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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作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即是设法打击李鸿章，让各国知道，李鸿章已不再能管中国的外交。
实现这个决定的方法，是拟一道上谕，由翁同面请光绪明发，胶澳事件责成翁同、张荫桓办理，他人不得胡乱干预。当然，言外之意是很明显的，乃针对李鸿章而发。
哪知翁同上面还有个恭王，本来此事如果翁同了解张荫桓的本意，而且手段够辣，很可能造膝密陈，先将上谕发了再说。可惜翁同是书生，不是搞政治的人，竟以张荫桓所拟的旨稿，晋谒恭王。恭王衰病侵寻，英气消尽，不愿多事，说一句：“且缓、且缓。”无形中将此事打消了。
这一下张荫桓才知道“竖子不足与谋”而且更坏的是，此事必为李鸿章所知。打蛇没有打在七寸上，势必有遭遇反噬之危。因而张荫桓很见机地，立刻变积极为消极。正当对德交涉吃紧之时，翁同去找他商量正事，张荫桓却大谈其书画掌故，绝口不及正事。而翁同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在日记中，表示张的态度，令人大惑不解。
从这一次以后，张荫桓的态度有了个基本上的改变。此人确有霸才，但以非科目出身，不能独张一帜，看翁同得君甚专，又能推心置腹，所以想抬出翁来，铲除李鸿章的势力，得以一舒抱负。及至看出翁同不能了解他的用心，觉得与他共机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而由拥护变为玩弄，暗中仍旧向李鸿章靠拢，搞大借款弄钱。回扣大小、镑价（英汇兑换率）高低，翁同无不茫然，故而有王鹏运的参劾。翁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日记：
王鹏运劾余与张荫桓朋谋纳贿，薰犹同器，泾渭杂流。元规污入，能无嗟诧。
又五月初八日记：
樵野来，告初六与军机同见，上以胡孚宸参折示之，仍斥得贿二百六十万与余平分，蒙温谕竭力当差。又云：是日军机见东朝起，责以为当办廖公，力求始罢。又云先传英年将张某围拿，既而无事，皆初六日事也，余漫听漫应之而已。
此已在翁同获严谴，行将出都之时。观翁所记，两人心情如画，张荫桓说这些话，意在安翁同，已派步军统领英年围拿，而居然无事，意谓绝不致连累翁同。翁出以“漫听漫应”的态度，则已知张确曾纳贿。由此可知，翁即或不被严谴，仍能当权，用张荫桓亦必存戒心。
在翁获谴时，张謇在京。日记中所记，倾倒之意，溢于言表。如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记：
看张季直各种说帖，大旨办江北花布事，欲办认捐及减税二端，又欲立农务会，又海门积谷事，欲重惩阻挠者，此君确是霸才。
又二十日记：
午约张季直小饮，直谈至暮，毕竟一奇才。
张謇此时服阕入都供职，本有一番振兴实业的计划，想取得翁的支持，大展鸿图。翁既罢官，照常情论，张的计划，自难实现。但张謇反而急流勇退，仍照自己的计划进行，定力、毅力，见机而作的识力实皆有过人之处，成功绝非偶然。
黄遵宪，字公度，广东梅县的客家人。举人出身，久在国外充任中级外交官。陈右铭巡抚湖南时，他以盐法道署理臬司，参与新政，首创民治，其言曰：“众亦自治其身，自治其乡而已。由一乡推至一县、一府、一省，以迄全国，可以成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仿外国巡警之制，设保卫局。黄遵宪实在是地方自治及警界的老前辈。
他著有一部日本国志，戊戌维新时，光绪曾向翁同索阅，因此得拜使日之命。不意摒挡出国，行经江宁时，政变发作，朝廷密谕两江总督将黄遵宪看管。其时伊藤博文来华游历，先赴京师，转至上海，又至重庆，转武昌，到江宁，为黄遵宪说情，总算只得了一个革职的处分。
黄遵宪办外交很有一套，清史稿本传：
（使日参赞）移旧金山总领事，美吏尝借口卫生逮捕华侨满狱。遵宪径诣狱中，令从者度其容积，曰：“此处卫生顾及于侨居耶？”美吏谢，遽释之。
但客家人，脾气强项者居多，黄遵宪亦复如此，所以人缘很坏，翁同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记：
黄遵宪号公度，举人、道员、新加坡领事。新从江南来，江南官场多不满之，诗文皆佳。
同年十月十八日又记：
英使说黄道在新加坡，有扣商人四万元，欲入己。今留在新加坡总督署，坚拒不接待。
按：其时外交界有一番大调动，以杨儒使俄代许景澄；罗丰禄使英代龚照瑗；伍廷芳使美代杨儒；德国新设一使，派黄遵宪。德国拒绝黄遵宪，希望派荫昌。黄遵宪其时道经新加坡，当地不予接待，显然是英国官员对黄不满。因为黄遵宪驻新加坡时如果有勒索侨商的劣迹，亦与英国无关，并不构成拒绝的理由，可知“英使”所言，亦无非诋毁之词。
黄遵宪著有人境庐诗草十一卷，日本杂事诗两卷。他的诗很有名，汪洋恣肆，又喜用新名词入诗，与僻典连看，光怪陆离，不可名状。诗多感时记事之作，石遗室诗话说他“惜自注不详，阅者未能深悉。”录其较易索解的李肃毅侯挽诗四首，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