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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承转合四大段，层次分明，语气锋利。逆案事过十年，而阮大铖又能以奸狡自匿其逆迹，因而罪名不彰。此时以陈贞慧一言，痛揭疮疤，阮大铖之狼狈可想。陈贞慧自记：
揭发而南中始鳃鳃知有逆案二字，争嗫嚅出患语曰：“逆某！逆某！”士大夫之素鲜廉耻者，亦裹足与绝。铖气沮，心愈恨至己卯，窜身荆溪相君幕友，酒阑歌遏，襟绝缨绝，辄絮语：“贞慧何人，何状？必欲杀某！何怨？”语絮且泣。
荆溪在宜兴“荆溪相君”指周延儒，其时罢相回籍闲居已数年。周延儒初与东林相善，中道相疏。但他会试所取的门生张溥，即复社领袖“西张”中的“西张”以此因缘，东林不与周延儒为难，而阮大铖亦得借以庇护。直到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起，阮方潜归南京，住在城外，不敢进城。陈贞慧得意地记道：“向之裘马驰突，庐儿思子，耀通衢，至此奄奄气尽矣！”
曾几何时，而有甲申三月十九之变，马士英以拥立福王之功，得掌大权，奏请起复阮大铖为兵部右侍郎。东林君子，全力反对，马士英悍然不顾。所以如此者，马阮之间别有一番深厚的渊源在。
马士英与阮大铖是会试同年。崇祯三年，马士英在宣府巡抚任内，以贪污罪为镇守太监王坤所揭发，革职充军。其后流寓南京，与阮大铖臭味相投，深相结纳。自“留都防乱公揭”一出，阮大铖见不得人，所与往还者，只有马士英一个人，交情自然更深厚了。
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得门生张溥之助，复起入相。张溥之助周，非有厚爱于师门，是因为当时朝中，东林正人君子被排斥无存，认为周延儒还不失为可与为善之人，因而为他活动复起。周延儒入京以前，张溥曾跟他公开谈判，提出若干项政治主张，大致皆为力去弊政。周延儒慨然相许，当锐意行之。
阮大铖原与“荆溪相君”有深交，见他复出，认为是自己翻身的大好良机，便重贿周延儒，恳求援手。明史卷三百八：
周延儒内召。大铖辇金钱要之维扬，求湔濯。延儒曰：“吾此行谬为东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铖沉吟久之曰：“瑶草何如？”瑶草，士英别字也。延儒许之。
十五年六月，凤阳总督高斗光以失五城逮治。礼部侍郎王锡衮荐士英才；延儒从中主之，遂起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凤庐等处军务。
如果不是阮大铖的力量，马士英不会当总督，握兵柄，即令有拥立福王之心，并无支配大局的实力。是故饮水思源，对阮非报答并援引为助不可！
阮大铖一朝得志，自然要翻逆案，修旧怨。周镳的从兄周钟，据说曾为李自成草拟“即位诏书”名在“顺案”之中——李自成的“年号”叫“大顺”阮大铖特与“逆案”相对，将逮治附逆明臣一案，定名为“顺案”牵连及于周镳，捕治在狱。此时阉党弹冠相庆，横行无忌。阮大铖与此辈日夜谋议，要兴大狱尽杀东林与复社中人。陈贞慧、吴应箕首当其冲，甲申九月十四，陈贞慧在南京为锦衣卫镇抚司所逮捕。
据陈贞慧长子陈维崧先府君行略记：
宏光帝立于南中，府君蒲伏阙下，为先少保请谥居南中。而怀宁方贵用事，夙又恨府君刺骨；盖先是已捕周鹿溪先生，系之请室矣！先生亦以防乱揭故，为怀宁所切齿者也。府君日夜粥从请室中，或为府君危之，府君卒自若。
九月十四日日下，有白靴校尉数人者至邸中，缚府君至镇抚，出一纸，纸尾有贵池吴先生名；先生先一日亡去。而刘侨者故思宗皇帝时旧锦衣也；夜漏三下，以一小赫蹄与镇抚冯可宗，大约谓，东林后人无故杀之以起大狱，纪纲、门达之事可鉴也。冯获旨意动而司马练公国，亦为府君星夜驰贵阳；而相国王公铎亦致书镇抚，狱遂解。
案：南明史料中，记陈贞慧被捕事绝鲜，即有亦极简略；所以此记为很可宝贵的第一手史料。但其中有一小误。所谓“练公国”漏一“事”字。练国事名不见经传，而维崧当事人，见闻真切，必不致误，当为文集校刻所漏。
明季南略，甲申八月十一，练国事补兵部尚书。九月初九与阮大铖“见朝”衡之“星夜驰贵阳”语，可以想见练国事者，马士英部下一得力将领。当六月间，马士英奏荐阮大铖后，福王数度召见，但补用之旨，一直未用，系因朝士连章交劾，有所顾忌之故。而马士英以大学士兼摄兵部，亟须得人为助，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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