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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事情？噢，我真的不想多说了。我们有多少后来呢？后来就是未来的意思吧，未来就是理想的意思吧？如果任主任的侄儿还活着，他再让我们写“我未来着我未来的未来”我就连那些字也码不出来了。因为，我的后来，不就是我的现在吗，你都看到了，就是这样的。
我们班很多人没有念到高中毕业就散了。也就是说，在第二年夏天到来之前，教室里的学生已经稀稀罗罗了，教室里冷冷清清的。宋小豆上课的时候，还是习惯用英文和中文重复一句话。她说，冷冷清清，正是这个季节奢侈的享受啊。
她看起来老了十岁了，甚至更老。细密的皱纹像括号一样，从她的眼角一丝丝地牵进了嘴角。她还是那么昂着头，但长长的辫子再没有拖到她的右边屁股上了。她保持着前一年英语节上的发式，从此没有改变。她结了婚，丈夫就是我们从前的蒋校长，今天的教育局蒋局长。蒋局长应该比宋小豆年长30岁吧，他为她离了婚，还为她染了发，焗了油，黑黝黝的，看起来他年轻了十岁，他和她的差距就缩小了二十岁。宋小豆没有担任教务主任，是她主动拒绝的。每晚她都在计算机上敲打一部书稿，而且始终都没有完成，有人说是一部小说，也有人说是一部回忆录，谁知道呢？她敲打的时候从不回避丈夫，因为她是用英文敲打的，蒋局长看了等于没看。清脆的键盘声在安静的蒋家响起来，把蒋家弄得更加安静了。
这些事情我都是听别人说的。在金贵和陶陶的小街决斗之后，我很快就离开泡中了。我觉得无聊，发腻，在学校呆上一个小时都成了疲惫的折磨，好像一把钝刀在慢慢地割肉。有一天我逃课去了瓦罐寺，就是我说过的，南桥那头那座小小的寺庙。寺庙的红墙、黄瓦被绿树林遮挡着，又被四周的高楼覆盖着，真是隐蔽得不能再隐蔽了。伊娃曾经写过，隐蔽的地方必有高人。我相信伊娃是对的，伊娃的长相、才华，就是上帝派到世上来发妙论的。对我来说，瓦罐寺就是隐蔽的地方，因为我从来没有进去过。
瓦罐寺其实要比我想像的大很多，山门很狭窄，进去了照样宝殿三重，回廊四合。要不然，毛主席为什么要说瓦罐里头有名堂呢？我去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多，也可能是五点多，寺庙里人很少，除了葡萄架下坐了几个茶客，就是回廊里有一些小贩在卖仿古的小玩意。我听到花木后边有敲木鱼的声音，敲到得意处，敲了一遍又一遍，却看不到和尚在哪里。反正没有事，我就胡乱地走走。
西边有一间厢房，也许就是厢房吧，我看见这个词在课本里边出现过，就是侧边的房子，侧室的意思吧？谁晓得呢。厢房的门口写了两个字，测字。这两个字我明白，就是算命的意思了。
我站在门口呆看着，厢房很长，长得就像是长长的地道，光线暗得人眼睛发痛。一个先生坐在藤椅上，正在给另一个先生测字。我看不清他们的样子，却听得清他们的声音。你在空空如也的剧场里说过话吗，你哪怕说的是悄悄话，也会像翅膀一样飞遍每个角落呢。其实他们的谈话已经接近尾声了，测字先生正在作概括，就像蒋校长讲话总要作总结。他说，合者，合也。合吧，好合就合。
来测字的先生就问，真的好合？他的声音我觉得很耳熟，但是不该有这么多的不踏实。
测字先生就说，嗯、嗯，好合、好合，当合就合。
那我就合了？
合吧、合吧，合者合也。
那人交了钱，就出来了。
我侧身让了让。他戴着墨镜，却遮不住他的儒雅、派头，还有喜气洋洋。我认出他，他就是我们的蒋校长和蒋局长。他倒是认不出我，不过认出我又会怎么样呢？认出了我，他也当做认不出，我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和测字先生的问答很好耍，就像春节晚会上两个人说相声，我一直记忆到今天。当然他不是去说相声的，他是为了一件事情去找一个答案的。后来我在别的城市里看见迎娶新娘的车队，车牌号上都贴着百年好合、百年好合，我哦了一声，才晓得蒋局长是多么认真和痴情啊。
那天我也测了一个字。我把口袋里的零花钱都抠了底，抠出一堆角票和硬币，堆在测字先生的桌子上。我说，老爷爷，我也要测一个字。
测字先生穿着不长不短的袍子，留着不长不短的头发，既像一个和尚，也像一个教授。他说，测什么字呢，姑娘儿？
我一下子哑了，嗯了一会儿，说，合的反意词是什么？
测字先生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的反义词应该就是分了。
我说，那就测分吧，老爷爷。
测字先生在阴黢黢的光线里看着我，看了又看，忽然嘿嘿地笑起来。他把桌子上的零钞仔仔细细地，从一只手拣到另一只手，然后送到我的面前。他说，走吧，姑娘儿。
我说，什么，老爷爷你说什么呢？
走吧，他说，走吧。他挥挥手，朝着门外。门外的光线亮得耀眼，就像电影里拍摄的陕北窑洞，当然，是从里边往外边拍。
我说，你要我走吗？你是说，走者，走也吗？
测字先生摇摇头，又嘿嘿地笑，他说，这个姑娘儿有意思，有意思。走吧，啊？
我跟爸爸说，我要走了。我不念书了。爸爸说，走吧，你走吧。你也不容易啊。
我没有过完留校查看的日子，我就把我自己开除了。当初我多么害怕被开除啊，爸爸那么软弱，我总怕我被开除了爸爸怎么活？我现在才晓得，男人身上最摧不垮的东西，不就是软弱嘛。
我从此没有再上学，没有再进过一次泡中的门。噢，人都是没心没肺的东西，一个地方，一个人，曾经和你粘得那么紧，就像一团泥粘着一团泥。可是后来掰开了，说掰开就掰开，除了含含糊糊的记忆，也就和我什么关系都没有了。
我开始找地方打工。我打工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家附近的那家小花店，那个老板就是小拳头。后来，就是火车站的批发市场，再后来，就越走越远了，去过外地，外省，外国，在东北、云南那边都跑过边贸。我随身带着刀子，可从来都没有用过。外边的世界不像人们说的那么野，况且我也不是嗜血的人，我带着刀子，只是像随身带着一个朋友。晚上摸着刀子睡觉，我不会感到太孤独。
朱朱几乎是和我同时离校的，她是警察的女儿，被内招到一所武警护训学校。她是穿着警服和我告别的，肥大的警服把她衬托得更加娇弱了，就像草原会把一只羔羊衬托得更加渺小一样。她拥抱了我，还用纸巾擦了擦我的眼睛。其实我一点没有泪水，倒是她的泪水弄湿了我的衣服。她说，别忘了我。我笑起来，刮了刮她翘起来的鼻尖，我说，天，怎么会呢？
朱朱破涕为笑，她说，因为你没心没肺啊。
朱朱的学校在云南的一座边境小城，靠近滇缅公路和澜沧江。她几乎每天都要给我写信，说那里阳光如何强烈，美人蕉如何鲜艳，而日子如何寂寞。最后她总以这么一句话来结尾，来看看我吧，风子？
而我几乎没有给她回过信，我不晓得该写什么。而且她的信都寄到我家里，我回家的时候，信已经有一大堆了，爸爸把它们放在一只装压缩饼干的铁盒里，迷彩色的盒子让人联想到云南。读着她的信，我会觉得很安宁。即便这个世界都把我遗忘了，还有朱朱记得我。但我不知道该给她写什么，我写的信应该回她的哪一封信？于是我就干脆不写信，我到现在也没有回过她的信。噢，朱朱，反正她都觉得我没心没肺的，对不对？
陶陶被金贵出其不意打败之后，也再没有去过学校了。至少，没有人见他白天出现在学校。后来，他也没有能够到尼斯酒店去，像尼斯太太说的，担任大堂经理，或者是大堂助理。我再没有看到过他，很多人也都没有再看到过他。朱朱在来信中说，天晓得朱朱是怎么晓得的，他去了哈尔滨，在一家不大不小的酒店工作，站在大堂的大玻璃门内，负责开门和关门。
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前几天我在一份过路客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居然是伊娃写的。你还记得我给你讲过的伊娃吗，就是那个有八分之一俄国血统的女才子。我是在一个汽车站转车时读到的，确切地说，是翻到的，我读什么书呢，随便翻翻而已，翻翻照片、漫画，等等等等。我先看到了伊娃的照片，我一眼就认出了她的鹰钩大鼻子，虽然鼻子上架了一副大眼镜，耳朵上挂了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但我还是确信她就是伊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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