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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在一份题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域位置的建议的报告中，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写道：“(北京旧城)实际上已是博物院，公园、庆典中心、更不该把它改变为繁杂密集的外国街型的区域。静穆庄严的文物风景，不应被重要的忙碌的工作机关所围绕，被各种川流不息的车辆所侵扰，是很明显的道理。”但是他最终没能保住北京旧城的肃穆祥宁，千奇百怪的“中国仿古建筑”罗列在他心爱的长安街旁。
几十年过去，北京城的规模不断向外扩张，商业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改变了北京城的中心，天安门广场不再是城市居民生活的中心了。计划经济下的城市规划已经不合时宜，至少，对生活区、工作区、商业区的划分不再合理。
房地产开发正经历一场变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改革开放使人们的收入大幅提升，富裕后的国民对住房有了更高也更迫切的要求。张凤桐敏感的认识到：未来的几年内，北京城的规模将超过梁思成最可怕的想象，商业区、工作区正在取代昔日的政治中心，成为人们日常关注的对象。
“我小时候的北京给我特别美好的记忆，没有车的街道，人和人生活的接近，不知道什么叫危险、危机、压力，我再也想象不出什么样的社会状态能让我经历这样的生活。我不知道是否因为当时年纪小的缘故。”
张凤桐这样给大山讲。
历史向前发展，北京城旧貌换了新颜。无论是社会、文化还是前人的建筑观念，都已经成为过去。
张凤桐没有能力改变社会经济环境，在面对城市的时候，任何整体规划和描述都显得心余力绌。但同时他又希望能把北京城建设的更好，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做为北京市副市长，分管这块工作而带来的责任感，单单从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角度。他也希望北京地明天更美好。
大山背负他的这份期望，仔细调查并了解实际的相关情况后，感觉并不轻松。
老实说，如果单纯从一个商人求财的角度就没有那么多顾虑，找个合适的地角开工，只要楼盘峻工，就一定不愁卖，而且回报相当可观。只是这般东一块西一块。其结果必然有违张凤桐找他的初衷，并且楼盘的高度、外观、配套设施等必然谈不上有整体规划一说。
一个城市，不像一支军队，不管有多少人，分布在多么大的范围里，命令一旦下达，就可以被一丝不苛地执行到位；也不像一个公司，最高管理者发话，所有的政策都可以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大山最大的为难，就是这房地产开发。没有也绝对不会有龚断可言。北京这湾水深且浑，官多官大，其中派系林立，日后有人想参与进来，尽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手段。开发权拿到手，各自有各自的想法。人家当然不会配合你的想法来。
了解的越多，想的越多，大山越觉得棘手。
董洁就没有这份顾虑。“哥，别想那么多。咱们首先是爱国和遵记守法的好公民。其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也尽量做到了帮助别人、回报社会，这已经够啦。我们是商人，商人求利。那些忧国忧民地问题且不去管他，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是这个理，我也知道。”
大山仍然皱眉“我只是在想，我们自己在做事前，能多从大局想一想总是好的。”有些人就是太缺乏大局观。有了好处理所当然是个人的努力。最不济也归结于运气，有了苦处便都是政府的错。于是怨声载道的埋怨这个那个，惟独撇清自己。
大山从来没有兴起从政的念想。中国人多，人心散地方也大，所谓政府，说白了不过是一些人集中起来处理国家地大小事，这些人没做好，另换一些人，也未必就会做的更好。至于当政的人怎么做老百姓才会更满意，这个问题自从八九事件后，他也不再去想了，所有的政治热情已经全部泯灭在那场风波里。
大山能做地，只是严格些要求自己，做多做少，总是心意，不会强求。再怎么说，从商多年，多方正的性子也便磨的圆滑多了，尤其是纷扰繁复地场面应酬最是锻炼人，况且，大山从不认为自己本质上有多么忧国忧民，他所以从商，出发点也不过是自己想过上好日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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