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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们在仔细检查了马一航的财物后，发现了他的通讯录，其中收录了数百个名字，从警察、买办直到商人、政客。此外，还发现了三个极有意思的文件：
“华南实施之事务”，是为推翻广东“实权派”以及在沪、宁建立情报机关的时间表和具体安排。其出版宣传的预算经费就达15万元。
“组织新闻社”，该计划旨在组建一个报社，以影响香港的报纸，并引导美国与南洋诸岛的华裔居民的宣传工作，依照将要设立的新的特务部的指令行事。
“组织声讨团”，打算为广东的汪未经支持者组建一个别动队。该团体将在特务部的指导下行动，“推行利用武力对付反动分子的”铁血政策，在香港和九龙设立分部，并有一个机动队，用以搜集情报和指挥包括暗杀在内的特别行动。
显而易见，马一航不仅仅是维新政府的一个政治顾问。
这些情况在1月30日上午秘密地得到证实。刚好在殡仪馆的讯问之前，特务股接到了从美商上海电话公司打来的一个电话。电话中说，他们的一个职员愿意提供关于马一航案的匿名情报。
在与一位探目面对面的交谈中，“来自台湾的一位中国男子”声称，马一航是他自1918年以来的朋友。
当时，这位情报提供者为广东省政府工作，而马一航则是省财政厅厅长，在陈琼明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马一航与一个名叫蔡祥生的日华混血儿的关系极好，此人操一口纯熟的日语。与汪未经有着密切的联系。
陈琼明被推翻之后，马一航与蔡祥生逃往日本，未遭逮捕。嗣后，蔡祥生进了东京大学，一直待在日本。而马一航则返回了中国，加入了汪未经派系，任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
1937年7-8月中日开战后，蔡祥生成功地在好几个伪组织中担任了职位，并在一年之后成为田中将军麾下的日本特别勤务队政治课课长。12月，当汪未经与常凯申决裂之后，蔡祥生来到香港，招募了马一航。
他们于1939年1月1日一起回到上海，马一航便岀任位于外滩483号4单元的日军特务机关政治课课长助理。
从此以后，马一航便依靠蔡祥生提供的经费在上海生活，从一个旅馆迁至另一个旅馆，直到死于新新旅馆的605号房间中。
假如说，那个台湾人的叙述在基本事实方面还有疑问的话，那么，当马一航的儿子、蔡祥生以及日本特务部的代表在殡仪馆露面，并认领马一航的遗物之后，侦缉股便驱散了一切疑云。
刺客再也没有抓到。因此马一航之死，与杨上校的被关押以及“两吨常”之死，都是日本特务及其中国同伙遭受挫折的标志。
当“孤岛”上海的生活越来越困难时，暗杀活动的主动权握在了国民党特务的手中，他们制造了多起针对鼓励通过谈判与敌入合作的资深傀儡官员的积极暗杀。
至1939年秋天，由难民潮驱动的1937-1938年的经济繁荣开始衰退。当时的形势清楚表明，日本人将封锁长江的商业和客运交通，从而切断上海与大部分内地的交往。
从此以后物价像吹断了线的风筝，又像得道成仙，平地飞升。
公用事业的工人一再罢工，电车和汽车只恨不能像戏园子和旅馆挂牌客满。银元和铜币全捜括完了，邮票有了新用处，暂作辅币。
可惜人不能当信寄，否则挤车的困难可以避免。生存竞争渐渐脱去文饰和面具，露出原始的狼毒。廉耻并不廉，许多人维持它不起。
在1939年年内，上海的股市失去了控制。投机者们将战争概念股炒到不可思议的高价，货币兑换率“随着每一个谣言而上窜下跳”。
1939年2月初，囤积居奇者以每大包1000元的价格购买了大量棉花，贮存在仓库中。以致阻滞了国内市场，以及正想将棉花经由法属印度支那，运往欧洲的外国贸易公司。
当月底，价格上涨至200日，日本便迅速迫使当局向中国船舶关闭口岸。人为上涨的棉花市场随之崩溃。50多家进出口公司因此破产;如此紧张的银根不可能获得所需的利润，于是股市行情也一落千丈。
骗局！大骗、小骗、巨骗，犹如棉纱事件一样，剥夺了人们的必需品，危及了整个城市的生活。
之前，上海出现了奇特的繁荣，有别于中日开战后不久1937—1938年的两极分化的繁荣。人们几乎无法预订到一个房间(华懋饭店除外)，以至若要看一场周末电影也得预先订票。夜总会则鳞次栉比。
美国人与英国人的生活，似乎与1937年以前的模式完全相同，只是其饭局、跳舞以及饮酒的次数均比以前更多了。
大部分人受雇于大公司，其薪水则用美元或英镑结算，听以随着中国货币的贬值，他们的美满生活又回来了，至少当时是如此。
然而，上海在暗中却已经饱受着不断蔓延的毒气之害，正如一个家庭中有人生了病，便预示着整个家庭的大混乱一样。
通货膨胀便是这一病症，它既打击了白领阶层，也打击了蓝领工人。如果说，1936年时上海人的生活费用指数是100，那么，到1939年5月时.食品的价格是774，房租是385，衣服是503，燃料是636，日用杂品则是599。（这个涨幅，就问你怕不怕！）
1937年11月，日本对上海南部实行军事占领之后，南市变得相当繁荣，但如今也箫条了。在1937年可以买到玉石、金鱼和热带鸟的闹市，于1939年开始荒芜了，只有少量穷人在那里乞讨面、米。
一度拥挤不堪的城隍庙内，乞丐们躺在布满灰尘的神像脚下。
1940年年初，旅行家瓦尼娅??奥克斯(VanyaOakes)离开上海之时，正值日本傀儡们在仔细甄别右翼与左翼，她报道了上海人与侵略者决一死战的决心。
但是当她于几个月后回到上海时.却感觉到了中国精神的崩溃。她问其中国朋友，为什么他们变得如此消极，竟接受了日本人的占领？他们的回答很简单:“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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