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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落了一层雪，天明时又放晴了，一片乌蓝的天。雪下得太少了，比浓霜厚不了多少，勉强蒙住了地面、道路、河堤、沙滩，冻得僵硬的麦叶露在薄薄的雪被上面，芜芜杂杂的。河岸边的杨树和柳树的枝条也冻僵了，在清晨凛冽的寒风中抖抖索索地颤。寒冷而又干旱的北方，隆冬时节的清晨，常常就是这种景象。
河水小到不能再小，再小就不能称其为河了，再小就该断流了。河滩显得格外开阔，裸露的沙滩和密密实实的河卵石，现在都蒙上一指厚的薄雪，显得柔气了。一弯细流，在沙滩上恣意流淌，曲曲弯弯，时宽时窄，时紧时慢，淌出一条人工难以描摹的曲线。水是蓝极了，也清极了；到狭窄的水道上流得紧了，在河石上就撞击了水花；撞起的一串串水花，变成了水晶似的透亮，落下水里时，又是蓝色了。
河面上有一座小桥，木板搭成的。河心里有一只四条腿的木马架，往南搭一块木板，往北搭一块木板，南边的木板够不到岸上，又在浅水里摞着两只装满沙子的稻草袋子，木板就搭在沙袋上，往南再搭一小块木板，接到南岸的沙滩上，一只木马架，两长一短三块木板，架通了小河，勾连起南岸和北岸被河水阻断的交通。对于小河两岸的人来说，这座小木板桥比南京长江大桥重要得多，实用得多。
二尺宽的桥板上，也落了一层雪。一位中年男人，手握一把稻黍笤帚，弯着腰，一下一下扫着，雪粒纷纷落进桥下的水里。他扫得认真，扫得踏实，扫得木板上不留一星雪粒，干干净净。他从南岸扫到北岸，丢下笤帚，双手抓住木板，摇摇，再摇摇，直到断定它两头都搭得稳当，才放心地松了手，提起笤帚又走回南岸来。照样，把南岸一长一短的两块木板也摇一摇，终于查看出那块短板的一头不大稳当，他用脚踢下一块冻结在沙滩上的石头，支到木板下，木板稳实了。
他拍搓一下手指，从破旧的草绿色军大衣里摸出一根纸烟，划着火柴，双手捂着小小的火苗儿，点着了，一股蓝色的烟气在他眼前飘散。看看再无事可做，他叼起烟卷，双手袖进油渍渍的大衣袖筒里，在桥头的沙地上踱步，停下来脚冻哇！
天色大亮了，乌蓝的天变得蓝茵茵的了，昨夜那一场小雪，把多日来弥漫的雾气凝结了，降到地面来，天空晴朗洁净，太阳该出山了。
河北岸，堤坝上冒出一个戴着栽绒帽子的脑袋。那人好阔气，穿一件乡间少见的灰色呢大衣，推着一辆自行车，走下河堤斜坡，急急地走过沙滩，踏上木板桥了，小心地推着车子，谨慎地挪着双脚。他猜断，这肯定是一位在西安干事儿的乡里人，派头不小，一定当着什么官儿。那人终于走过小桥，跨上南岸的沙地，轻轻舒了一口气，便推动车子，准备跨上车子赶路。
“慢——”他上前两步，站在自行车轱辘前头。
那人扬起头，脸颊皮肤细柔，眼目和善，然而不无惊疑，问：“做什么？”
“往这儿瞅——”他从袖筒里抽出右手，不慌不忙，指着桥头的旁侧，那儿立着一块木牌，不大，用毛笔写着很醒目的一行字：过桥交费壹毛。
那人一看，和善的眼睛立时变得不大和善了，泛起一缕愠怒之色：“过河怎么还要钱？”
“过河不要钱，过桥要钱。你过的是桥。”他纠正那人语言上的混淆部分，把该强调的关键性词汇强调了一下，语气却平平静静，甚至和颜悦色，耐心十足。
“几辈子过桥也没要过钱！”那人说。
“是啊！几辈子没要过，今辈子可要哩！”他仍然不急不躁“老黄历用不上啰！”
那人脸上又泛出不屑于纠缠的卑夷神色，想说什么而终于没有再张口，缓缓地抬起手，从呢大衣的口袋里摸出一毛票儿，塞到他手里时却带着一股劲儿，鼻腔里“哼”了一下，跨上车子走了。
见得多了！掏一毛钱，就损失掉一毛钱了，凡是掏腰包的人，大都是这种模样，这号神气。他经得多了，不生气也不在乎。他回过头，看见两个推着独轮小车的人走上木板桥上。
独轮小车推过来了，推车的是个小伙，车上装着两扇冻成冰碴的猪肉。后面跟着一位老汉，胳膊上挂着秤杆。这两位大约是爷儿俩，一早过河来，赶到南工地去卖猪肉的。村子南边，沿着山根，有一家大工厂，居住着几千名工人和他们的家属，门前那条宽阔的水泥路两边，形成了一个农贸市场。工厂兴建之初，称做南工地，工厂建成二十多年了，当地村民仍然习惯称呼南工地而不习惯叫xxx号信箱。
小伙推着独轮小车，下了桥，一步不停，反倒加快脚步了。提秤杆的老汉，也匆匆跟上去，似乎谁也没看见桥头插着的那块牌子。
“交费。”他喊。
推车的小伙仍然不答话，也不停步。老汉回过头来，强装笑着：“兄弟，你看，肉还没开刀哩，没钱交喀！等卖了肉，回来时交双份。”
“不行。”他说“现时就交清白。”
“真没钱交喀！”老汉摊开双手。
“没钱？那好办——”他走前两步，冷冷地对老汉说“把车子推回北岸去，从河里过。”
老汉迟疑了，脸色难看了。
他紧走两步，拉住小推车的车把，对小伙子说：“交费。”
小伙子鼓圆眼睛“哗啦”一声扔下车子，从肉扇下抽出一把尖刀来。那把刀大约刚刚捅死过一头猪，刃上尚存丝丝血迹。小伙摆开架式，准备拼命了：“要这个不要？”
他似乎早有所料，稍微向后退开半步，并不显得惊慌，嗤笑一声，豁开军大衣，从腰里拔出一把明光锃亮的刀子，阴冷地说：“小兄弟，怕你那玩艺儿，就不守桥了！动手吧——”
许是这阴冷的气势镇住了那小伙，他没有把尖尖的杀猪刀捅过来。短暂的僵持中，老汉飞奔过来，大惊失色，一把夺下小伙手里的刀子“蹭”地一下从肉下削下猪尾巴，息事宁人地劝解：“兄弟！拿回去下酒吧！”
他接住了，在手里掂了掂，不少于半斤，横折竖算都绰绰有余了。他装了刀子，转身走了。背后传来小伙一声气恨的咕哝：“比土匪还可憎！”他权当没听见，他们父子折了一个猪尾巴，当然不会彬彬有礼地辞别了。
河北岸，有一帮男女踽踽走来，七八个人拽拽扯扯走上桥头，从他们不寻常的穿戴看，大约是相亲的一伙男女吧？
太阳从东原上冒出来，河水红光闪闪。他把猪尾巴丢在木牌下，看好那一帮喜气洋洋的男女走过桥来
他叫王林，小河南岸龟渡王村人。
搞不清汉朝还是唐代，一位太子因为继位问题而遭到兄弟的暗杀，怆慌逃出宫来，黑灯瞎火奔蹿到此，眼见后面灯笼火把，紧追不舍，面对突暴的河水，捶胸顿足，欲逃无路了。他宁可溺水一死，也不愿落入兄弟之手，于是眼睛一闭，跳进河浪里去。这一跳不打紧，恰好跌落在河水里一块石头上，竟没有沉。太子清醒过来，不料那石头飘上水面，浮游起来，斜插过河面，掠过屋脊高的排浪，忽闪忽闪飘到北岸。太子跳上沙滩，大惑不解，低头细看，竟是一只碾盘大小的乌龟，正吃惊间，那乌龟已潜入水中，消失了。
这个美妙的传说，仅仅留下一个“龟渡王”的村庄名字供一代一代村民津津有味地咀嚼，再没有什么稍为实惠的遗物传留下来，想来那位后来继承了皇位的太子，也是个没良心的昏君吧？竟然不报神龟救命之恩，在这儿修一座“神龟庙”或是一座“龟渡桥”至少是应该的吧？又不会花皇帝自己的钱，百姓也可以沾沾光，然而没有。如果那位后来登极的王子真的修建下一座桥，他就不会生出桥头收费的生财之道来了。王林在无人过桥的空闲时间里，在桥头的沙滩上踱步，常常生出些莫名其妙的想法。
王林的正经营生是在沙滩上采掘砂石，出售给城里那些建筑单位，收取过桥费不过灵机一动的临时举措。春天一到，河水没了寒渗之气，过往的人就挽起裤管涉水过河了，谁也不想交给他一毛钱了。
他三十四五年纪，正当庄稼汉身强力壮的黄金年华，生就一副强悍健壮的身胚，宽肩，细腰，长胳膊长腿，一个完全能够负载任何最粗最重的体力劳动的农民。他耕种着六七亩水旱地，那是人民公社解体时按人口均等分配给他家的口粮田，一年四季，除了秋夏两季收获和播种的繁忙季节之外，有十个月都趴在沙滩上，挖掘砂石，用铁锨把砂石抛到一个分作两层的罗网上，滤出沙子，留下两种规格的石头，然后卖给那些到河滩来拉运石头的汽车司机，这是乡村里顶笨重的一条挣钱的门路了。三九的西北风在人的手上拉开一道道裂口，三伏的毒日头又烤得人脸上和身上冒油。在河滩干这个营生的村民，大都是龟渡王村里最粗笨的人，再找不到稍微轻松一点儿的挣钱门路，就只好扛起镢头和罗网走下沙滩来，用汗水换取钞票。庄稼人总不能在家里闲吃静坐呀！
捞石头这营生还不赖！王林曾经很沉迷于这个被人瞧不上眼的营生，那是从自家的实际出发的考虑。他要种地，平时也少不了一些需他动手的家务活儿，比如买猪崽和交售肥猪，拉粪施肥等，女人家不能胜任。这样，他出不得远门，像有些人出太原走广州贩运药材挣大钱，他不能去，显然离不开。更重要的是，那种赚钱容易而赔光烂本儿也容易，说不定上当了，被人捉弄了，要冒大风险，而他没有底本钱，赚得起十回而烂不起一回呀！他脑子不笨，然而也不是环儿眼儿很多的灵鬼。他平平常常，和龟渡王十之八九的同龄人一样，没有显出太傻或太差的差别。他觉得自己靠捞石头挣钱，顶合宜了，一天捞得一立方砂石，除过必定的税款，可以净得四块钱，除过阴雨和大雪天气，一月可以落下一百多块钱。他的女人借空也来帮忙，一天就能更多一点收入。对于他来说，一月有一百多块钱的进入，已经心地踏实了。
在下河滩捞石头之前一年，他给一家私营的建筑队做普工，搬砖，和水泥沙浆，拉车，每月讲定六十元。他干了仨月，头一月高高兴兴领下五十二块（缺工四天），第二个月暂欠，工头说工程完毕一次开清。到工程完工后，那个黑心的家伙连夜携款逃跑坑了王林一伙普工的工资。他们四处打听，得到的那位工头的住址全是假的，至今也摸不清他是哪里人。没有办法，他懊丧地背着被卷回到家里，第二天就下河滩捞砂石了。
我的老天爷！出笨力也招祸受骗，还有笨人捣鬼赚钱的可能吗？他经历了这一次，就对纷纷乱乱的城市生活感到深深的畏怯了。那儿没得咱挣钱的机会，河滩才是咱尽其所能的场合。
他有一个与他一样强悍的老婆，也是轻重活路不避，生冷吃食不计的皮实角色。他和她结婚的时候，曾经有过不太称心的心病，觉得她腰不是腰（太粗），脸不是脸（太胖），眼不是眼（太眯），然而还是过在一起，而且超计划生下了三女一男，沉重的生活负担已不容许他注视老婆的眉眼和腰腿的粗细了。他要挣钱，要攒钱，要积蓄尽可能多的人民币，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土地下户耕种两三年，囤满缸流了，吃穿不愁了，可是缺钱。三个女儿都在中学和小学念书，学费成倍地增加了，儿子上了“学前班”一次收费五块，而过去却是免费的。况且，女孩长大了，开始注意拣衣服的样式了，女孩比男孩更早爱好穿戴，花钱的路数多了。
他要挣钱攒钱。他要自己的女儿在学校里穿得体面。他心里还谋划着一桩更重要的大事，盖一幢砖木结构的大瓦房。想到在自家窄小破烂的厦屋院里，撑起三间青砖红瓦的大瓦房，那是怎样令人鼓舞的事啊！什么时候一想起来，就不由得攥紧镢头和铁锨的把柄，刨哇！铲哇！抛起的砂石撞击得铁丝罗网唰唰响。那镢头和铁锨的木把儿上，被他粗糙的手指攥磨得变细了，溜光了。
她的女人，扭着油葫芦似的粗腰，撅着皮鼓似的屁股，和他对面忙活在一张罗网前，挖啊刨啊，手背上摞着一道道被冷风冻裂的口子。他觉得这个皮实的女人可爱极了，比电影上那些粉脸细腰的女人实惠得多。他们起早贪黑干了一年，夫妻双方走进桑树镇的银行分行，才有了那个浸润着两口子臭汗的储蓄本本。又一年，他们在那个小小的储蓄本上再添上了一笔。再干一年，就可以动手盖置新房了！一幢新瓦房，掐紧算计也少不得三千多元哪！
就在他和女人撅着屁股发疯使狠挖砂石的时候，多少忽视了龟渡王村里发生的种种变化。
春节过罢，阳气回升，好多户庄稼人破土动工盖置新房子。破第一镢土和上梁的鞭炮声隔三错五地爆响起来，传到河滩里来，那热烈而喜庆的“噼啪”声，撩拨得中年汉子王林的心里痒痒的，随风弥漫到沙滩里来的幽香的火药气味，刺激着他的鼻膜。终于有一天，当他从河滩里走回村子，惊奇地发现，村子西头高高竖起一幢两层平顶洋楼。再几天，村子当中也冒起一座两层楼房来。又过了几天，一座瓦顶的两层楼房又出现在村子的东头。一月时间里，龟渡王村比赛摆阔似的相继竖起三幢二层楼房，高高地超出在一片低矮的庄稼院的老式旧屋上空，格外惹人眼目。
王林手攥铁锨，在罗网上用功夫，眼睛瞪得鼓鼓圆，不时地在自己心里打问：靠自己这样笨拙地挣钱，要撑起那样一幢两层洋楼来，少说也得十年哪！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挣钱方式是不是太笨拙、太缓慢了？
太笨了，也太慢了！和沙滩上那些同样淘沙滤石的人比起来，他可能比他们还要多挣一点，因为他比他们更壮实，起得更早也歇得最晚。然而，与村子里那三幢新式楼房的主人比起来，就不仅使人丧气，简直使他嫉妒了，尤其是在他星星点点听到人们关于三户楼屋主人光彩与不光彩的发财的传闻之后，他简直妒火中烧了。
他皱紧眉头，坐在罗网前，抽得烟锅吱啦啦响，心里发狠地想着，谋算着，发誓要找到一个挣钱多而又省力气的生财之道来。想啊谋啊！终于把眼睛死死地盯到闪闪波动着的小河河水里了。
一场西北风，把河川里杨树和柳树残存的黄叶扫荡干净了，河边的水潭里结下一层薄薄的冰，人们无法赤足下水了。王林早就等待这一场西北风似的，把早已准备停当的四腿马架和三块木板装上架子车，拉到小河边上来。他脱下棉裤，让热乎乎的双腿在冷风里做适应性准备，仰起脖子，把半瓶价廉的劣质烧酒灌下喉咙，就扛起马架下到刺骨钻心的河水里，架起一座稳稳实实的独木桥来
太阳升起在东原平顶上空碧蓝的天际，该是乡村人吃早饭的时候了。过往木桥的人稀少了，那些急急忙忙赶到城里去上班的工人和进城做工的农民，此刻早已在自己的岗位上开始工作了，把一毛钱的过桥费忘到脑后去了。那些赶到南工地农贸市场的男人和女人，此刻大约正在撕破喉咙买主，出售自己的蔬菜、猪、羊鲜肉和鸡蛋。没有关系，小小一毛钱的过桥费，他们稍须掐一下秤杆儿就回腰包了，他们大约要到午后才能交易完毕，然后走回小河来，再交给他一毛过桥费，走回北岸的某个村庄去。
他的老婆来了，手里提着竹篮和热水瓶。他揭开竹篮的布巾，取出一只瓷盘，盘里盛着冒尖的炒鸡蛋，焦黄油亮。他不由地瞪起眼来：“炒鸡蛋做啥？”
“河道里冷呀！”她说“身体也要紧。”
她心疼他。虽然这情分使他不无感动，却毕竟消耗了几个鸡蛋。须知现时正当淡季，鸡蛋卖到五个一块，盘里至少炒下四五个鸡蛋，一块钱没有了。
“反正是自家的鸡下的，又不是掏钱买的。”老婆说“权当鸡少下了。”
反正已经把生蛋炒成熟的了，再贵再可惜也没用了。他掰开一个热馍，夹进鸡蛋，又抹上红艳艳的辣椒，大嚼起来，瞅着正在给他从水瓶里倒水的老婆。她穿着肥厚的棉裤，头上包着紫色的头巾，愈发显得浑圆粗壮了。其实，这个腰不是腰，脸不是脸的女人心肠很好，对他忠心不二，过日子扎实得滴水不漏。她给他炒下一盘鸡蛋，她自己肯定连尝也没尝过一口。
他吃着，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把钱来，搁在她脚前的沙地上，尽是一毛一毛的零票儿和二分五分的镍质硬币：“整一下，拿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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