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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石如又述方中通之学云：
“中通当从西洋人穆尼阁布算，又问学于汤若望，熟读利玛窦之书，通历算之学，与汤圣弘梅文鼎为友。撰数度衍二十四卷，附录一卷；别刻陪集以载诗文。迄康熙二十九年庚午，曰陪古三卷、陪诗七卷，陪词一卷，又刻续陪四卷，则诗文不分。”
按：方中通诗文集，称为陪集，表示诗文皆得自父授，不足以自成一家，为浮山集（方以智诗文集）陪衬而已。
余英时据邓记，断为方以智乃被逮赴广东时，舟过文山过零丁洋诗中所提到的惶恐滩，有感而自裁，其论断是：
“甲申之岁，密之不死，可以见谅于世人者也。辛亥再陷缧绁，上距永历之亡，亦既已十易寒暑矣。此时而仍不惜对簿虏廷，苟延残喘，虽密之号愚者，余知其决不出此也！然而古人有言，死得其所；就密之当时所处之情势言，其最适当之死所，殆莫惶恐滩若。此所以舟过万安，抵惶恐滩头，密之遂不得不死矣！”
余英时此论，极其精确。方以智之死，即在不愿“对簿虏廷”死志固已早萌，但死非其时、其地，则易滋人误会，以为畏罪自尽，此为方以智所决不甘于忍受者。是故，笔者以为可以进一步论断，自裁于惶恐滩，乃方以智早经选定的毕命之地。
方以智获罪，究为何事？余英时亦未能考据，仅据方以智幼子中履文集中“两言‘全家齑粉’”以为“密之罪状必属谋反之类”这样推断，自然合理，但方以智实无“罪状”不过他人诬以谋反而已。而此诬也，实亦并不难辩白。不知者，一闻方以智被逮的原因“咋舌摇手，如疫疠猛火不敢近”知者则必能辨诬的信心极强。
方以智为人所诬，几罹巨祸，以不甘对簿虏廷，而自裁于惶恐滩。自况其追步文信国的节概，据邓石如、余英时先后考证，已成定论。所成疑问者有二：第一，被诬者是何案？虽可想像为“谋反大逆”究系哪一桩逆案？“通海”之余波，永历之遗烈，还是三落之变，或者“朱三太子”案？第二，方以智有子三人，长幼无恙，独独仲子方中通两受其祸，此又何说？
我以为这两个疑问，决非无望解决。清初文集、笔记以及官文书，浩如烟海，若能遍搜，或有水落石出之一日。求证之先，笔者“大胆”提两个“假设”借为线索。
先说第二个疑问，窃以为仇家构陷，怨从子起而“祸延显考”如前引，方中通乃清初“畴人”之一。而清初历法之争，科学打倒玄学，乃中国科学发展史上极重要的一页，亦为形成康熙性格中极可宝贵的科学精神，而成就其为中国历史上一位异常杰出的统治者的诱因，所关匪细，值得不惮烦一述始末。
明朝的戊申大统历，实即元朝郭守敬所造的授时历，但节气及日月食的推算，参用回回历。回历与阳历大同小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分十二宫，即十二个月，正至三月各三十一天，四月三十二天，五至六月各三十一天，七至八月各三十天，九至十月各二十九天，十一、十二月各三十天，遇闰年则十二月加一天。
大统历用至成化年间，日月食时刻的推算，常有失误，但宪宗不罪钦天监的官员，以为“天象微渺”推算有误，不足为非。像宪宗这样的庸主，当然不会知道天象运行有常，若得其法，是可以准确推算的。他的意思是，天象下应人事。英宗北狩，遇土木之变，蒙尘塞外。景帝即位，迎英宗回京，幽居南内，结果又有夺门之变而复辟。这一连串的大变化，是任何人所梦想不到的，岂非“天象微渺”难凭？
弘治、正德间，误差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很明显的，大统历的所谓“历元”在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辛已，至正德年间已历时二百三十多年，分秒之差，年积月累，失误自大，于是改历之议复起。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到了世宗即位，他是笃信神仙的，嘉靖七年、十九年两次推算日当食而未食，证明误差已到了非修正不可的时候，也就是大统历的缺点已充分暴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而“帝喜以为天眷”因而终嘉靖之世，无人敢言改历。
万历末年，西学传入中土。利玛窦挟天算之学为有识之士所尊重，推算天象，屡次获得证明，精确胜于古法。至崇祯初年，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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