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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红三方面军各部加强整训和物资准备的同时,总指挥李剑生又做了两件事。一,便是大弄人才。或是他自己亲自出面、又或是让各级主官出面,纷纷在根据地各地招聘人才。包括能够制造火药和枪支的匠师,会织布的巧妇,识字的伙计,有技术的民间医生,等等,都纷纷做工作找过来,然后按部就班地编入各对应部门。二,便是大招新兵。按他自己的理解,自己所部的长征,那几乎是铁板钉钉的事,与其让这些年青人留给国党部队,不如先期招走。
不得不说,何长明为首的苏区政府,以及李剑生为首的红三方面军,在这个根据地的影响是巨大的。仅仅一个多月,到得1934年8月中旬,李剑生各部便招收到大量新兵。当然,这中间包括了很多的专业人员。李剑生大喜,按原计划分别编入各部。至于新兵,在整个根据地又招收到4000多人。李剑生也一并编入近卫师。至此,刘立民的近卫师总编制达到10个团。李剑生让刘立民将这些新兵和老兵打乱混编,然后立即投入到整训中。他知道,给他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还好,因为此前的缴获令人惊喜,战士们基本上都做到了人手有一支武器。
不过,最让李剑生想不到的是,8月初,那个商人商其德,竟然亲自找到他。因为一直受到他的支持,李剑生亲自接待了他。原以为又是给自己部队送来了粮食或是药品,后来才发现,商其德这次送过来的,却是一个大活人!而且是一个美丽的大活人!
这个美丽的大活人不是别个,却正是他的女儿商芷媛!
这当然让李剑生大为惊讶!
要知道,他的部队中,倒不是没有大学生,但数量却着实是少,而且全部是男性,且多为技术人员。商芷媛则是众所周知的女大学生!他有些弄不明白,商其德怎么会有这种想法,让自己的女儿参加红军!因为,在他李剑生看来,就凭眼下的环境,这位商人应该没有这样的觉悟!当然,若商芷媛真的参加,他当然是欢迎的。
细细一交流,才知,却是自己部队的行动感染了商家。商芷媛自己要求加入红军部队的。当然,征询父亲的意见时,商其德初时犹豫,后来想通了一点,不但同意、而且很支持,这才有了今天的情形。李剑生见他们父女俩都同意,那当然好,便让劳珏和沈莺将商芷媛接了下去安排,然后亲自送商其德离去。望着商其德的背影,李剑生很是感叹,要知道,自己部队有女大学生来,那真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大事,至少可以证明自己部队的做法是不错的,连这样的人物都来了。又感叹,这商其德真是难得的开明人物,这么样地帮自己的部队。
这里,却不得不说,李剑生有些托大了,因为在这一点上,他有些误会商其德了。事实上,商其德帮李剑生,一方面当然还是感恩,二方面他确实能从李剑生手中赚到钱,三方面他也确实比较开明。不过,他再开明,却也并没有开明到让自己的掌上明珠参加红军部队来。只是,自己女儿提出意见后,做商人出生的他认为,李剑生所部不图钱财,则“必有大志”,遂同意下来。在这里,这个商人出生的商老板,多多少少有些古时候吕不韦“战略投资”的意味!当然,他女儿在这个方面与他是不是一条心,那就不晓得了。
就在商芷媛加入李剑生部不久,商芷媛的几个同学,也受商芷媛的邀约,积极加入李剑生所部。至于根据地其他地方,也有一些女大学生、女中学生加入。李剑生一听,正好,便让将这三十多名女大学生和女中学生统一整编,成立红三方面军军政学校,由这些人担任教员,负责对方面军各级指战员进行教学。当然,李剑生打算成立的方面军艺术团,也将由这些人充任。
事实上,这些女大学生是第四批加入李剑生所部的女性战士了。第一批,便是劳珏等20多个瑶家阿妹了,现在全部成了野战医院忠实、能干的护士了。第二批,便是加入到被服厂的妇女同志。这一群人,大多有纺织、浸染的技术,是李剑生特招的,共160多人。第三批,便是李剑生所部招收的女兵。这些女兵是武装型的,与男战士一样佩带武器,并可能参与作战。这些女战士共有120多人,大多是跟着丈夫、又或是父亲一起参加红军的,另有一部分是普通农妇。来自后世的李剑生没有偏见,又相信毛伟人“妇女能顶半边天”,便也热情地接待了,并统一编为娘子连,直接隶属于警卫团。李剑生的方面军警卫团本就是加强团编制,这一回新招了一些兵,又加编了一个机枪营,这次再加编了一个娘子连,整个一旅级单位了。不过,李剑生仍旧称为警卫团。
至此,李剑生所部,女兵达350人,如果再加上一部分也在部队的其他红军将领的妻子,女兵总人数达到惊人的380多人!当然,这些红军将领的妻子全部在后勤战线,包括被服厂、武器研制所和炊事班。
不说李剑生各部在加紧整训和物资准备。却说中央苏区的日子,按历史上的轨迹正常发展,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使整个苏区和红军的方向出现问题;大量优秀的指挥员在“肃反”中被错杀,红军的实力大不如前;作战指挥的“短促突击”让大量的红军战士以劣势装备直接与精锐的敌人打阵地战,伤亡惨重;又因为围剿的国党部队采取的新战术,让苏区的日常供应几乎枯竭,包括战略物资奇缺;苏区一些干部的生活作风腐化、办事方法简单粗暴,破坏了红军的整体形象,使一些老百姓离心。如此,在经过长达一年时间的战争后,至1934年9月,红军付出重大伤亡后,仍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
就在这个时候,一份关乎红军生死的绝密情报摆到了红军总政委周伟人的案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