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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倒是三、四两首，悱恻温柔，后胜于前：
乱树丛中昼闭关，药卢茗碗任萧闲，眼前光景随缘法，耳畔秋风任往还。酒国尽堪容盛世，书城何必住名山，乡鸡午唱惊浓睡，心在巢由沮溺间。
我思无极独哀吟，旷野人稀草树森，世事如云殊变化，禅机指水悟深沉。衔泥燕又营新垒，避网鸿宜有去心，凭个书楼石城下，未妨拥鼻日登临。
现在回头再来谈“四京卿”按：清朝自雍正七年设置军机处后，大学士即非真宰相。辛酉政变，两宫垂帘，恭王以亲藩掌枢，军机大臣进一步建立了固定的制度。第一，以亲贵为军机领班。第二，军机大臣为四人，连领班共五人。相传枢廷忌满六人，否则必有一人亡故出缺。第三，四大臣两满两汉，两汉则一北一南，如先为李鸿藻、沈桂芬。光绪十年以后为孙毓汶与笔者叔曾祖恭慎公，甲午以后稍有变化，但大致亦须论地域、讲资格。总之，军机大臣的进退，牵涉甚多。所以光绪决定在军机章京方面稍作更张，而且只添新、不废旧，以期阻力较小，集事稍易。
自戊戌七月十二日起，光绪召见陈宝箴荐举，可任新政的官员，不下十员之多，最后选定四名，于七月二十日降旨：
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着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
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说光绪用这四个人，完全是因为他的关系：
上之用林旭，以其奏折称师，知为吾门生。上之用谭嗣同，以其与我同为徐学士及李园（端芬)尚书所荐，皆吾从也，故拔入枢垣。杨刘为楚抚陈宝箴所荐，而陈宝箴曾荐我，杨漪川又曾保陈宝箴，上亦以为皆吾从也，而用之。时谭复生实馆于吾，林暾初（旭）亦日日来，上意有所欲传，吾有所欲曰，皆借谭林通之。时李园奏荐甚力，上以忌西后未敢显然用，故用谭林杨刘代之，上之意极苦矣。
此亦不免大言炎炎，借此装点。其实光绪所最欣赏的是杨锐，而杨锐与谭、林并不甚洽。据杨锐致其弟肖岩信中说：
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而康梁二人，又未见安置，不久朝局恐有变动。
此函作于七月二十八日。所谓“新进喜事之徒”由措词可见其轻视与不以为然之意。而对“康梁二人，又未见安置”引以为忧，则心目中亦认定康梁无非猎官而已。
同函又云：
每日发下条陈，恭加签语，分别是否可行，进呈御览。事体已极繁重。而同列又甚不易处。刘与谭一班，兄与林一班，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尚称安静；林则随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当者，兄强令改换三四次，积久恐渐不相能。
按：军机章京例分头班、二班，四京卿轮值，亦即与康有为的主张不合。谓“林则随事皆欲取巧”者，必是林旭在加签时，将康有为的意见，夹带在内，而杨锐不以为然“强令改换三四次”则其持重亦可想见。
“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尚称安静”两语，亦深可注意。按：四京卿的任务及所能发生的作用，在当时及后世，一直被夸张而致失实。如刘光第家书所言：
同四人，不过分看条陈时务之章奏耳。因有“参与新政”四字，遂为嫉妒者诟病，势如水火，将来恐成党祸。
可知所谓“参与新政”的真相，职权其实有限。而康有为则务为夸大，意中若谓，用其门徒参与新政，实为便于其主持新政的一种手段。此则仿佛以甲申以后的醇亲王自居了——光绪十年甲申三月，恭王领枢，以盛是一疏，全班被逐。军机用礼王世铎及孙毓汶，实皆听命于醇王。醇王以光绪本生父，不便任何主持大政的名义，康有为则以为慈禧所恶，此时亦不便任何主持新政的名义，故而隐居幕后以待时。他希望时人有此错觉，就必得夸大招摇，而益为旧党所嫉。袁世凯谓赞成帝制者，置其于炉火之上。我则谓康有为之于四京卿，直是有意推之于绝岭断崖，而己蹑其后，成则自居首功，败则犹可抽身。我很疑心光绪嘱康有为离京赴沪办官报，是他自己筹好的一条退路。这不是我故意探求，实在是康有为鬼蜮为心，奸诈百出，不能不令人随处皆疑之故。
兹由前引杨锐、刘光第两家书，参以光绪的两次朱谕，大致可以想见当时的情形：
第一，光绪推行新政，虽有彻底改革的决心，但在做法上却是缓进的，一方面诏求直言，广采舆论，作全盘改新的准备；一方面择可行者先行。此所谓“可行”即以不致激怒慈禧太后为原则。至于彻底改革的时机，要等到筹得能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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