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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眼色，就知道这小子可能要图点银子，就同意和郑留喜一块儿进城，见一下刘镇长，当面说个清楚。
当下，我们就回城。先把马国保、郑留喜安排在招待所，我就一人去找春亭。到了他家，他说，有人给你嫂子打电话，硬说我在灌河犯了男女关系错误，她去闹了一场，回来就气病了，正在睡觉。
我猜他还没有给他女人说清楚，给我装蒜打哑谜，就拉他出来，来到城外一个僻静处，和他单独谈话。
开始，我一直抽烟，就是不开腔，憋了他半天，他忍不住催我：“贺书记，有啥你请说吧，这事儿出来以后，我嫌丑气一直没有敢告诉你。现在你既然知道了，咋批评都行！”
我说：“春亭啊，咱们弟兄俩说话间也相处一年半了，我的脾气你是了解的。最可气的是你竟然不信任我，不然出事以后，你谁都不用说，也应当给我说一下。说了以后，你就可以站在一边，我出面给你摆平就是了。可你就是不说，我也不好意思问你，这事才越闹越大了。现在马国保来了，要找你算账，我让郑留喜陪着他。我先问问你，你看这事儿咋办？”
他吭哧了半天说：“老弟，你看着办吧，你说咋办就咋办。”
我说：“咱们去招待所见人家一下，让人家骂，给人家道歉赔不是。他想要钱，破财免灾，我叫郑留喜从中协调一下，尽量少出一点。这事过去后，你就以上党校学习的名义在家里休息，好好劝劝嫂子，等过一段时间平静以后，再回去上班。”春亭当然同意这种安排，感激地说，老弟，全靠你了。
于是，我们回到招待所，我和郑留喜回避，让马国保他俩谈去。在隔壁房间里，我们只听到马国保一个人，高一声低一声地连说带骂，春亭一直没有吭声。谈了一个多小时，马国保仍然恼怒着喊了我们，说让他滚吧。我知道这晚饭肯定吃不到一块儿，就让春亭自己走了。事后，经过郑留喜和马国保反复磋商，决定由春亭出五千块钱“遮羞费”了事。
回来后，我叫财所先给春亭垫了钱，事情才基本得到平息。谁知，越想了事儿却了不了事儿，县委吴书记打电话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正要汇报说没有什么了，吴书记说：“不用说了，明天我去你那里再细说。”
吴书记来了以后，我把事情的经过给他汇报了一遍，吴书记说，你看这事咋办？我说：“吴书记，我建议，一是这个事情不要查，因为前头有个孟镇长，现在又出了个刘镇长，都是这号脏事儿，查来查去，道子越描越黑；二是对春亭不要处理，级别不能降，找个地方把春亭安排了，就别让他在这里活受罪了。”
吴书记很疲劳，说：“行啊，中午别喊我，我啥时候醒就啥时候开饭，我要好好地睡上一觉。”
吴书记这一觉差点比上陈抟老祖了，从上午不到十点一直睡到下午四点多。起来吃饭喝酒后，又回了县城。我与春亭通了电话，说了我对吴书记讲的意思，对他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换换环境不是坏事。”
调整干部也不是件容易事儿，我们一直等了三个多月“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句话再一次被两个结果所验证：一是只要那棵老柏树折一个枝子，就会有一个镇长在任上出事；二是春亭又以加括号的正科级身份，当上了他的前任孟镇长当过的那个局的副局长。我后来见了广远，我们俩人说起这段往事，对出现的巧合大笑不已，广远连说，真他妈的怪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计生办的切诺基开了半年，张家口武警部队来了一拨人，直接去到计生办，先把车给扣了，然后他们的领导在招待所订了房间，把去北京买车的几个同志叫去分别谈话。
这些情况当然很快反馈到我的耳朵里，我不了解内情，一时想不出什么办法。最后他们终于请我过去，说是给镇党委书记汇报一下。我说，别讲什么汇报，你们大远来了，我请你们吃饭。他们说什么也不肯，倒是安排了一桌，要请我这个地方上的最高领导人。
这期间，来人拿出许多正式手续，郑重地告诉我，他们是张家口武警部队的，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西城区军事法庭委托，专门来提走这辆切诺基的。
原来，这两年，北京卫戍区部队里，有几个已经退役的老兵，利用军队的特点专门偷部队的车辆，形成了偷、销、运一条龙。他们张家口武警部队刚买了这辆车不久，一个团职领导坐这台车去北京武警总部开会，车子就停在开会地方的大院里，司机锁好车出去办事，回来不见了车辆。为此，那个司机受了处分，一直被闲置在部队里。因为北京卫戍区屡屡丢车，有关部门花很大代价才破了案，抓到了偷车的一伙人，他们把这一台切诺基给供了出来，武警部队接到军事法庭的通知，专门来提赃物。所以，特地请示镇党委书记，准许我们把车带走。
我一听是这个情况，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赃物这东西谁用谁该倒霉，人家要提走，是拦不得的事情，不追查你销赃、窝赃就算不错了。人家对我这么客气，八成是副书记井春跃和党委委员赵飞鸿他们不甘心让人家顺顺当当地把车提走，安排司机把车捣鼓得开不动了。“强龙不压地头蛇”人家没有办法，才向我求助。于是，我很大方又有点结结巴巴地说：“好说好说，这个这个，这个咱们是军民共建的友好乡镇，人民子弟兵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我安排他们，马上放车，让你们顺利提走！”
我从来没有像这样，话说得很有点文不对题，或者叫做驴唇不对马嘴。人家反正要的是效果，大家吃吃喝喝，吃罢喝罢，把根本不存在的“恩仇”给泯了。
送走人家以后，这场不光彩的“请吃”酒啊肉的，好像长了骨头，棚架在我的喉咙里咽不下去，火起来下去，又蹿到了脑门子上，我就把春跃和飞鸿他们几个叫到我的屋里，狠狠地熊了一顿。
我说：“你们几个咋毬整的？真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手续都不齐，你们竟然胆敢往家里提车！回来后还弄个假牌照糊弄人！人家来提赃了，给人家就是了，还要生门儿坑人家，给我弄了个没有一点面子的吃喝！真是把咱灌河镇党委、政府的人丢尽了！”
春跃和飞鸿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我如此震怒，吓得一个个脸上寒煞煞的，唯唯诺诺，反复给我解释说，实在不知道这车的来历，当时想着和军队打交道是最保险的，再说还有战士亲自把车送到门内，哪里会想到出这样的事情？
我说，算毬了，就此打住，咱们“哑巴吃黄连，有苦没处诉”反正，你们以后别再想买车的事儿了。
在机关里和社会上，总有一些思想和嘴巴都闲不住的人，他们马上传开了一种说法：“政府的两辆车牌照很不吉利，书记坐的是16160，就是‘越里越里穷’，计生办的是16169，就是‘要弄要弄走’嘛。”
对于这些传言，我本来完全可以不放在心上，但也不敢过于麻痹。想到我刚来上任的前半年，有人就传言：“怪不得贺书记爱喝高度酒，原来高度酒都是好酒！”我马上叫郑留喜买了“北京二锅头”和“尖庄”两种五元钱以下一瓶的高度酒，一半放在招待所，一半放在我的床底下。有了尊贵一点的客人，就从床底下拉出来几瓶往招待所拿，虽然酒次一点，让客人感到从床底下拿出来是一种特殊礼遇，照样喝得烂醉。坚持了一段时间，才把口风给刹下去。这一次当然不能掉以轻心，就叫司机小勇赶紧把车过户到鸭阳，通过熟人选了个吉利号：豫x56619。回头想一想，当时那个心细劲儿，有点女人味。
正是：人人都有软嘴巴，家家都有难念经。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