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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举措。
现在的情况是卢英取代潘志杰成为沪西特警之首，控制了歹土和那里的一帮乌合之众，以及充任秘密特工的通敌分子。
那么，声称南市警察控制了形形色色的暴徒、秘密特工、恐怖分子、极司非尔路76号缺乏训练的巡捕以及沪西特别警察，就真的将“歹土”变成了“良土”了吗?答案几乎是否定的。
南市本身与沪西不同，1939年的整个秋、冬，它依旧是赌博与毒品交易的安全港。瑞典记者卡尔??埃斯克隆（KarlEskelund）在报纸上写了一篇重要的报道，将南市的情况描绘成“贫困的中国农村与穷人的蒙特卡洛的交叉，六个大赌场昼夜开放，玩的是一种原始形式的轮盘赌，使用写上数字的台面和骰子，为赌客免费提供葡萄酒、啤酒、香烟等，乃至为其孩子供应牛奶。
这些赌场用其楼上烟室出售鸦片所得，以及向贏家抽头的收入支付其开支，也就绰绰有余了。与这些赌场和鸦片馆相邻的则是许多典当铺，方便那些不幸的赌徒可以当掉其值钱的物件，甚至衣服。
将南市的统治强加于“歹土”，并未使之变成“良土”。恐怖战争继续盛行，特别是在银行与通货的控制权以及报纸的主宰权方面更是如此。凶杀案和犯罪率呈螺旋形上升趋势。
尽管工部局警务处与日本宪兵队在围剿蓝衣社方面逬行了充分的合作，工部局的最后一任董事们与日本总领事无聊地继续着关于最终控制租界警权问题的谈判。
一旦与日本发生战争(如今对许多人而言，此事似已十分明显)，公共租界(对于许多生活在其中的华人而言，它已经只是一个名义上独立的实体了)将被移交给伪政权，而这仅仅是中国主权的虚幻胜利。
在此同时，贫富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双方都被日益恶化的战时通货膨胀压得喘不过气来。对于中国工人而言，自1937年抗战开始以来，物价上涨了10倍；对于外国人而言，则每月的生活费上涨将近9个百分点。
在上海全城落人日军手中之前的两个月间，乞丐和小偷肆无忌惮地从大街的货摊上盗窃食品，直至摊主无货可卖为止，而警察却熟视无睹。
租界当局试图将米价控制在每担130元.但是奸商盛行，甚至上层的中产阶级也开始认识到，已经来临的生存斗争主要集中在食品和日常用品的争夺上。
“似乎孤岛正在沉人无边无际的苦海之中”。
这句话是记者珀西??芬奇(PercyFinch)在报纸上，对于日本占领上海初期的生动描绘。
当时，恐怖战争刚刖发端。而在结束时，则可以看看瓦尼娅??奥克斯(VanyaOakes)对于珍珠港事件前之上海的悲观看法：
“上海是个邪恶和暴力的城市，是富裕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贫困并存的域市，是轮盘踏的轮子飞旋、枪声频频和乞讨声充斥各处的城市。上海再也不是始于1937年的那种世界剧变的中心，它如今生活在永久性的恐慌和飘忽不定之中，爆炸和破坏、不正常的贸易、通货的混乱、日本狡猾的渗透、难民的涌入、物价无休止的上涨、欧洲战争的爆发以及它在静安寺路上的反响，上海巳成了难民与歹徒的俗气之城。”
三年来的“孤岛”经历，在大部分人的眼中成了“恐怖的梦魇”。事实上，这些年的上海，也确实是座饱受磨难的城市。
1937年，上海的人口仅次于柏林、伦敦、莫斯科、纽约、巴黎和东京。由于英国、美国和法国在鸦片战争以后强加于清王朝的不平等条约，上海分成了三个城市。
首先是黄浦江沿岸的公共租界。该租界根据1842年南京条约第二款设立，由1845年最初制订的土地章程批准，1869年由西方列强的大使们签署。租界的西南，沿着黄浦江上溯，乃是清朝当局于1844年作为特区形式划给法国居民的第二城。
法租界在1868年起草其自己的土地章程。第三城是中国的市政管理区.它位于黄浦江两岸，320平方英里的市区和郊区包围着前两个城市，分成南市、江湾、闸北、浦东与吴淞区。
1937年11月，日本人把常凯申的军队赶出了上海，他们在公共租界中的那部分（即虹口的“小东京”）以及所占领的第三城（老城）构成了环绕其他两城——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一条警戒线。
它们共同形成了“孤岛”，为躲避日本统治的中国人提供庇护所，寻求自己的治外法权，以及避免如欧洲陷入战争一样卷人中日冲突。上海大都市就这样变成了争讼的战场，因为日本若欲使用武力夺取租界，就不可能不冒与英、美、法开战的风险。
这场争讼包括很多方面，而血腥则是最为混乱搏斗的代价，因为它是最基本的斗争。一方面是常凯申“自由中国”的支持者，他们于1937年从南京撤至武汉，然后沿长江上溯至四川，以此地为大本营，直到战争结束。另一方面则是想与日本合作的人，他们意欲结束战争，并破坏常凯申国民政府与共产党之间的联合阵线。
日本方面，尤其是那些急于从中国泥沼中脱身的人，需要寻找一个中国的政治人物能够帮助日本人最佳地利用上海的经济资源，以弥补在南亚扩张战争中的消耗。
从徐恩佐他们的活动来看，国民党所谓英勇暗杀活动的最终目的并不明确，尤其是当国民政府秘密特工以政治名义向通敌的安全机构出卖了其他爱国者时，更是如此。
通敌分子与国民党进行着自己的交易：答应一旦美国利用中国大陆作为从海上征讨日本的跳板，他们就起而对付日本，这一现实使得他们的选择更加游移不定。
（日本战败以后对通敌分子的审判，以及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对前上海地下党中具有双重间谍嫌疑的工作人员的清肃，都展示了战争期间忠诚的不确定性是多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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