手段，泯灭了一切道德良知和羞耻感。
可以说，这些都是很符合韦小宝的流氓品格的。市井文化与游民文化是相辅相成的。而韦小宝就是这种市井文化与游民文化的结合体。作为市井文化追求同等社会政治地位的代表，他对于封建君主是蔑视的。这种市井心理早在元朝邓牧的伯牙琴君道中就有了体现：“彼谓君者，非有四目两喙，鳞头而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故可为也。”韦小宝心里一直都骂皇太后是“老鸨”或“老鸡婆”对待建宁公主还有小郡主包括追求神龙教教主夫人，都有着这种心理在作祟。或者说，他爱的并不是这些具体的人，而是通过征服这些代表着权势与高贵的人，从而来征服着小市民的自卑感，挑战与征服整个自己原本无法企及的，被神化了的权力与权威的世界。而他对同样是贫贱出身的双儿的态度还是有不同的。当然，尽管，在市井文化中，封建帝王的威严与神圣是一扫而光，但他们毕竟无法完全摆脱封建观念。所以，韦小宝的一些行为准则，包括义气也好，对权力的尊崇和仰慕也好，也就是按照自己从小最喜欢听的说书而来的。这些说书故事要么是草莽英雄的故事，盲目的义气或仇杀，或者是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故事。同时，他的流氓本性使得他并不太在乎别人的死活，关键是自己的利益。他的仅有的几次伤心与落泪，有的是义气的作用，如以为康熙死了，还有是当吴六奇和隆平被害时。其余的基本上都是耍赖，或者说，是慨叹自己的得不到女人或金钱，最不济是被别人欺负实在没办法。他的眼中，是把周围的一切都当成商品一件件地计算的。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泪水在他的脸上划过更多的是虚伪与欺骗的痕迹。
在这一点上，孔庆东先生作出过这样的评论：“其实这些女人对于韦小宝来说，只不过是具有一种数量意义。‘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韦小宝在中国市井文化最集中的妓院长大，畸形的早熟使他永远丧失了爱的机能。他混进皇宫当小太监是假的，但是，在爱情的宫殿里，他却是个不幸的天阉。他的处事哲学是妓院哲学，他看女人也永远是‘婊子’的标准。对于漂亮的女人，他想到的是占有，花言巧语，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他从未想到过爱怜、尊重、相知等情感因素。他对这些女子的喜欢实质上是一种中国小市民对私有财物的欣喜。所以，即使他喜欢的女人不喜欢他而爱别人，韦小宝却并不伤心，而只是像蚀本的商人一样绞尽脑汁再骗回来。韦小宝是天下第一不会伤心之人。”
关于韦小宝、关于鹿鼎记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半个多世纪以前，王冶秋先生对阿q正传有段著名的评论。在这里，如果把它套用到鹿鼎记上的话，就是“看第一遍，我们会笑得肚子痛；第二遍，才咂出一点不是笑的成分；第三遍，鄙视韦小宝的为人；第四遍，鄙弃化为同情；第五遍，同情化为深思的眼泪；第六遍，韦小宝还是韦小宝；第七遍，韦小宝向自己身上扑来第八遍，合而为一；第九遍，又化为你的亲戚故旧；第十遍，扩大到你的左邻右舍；十一遍，扩大到全国；十二遍，甚至到洋人的国土；十三遍，你觉得它是一个镜；十四遍，也许是警报器。”
不管读多少遍，但都无可否认，这是一部伟大的书。
二、书生和市民的较量
鹿鼎记也是一部关于书生与市民较量的书。
小说的开头写出的是传统文人“一箫一剑平生意”的想象。“船舱门呼的一声，向两旁飞开，一个三十来岁的书生现身舱口，负手背后，脸露微笑。”书生和侠客，在这里相遇了。
正如龚自珍的两首诗中写到的：“不是逢人苦誉君，亦狂亦侠亦温文。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乙亥杂诗之二十八）“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漫感）和龚自珍一样，当纸无法或者不能满足铺叙家国想象的需要，当沾饱浓墨的笔无法扫出朗朗乾坤时，知识分子或文人，他们渴望着，能用剑向当权者表示反抗，能诉说自己的理想，或者能用它替自己想象中的一群人打出一条坦途。这些被塑造的儒侠形象，即使泰山要崩于前，他们也必须保持他的温文儒雅。这个时候，也就有了陈近南。
作者用很大的篇幅，写顾、黄、吕在舟中论略国事，密谋改天换地，言谈之间，处处见凛然侠气，铺展开历史的哀音。然后，这几个在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算是真正的侠的人物，面对统治者的武力时，惟有束手待擒。连自杀的机会都找不到。历史写到这里可谓衰痛至极。然而，这也是历史的真实。
陈近南是一个装扮成文人的侠。他武功智技冠天下，手下有天地会会众等一帮死士，还有顾、黄、吕、九难公主、沐王府等文化、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支持。进行反清复明大业时，更有吴三桂、神龙教等与清廷相牵制的力量，同时还将卧底派到皇帝跟前，并成为皇帝跟前的红人，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但是，他却无法一直微笑下去，甚至连陈家洛那样的幸运也没有。论理，作为一个当家的，陈近南远比陈家洛优秀，前者，永远从大局着想，包括收韦小宝为徒，让他当上青木堂的堂主，容忍郑家少爷的百般猜忌和无理取闹，死于其手还要求徒弟不报仇；他了解天地会的兄弟，懂得容忍他们的短处，紧紧维系他们的团结一致，推进“反清复明”的目标。后者毕竟还是个有理想但乳臭未干的书生。陈近南这么有才能有气度，却没有赢得陈家洛功成身退那样的潇洒，陈家洛带领一干人众威逼乾隆皇帝，最后远走大漠，而陈近南却连笑都不能笑。他死于一场偷袭，一场跟卑鄙小人有关的偷袭。大人物死在小人之手，这就是他的结局。
然而，这还不是他悲剧的真正所在，他悲剧的真正所在是，被他视为得力干将的韦小宝，乃是一个只认“有奶便是娘”的市民。市民与书生无高下之别。但我们无法否定的是，这是多么不同的两种人！这两种人走到一起，无疑将充满悲剧性的冲突。
故事的结局是陈近南被郑克塽杀了。“平生不识陈近南，就称英雄也枉然。”陈总舵主虽然英雄卓越，终于不能完成反清复明的大业。他的遗言是：“小宝，天地会反清复明大业，你好好干，咱们汉人齐心合力，终能恢复江山，只可惜可惜我见见不着了”这样的话对于韦小宝来说，跟耳边风没有任何区别。虽然凭着一点江湖义气，他一直执意不择手段为师傅报仇，但也正是凭着一点江湖义气，他一直执意不肯刺杀康熙，甚至在神拳无敌夫妇和儿子三人入深宫行刺这样的关键时候，不但不遵师命，而且密报康熙。这等于是出卖自己的朋友。但是这样一个人却一生履险如夷、逢凶化吉，而且最后还有—次特别的机遇。
这次机遇的发生，金庸先生再次借了顾炎武、查继佐、黄宗羲、吕留良这些当时大儒作为配角。和上次跟陈近南的晤谈相比，这几个大儒与韦小宝之间的谈话内容上升到一个惊人的高度：“韦香主手绾兵符，又得鞑子皇帝信任，只要高举义旗，自立为帝，天下百姓一定望风景从。”
知识分子或者说书生可以对政治革命有独特的珍视，甚或某种畸形的爱好与怀恋。但如果将之过渡到那些挣扎在平庸中、为了日常琐碎而蝇营狗苟的市民，或许是一种残酷的、毫无人道的激情。小说把儒侠陈近南的事业完完全全托付给市民韦小宝。而这个逻辑是，刘邦是个大流氓，朱元璋是个混混，唐太宗是靠杀了哥哥和弟弟坐上龙椅的，顺理成章地给韦小宝黄袍加身。从书生救国到儒侠救国再到流氓(流氓是市民的一种）救国，这样的逻辑让人看到了历史的残酷与无奈，或者说顾炎武等人的所作所为，在当时其实是在维护一个虚伪的没有多大意义的传统。正如，天地会的人在争谁是正宗一样。
再回到开头见到的那个“负手背后，脸露微笑”的书生，不免让人觉得这是一种辛辣的讽刺。如果说，第一回的铺垫给予陈近南的是惊鸿一瞥般的精彩亮相，那么，整个一部书五十回的铺垫给予韦小宝的是讽刺性的无奈退场。作为一个市民，虽然一度震惊于书生的大胆，韦小宝还是以其独特的“有奶便是娘”的逻辑将几个书生所有精到的、世故的、老辣的历史见识付诸一个玩笑。在一个市民甚至是无赖的眼中，几个书生所体会到的大道，尽管是以那样精到、世故、老辣的方式表达出来，依旧是无法抵挡他对平静生活的渴望。也许，正是人们对平静生活的渴望使他们认了“有奶便是娘”使他们宁愿匍匐卵翼在异族的统治之下，也不愿意跟着别人起事吧。这样的人们，在大多数的历史时段，总是占据着绝大多数。因此，那些生不逢时的英雄们，虽然渴望改换世界，有文采有武略，也逃不了饮恨吞声或者杀身成仁的结局。
无论如何，书生是靠一种精神的想象而持续地留存在世上的；市民是靠一种精神园地的普遍闲置和同时的物质生活的安定无忧而平凡地活在世上的。我们无从评价哪一种方式是经得起所谓的历史的推敲的方式。能肯定的是，尽管在金庸先生的笔下，市民赢得了胜利，但在过去的几百年历史中，赢得胜利的应该还是那几个书生。现在已经淡漠的满汉之仇，其实从清朝建立到覆亡都一直延续着。平凡的日常的共同生活并不那么容易消融不同的民族之间的仇恨，彼此相安无事时，一切仇恨像潜水的鱼，没有丝毫踪迹，可是一旦风激浪滚，活不下去了，一切就又浮出水面。小说的结尾是非常有深意的：
韦小宝将母亲拉入房中，问道：“我的老子倒底是谁？”韦春芳瞪眼道：“我怎么知道？”书小宝皱眉道：“你肚子里有我之前，接过什么客人？”韦春芳道：“那时你娘我标致得很，每天有好几个客人，我怎么记得这许多？”
韦小生道：“这些客人都是汉人罢？”韦春芳道：“汉人自然有，满洲官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
韦小宝道：“外国鬼子没有罢？”韦春芳怒道：“你当你妈是烂婊子吗？连外国鬼子也接？辣块妈妈，罗刹鬼、红毛鬼子到丽春院来，老娘用大扫帚拍了出去。”韦小宝这才放心，道：“那很好！”韦春芳抬起了头，回忆往事，道：“那时候有个回子，常来找我，他相貌很俊，我心里常说，我家小宝的鼻子生得好，有点儿像他。”韦小宝道：“汉满蒙回都有，有没有西藏人？”
韦春芳大是得意，道：“怎么没有？那个西藏喇嘛，上床前一定要念经，一面念经，眼珠子就滑溜溜的瞧着我。你一双眼睛贼忒嘻嘻的，真像那个喇嘛！”
小说一方面让韦小宝鼓吹汉满蒙回藏民族大团圆，一肚子宽容和伟大，另一方面让韦春芳大骂“罗刹鬼”、“红毛鬼子”究竟是我中华女子，虽然一辈子是在肮脏的妓院中度过，却丝毫不缺民族自尊，见了罗刹鬼、红毛鬼子到丽春院来嫖，也是要“老娘用大扫帚拍了出去”的。作者究竟还是有点书生气。
三、红颜难为
自古而今，壮丽的河山与婀娜妖娆的美人，引逗着数不清的英雄好汉驰骋竞逐的雄心。无论是称霸一方的枭雄，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还是蛰伏乡野的草芥，如神勇无匹的闯王李自成，抑或是服职于官府之中的将领，就像那皇上跟前的大红人韦小宝，掌握天下的权炳与得揽软玉温香在怀，总是让人心痒难搔。
然而，江山与美人都不过是英雄功成名就之后的战利品，是锦上添花，是丰厚的犒劳，是逐鹿问鼎之际的筹码。美人与黎民百姓一样没有声音，也没有发出声音的权利。往往是惨遭蹂躏之后，还得默默地为最后得胜的一方，以鲜血铺陈出一条炫目的红毯。
崇祯皇帝迷恋声色犬马，无心于国事，以致奸相佞臣残害忠良，败坏朝纲，终于使孱弱的明室一息奄奄；势如破竹攻下明都的李闯王，模仿汉朝草莽建国，然而烧杀掳掠，残暴不仁，民不聊生，使满人有了可趁之机，终被消灭；而那“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的平西王吴三桂，也不过是“西瓜偎大边”与满人达成互惠的协议罢了，又哪里是为了真心的爱恋呢？厮杀抢夺之中，天下第一美人陈圆圆，仅仅是那人人觊觎艳羡的大饼的一部分，任谁都想分一杯羹，她哪里又有“倾城倾国”的能耐呢？她不过是这些“英雄”堂而皇之、理直气壮地逃避罪责的借口，不过是一只美丽而百口莫辩的代罪羔羊罢了。
作者颇具匠心地引入著名文人吴梅村的圆圆曲，巧借韦小宝出身市井，满肚子草包，不谙雅辞，由当事人陈圆圆直陈本事，娓娓道来，细细地勾勒出一代美人的绝俗惊艳与柔媚的风致，以及其飘荡如萍、身不由己的凄凉一生。
“相见初经田窦家，侯门歌舞出如花。
许将戚里箜篓伎，等取将军油壁车。
家本姑苏浣花里，圆圆小字娇罗绮。
梦向夫差苑里游，宫娥拥入君王起。
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
横塘双桨去如飞，何处豪家强载归？
此际岂知非薄命？此时只有泪沾衣。
熏天意气连宫掖，明眸皓齿无人惜。
夺归永巷闭良家，教就新声倾坐客。”
曾经沦落风尘的陈圆圆其实始终没有摆脱“娼妓”的身份。尽管她陆续成为崇祯皇帝、李自成与吴三桂的的禁脔，但那也只不过是转换了卖艺卖身的场所，只不过是改变了所侍奉的男人的地位与人数罢了。她终究是一只被囚禁在金笼之中的珍禽异兽，茫然而温顺地换过一个又一个主人。
陈圆圆低声道：“李闯把我夺了去，后来平西王又把我夺回来，我不是人，只是一件货色，谁力气大，谁就夺去了。”
这段话的确是陈圆圆一生的写照，或者可以说是为所有“红颜”的命运下了最确切的脚注。她们都不是“人”她们只能是“货物”掌握自我的命运，决断自己的前途，对她们而言不过是痴人说梦，倚靠一个强壮的手握大权的男子，或许还比较现实。也可以说是她们最稳定美满的归宿。因此，对那些仍然在青楼打滚的同伴而言，陈圆圆的遭际无疑是幸运的，当真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但是华冠丽服底下的辛酸，锦衣玉食背后的苦楚，个中真味又有谁能知晓？政治风云诡谲变幻，曾经权倾一时的人物又被另一个雄才伟略的豪强给取代，美人也随之易主。有道是：“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心怀不贰之志的亡国之臣，因此顺理成章地将旧政权的覆灭与黎民百姓的颠沛流离之苦，一股脑地归咎于佳人以狐媚惑乱人主，并且怨怒悲愤地下了结论：“红颜祸水”美人“倾城倾国”的艳姿，恰恰成为众矢之的，转移了举世罣怒的目光，并为真正的始作俑者承担起“不祥之人”的骂名。
眼眶中泪珠涌现，停了琵琶，哽咽着说道：“吴梅村才子知道我虽然名扬天下，心中却苦。世人骂我红颜祸水，误了大明的江山，吴才子却知我小小一个女子，又有什么能为？是好是歹，全是男子汉做的事。”
的确“是好是歹，全是男子汉做的事。”实际的权力、制度的运行与千千万万人民的性命皆在一人掌握之中。设若当权者英明有为，励精图治，则国运昌隆，百业俱兴，人民衣食丰足；反之则不然，内忧外患交侵，民不聊生，国家兴衰与否，政治清明与否，百姓生活安乐与否，皆取决于那手握权炳之人。成败既系于此，那么国破家亡之责，又与那深居于宫殿之中，凭借青春美貌博得当权者宠爱，以换取安稳无忧的生活的女子有什么关系呢？“人心不足蛇吞象”对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追求与永无餍足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穷奢极欲的吴三桂，杀人如麻的李自成，他们厉兵秣马，费尽心机，汲汲营营的不正是为此？得到天下第一美人陈圆圆，不过是另一种占有性资源宣示。
“他们说，一片石战场上满地是鲜血，几十里路之间，躺满了死尸。他们说这些人都是为我死的。是我害死了这十几万人。我身上当真负了这样大的罪孽吗？他是大汉奸也好，是大忠臣也好，总之他是对我一片真情，为了我，什么都不顾了。除他之外，谁也没这样做过。”一个但求真情真意的对待与平实安稳的女子，哀怨而充满款款深情地缓缓地述说着与男人、权利以及欲望纠缠不清的一生。面对着利欲熏心的男人之间的仇杀与争夺，战场上血流成河与堆积如山的死尸，以及饱受兵马倥偬之灾的人民，交煎于诸种压力与诽谤非议之下的她也仅能提出如此微弱而苦涩的诘问：“我身上当真背负了这样大的罪孽吗？”当真这样一个尽管辗转于欲念与占有，却仍旧抱持着天真的甚至可以说是近乎虔诚的态度相信着诚挚的爱情的温柔缠绵的女子，会是所有祸乱的渊薮吗？作者的神来之笔正在于此：运用相当长的篇幅，以独白的方式深入剖析身处夹缝之中的陈圆圆的心理世界，在两头猛兽以生命相互厮杀搏斗的战场上，在血腥暴力的场景之间，不仅凸显出一个女子的茫然与无所适从，更试图从这样一个命运飘摇的女子的角度来观察、展示与描述吴三桂与李自成这两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重新审示历史，作者揭示“一将功成万骨枯”千秋伟业背后是无以计数的牺牲与惨遭屠戮的生灵；更尖锐地指出问题之所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还原所有伪装粉饰与借口之下的真相。或许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为古往今来所有被挤兑于掌握话语权的男人之间的薄命红颜们出气的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