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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美元调高到五百五十美元，调幅高达百分之四十五，而原先的费用就已经高过其他州立大学的平均住宿费了。无独有偶，纽普兹教职员间欠缺内在凝聚力，扩张终于停顿时，更突显这个问题。哈格提时期压下来的许多争议，在此时全部浮现。
诺麦耶出生于德国，英文不免有口音。不过，他的遣辞相当有诗意，因此听来颇为悦耳。他先前担任明尼苏达木海德学院(moorheadcollege)的校长，成效斐然。他介入地方政治，被认为是反战人士，常形容敌人是“法西斯主义者”朱璐帕森(drewpearson)还为此写过专栏。有些不满的教员批评他：“看看诺麦耶，他说起话来像是普罗分子，但从头到脚穿得像布尔乔亚，穿着昂贵的成套西装，打上领带，别着金袖扣！”事实上，诺麦耶不是革命分子，也不曾宣称自己是。我和他会面数次，知道他是那种学院派的进步分子，饱读诗书，用意良善，但不清楚自己的立场。1970年，俄亥俄州国民兵枪杀四名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第二天，纽普兹的学生和教职员在旧行政大楼前举行示威。诺麦耶抓起麦克风，表达他对他们的同情立场：“我的母亲死在毒气室里，唯一犯的罪就是从文化上来说，我们是犹太人！”当时在校园内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三分之一的学生认同犹太教。
诺麦耶引以为傲的是，在全国动荡时，纽普兹安然度过，毫发无伤。如果妥善评估当时局势后，必须承认他并非没有功劳。sds当时的策略是引发对立，一旦在某处点燃火花，势必能火上加油。纽普兹可以说是发动致命一击的适合舞台，一名认同sds的学生已在校刊上发难：“诺麦耶博士到底以为他在骗谁？”校长吞下这个侮辱，更进一步认同极端主义的主张，这的确避免了校园在艰难时刻落入外来煽动者的陷阱。多年后，诺麦耶被指控在混乱时期采取放任政策，一夜间越共的旗子升上了纽普兹的教职员大楼。事实上，这种野蛮行为和行政单位的纵容没有关系，实际上也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但诺麦耶误解了自己文理大学校长的角色。当时纽普兹还没有找到顺利运作的模式，诺麦耶的崇高情操完全起不了作用。即使他致力安抚弱势团体，却不曾触及纽普兹的特殊组织问题。他见过我几次面，因此会和我握手，和蔼微笑，却顺口称我为林博士或杨教授。且不要说会让我不高兴，这样的无心疏失显现诺麦耶虽然有心领导，却忽视细节。他的校长任期持续到1972年，校刊暗示他是被迫辞职。
史丹利考夫曼接任校长时，我正好留职停薪，人在英国。他曾担任保龄球场(bowlinggreen)大学的学术副校长。1952年，他出书讨论现代诗中的意象主义，二十年后，纽约以翻印闻名的八角形出版社(octagonpress)认为，这本旧作值得重印限量发行。考夫曼做了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1973年，我人在剑桥，却收到尚未谋面的校长的一封信。原来伦敦观察家(observer)特别报道李约瑟(josephneedham)博士，在周日出刊的当期杂志上，封面照片为李约瑟、他的合作者鲁桂珍博士和我正在讨论学问。我寄了一本杂志给我在纽普兹的资深同仁，而他再转给考夫曼看。考夫曼校长居然不怕麻烦，亲笔写封横渡大西洋的短函，说教职员中有人能在海外参与如此重大的研究计划，实在令他与有荣焉。
直到今日，我还无法确定，考夫曼该为纽普兹的情况负多少责任。毫无疑问，许多伤害都是他接任的前四五年造成的。哥伦比亚和柏克莱等大学有稳定的基本结构，因此可以承受学生的骚动，不会丧失平衡，一旦不安的狂潮平息，秩序会再回来。但在哈格提的牢牢掌控及诺麦耶的容忍放任之后，很难收拾校园的残局。1973年劳动节前的一星期，我重回纽普兹，必须翻阅学校的刊物，以便调适自己。教员的代表权，是后哈格提时代的重要议题，却不曾有任何确定的形式。过渡的安排方式是创造出一个“组织委员会”由三十二个系各派一个代表参加，会议总是演变成开放的讨论会，很少有任何正面贡献。更惊人的是大学课程，哈格提时代结构严谨的通识课程早已消失。现在除了英文和体育课以外，学生只要修主修科系的课程即可。教职员创造出各式各样的新课程，从“女性意象”到“美国社会中的死亡”不等。还有一些“迷你课程”和“特殊主题课程”课程设计急就章，内容含糊不清。我提议开亚洲文明导读，看看选读人数有多大的变化。这个一度是所有新生必修的课，最后只有七人选修。以前即使在我的一些选修课中，至少也有三十到四十名学生。
我看校刊时发现，在我回来前一星期，詹姆斯麦考德(jamesmccord)，也就是已定罪的“水门案七人小组”之一，获邀在校园演讲，这是“新生训练课程系列”的一部分。学校的健康中心现在经营“避孕诊所”据说“诊所的想法是，女性应该可以明智决定避孕的方法”没有人提到使用避孕药可能引发的情绪问题。同一校刊中又说，宿舍内已设置“强暴防治中心”劳动节前一周，热浪侵袭赫逊中部地带。在高温恼人的气候中，所见所闻都让人极度沮丧忧郁：新的水泥地面已经干裂。野生蒲公英丛生。新建筑物内没有一个电子钟准时，有的钟已经搬走，只留铁丝在空空的框架里摇摇晃晃，随地都是烟蒂和糖果纸。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怀疑史丹利考夫曼碰到了问题，但他面对问题的方式是既突兀又偷偷摸摸。在学期开始时，他会找一群学生、少数教职员、部分行政人员等，举办非正式的集会，但地点不在校园内，也不在他家，而是在附近的山间小屋里。我亲自看到校长本人时，是在组织委员会中。这个松散的团体约有二三十人，欠缺方向，也没有向心力，常常以下列开场白来通过决议：“鉴于校长将会”轮到考夫曼说话时，他会采取直率而对立的立场：“如果你们说我将会如何如何，我就不会如何如何！”不过，即使如此顽固，他还是得屈服于大家的意见。数星期后，他指定某教员担任学术副校长，文书主任被他任命为助理副校长。组织委员会递交给他一封信，问他有何权威创造出这些职务及头衔，为何没有请教教员就加以任命。考夫曼解释，这些人的任命是基于“代理”性质，之后会送交组织委员会征求同意。最后他大叫：“我不是坏人！”但组织委员会仍否定他的任命案。
考夫曼在公开场合得不到大多数的支持，因此听任自己受制于少数有力人士的操纵。早在哈格提时代，他们就结党，其中有些人反对这位前任校长的国际化课程。在诺麦耶的放任时代，也产生新的派系。更复杂的是，新法规定，纽普兹包括校长在内的行政人员，都必须由整体教员以不记名方式评鉴，如果没有通过票数的肯定，就无法继续生存。
考夫曼承认，有时他会被特定教员所刁难。有一次，我们在名叫“篱笆”(hedges)的乡间旅馆举办欢送会，这位同事担任系主任及院长多年，即将退休。也许是为了强调过去的事已成过去，考夫曼在举杯祝贺时，以调侃和幽默的方式形容，这位老同事去校长办公室有所要求时，态度是如何的专横跋扈。我们一边笑着，一边不禁被背后的真相所吓倒：校务原来是这样处理的，也许连财务及人事管理也是。
批评人士说，考夫曼将许多校务授权给属下负责，已出版的回忆录也证实这一点。我个人深感不解，尤其想到几位高阶行政人员对我总是很友善，很讲情理，只是在我被裁员后态度大变。是由谁做出的决策呢？即使在1978年的圣诞节假期，亚洲研究召集人还派人传话给我：“叫雷不用担心。告诉他，他没什么好担心的。目前的确有行政的困难，但一定会解决。他只要专心于他的专业就行了。”但就在三个月以后，我被请去见校长谈预算删减的影响，意思就是要解聘了。我写信给副校长华顿，请他调查整件事的始末，却从未收到正面的回应。一周后，考夫曼辞职。在此同时，一份地方报纸京斯顿自由人报(thekingstonfreeman)登出一篇社论，说纽普兹是“管理不良的学校，学生无心向学，常常脱序”
为什么我不早一点走？我试过，但不成功。转折点早就发生在1967年，也就是我抵达纽普兹的那一年。当时我太满意周遭的环境，忽略其他机会。十年后，工作机会大大减少，我的资深年资形成非常严重的障碍，更不用说我的年龄。我全心专注于学问，常常留职停薪，没有待在校园内，让我更难去注意各种可能的后续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尽量往好处想：大学的整体注册率可能会提高；令人担心的裁员可能不会发生；万一发生，行政当局可能会坚守政策，让裁员不致波及有终身教职地位的教师。他们会依已公布的指导方针行事，考虑到每位教员的优点。毕竟，纽普兹基本上不是太差的学府，有一段尚称辉煌的过去，具备种种正面发展的因素，还有许多有才华的教师。校园坐落在如此优美的景致中，也有许多便利的设备。
十年前，我从副校长萨缪尔古德(samuelbgould)手中获得“继续聘任”的终身教职时，文件上的确还有另一行文字：“你的受聘条件是基于董事会的政策，书面资料见于本校图书馆。”其中提到的文件的确指出，在大学出现财务问题时，可以取消我的持续聘用。十年后，在我被解聘后不久，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associationofuniversityprofessors，aaup)寄出一封传阅信，其中写着：“许多纽约州立大学的教授，原先具备其他大学的终身教职身份，因此并不知道，纽约州大体系并没有终身教职的有效保证。”但是我不能说自己不知情，就好像在签商业契约时不去看契约上的小字。我有注意到裁员的条款，只是在1967、1968或1969年时，我根本无法想象，理论上可以撤销的终身教职实际上居然会发生。当时我们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期待从未实现的扩张。至于我个人，纽普兹是个理想地方，可以让我将自己独到研究的浓缩成果，直接展现在学生面前。在被裁员后，只要一想到在当年的芝加哥机场，余英时和彼得莱特扣好安全带准备起飞的那一刹那，我就更加相信命运的力量。两个相邻而坐的陌生人，在其后数分钟开始闲聊，就此决定我和家人未来十年的命运。不过，真有这么悲剧和命定吗？我不能说一切已脱离我的掌握，至少我还不打算这么承认。
在1979年夏天，我最担心的是，工作丧失可能连带摧毁我身为作家的身份。我还是历史学教授时，将万历十五年的书稿交给爱德华崔普。如果他得知我被解聘，不知做何感想。还有耶鲁大学出版委员会，既然我被解聘的消息已经传遍四方，如果他们拒绝书稿，出书的希望会更渺茫。
我和北京方面的接触更是不稳定。他们说原则上可以接受中文版时，表达的只是意愿，而非承诺。种种迹象显示，部分编辑喜欢，但还必须通过我们无法得知的步骤，才能达到出版之路。无论如何，这本书都可能在中国引发很大的争议。支持出书的人会说：“这是一本美籍华裔教授写的书。”而反对的人会说：“有什么了不起，他被纽约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学校所解聘！”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是共产主义国家，但没有理由以为他们就会没有学术上的势利。在这个国家，所有作家和学者至少和外界隔离了十二年，一旦骤然面对刺眼的阳光，而且也不确定极左派人士是否重新掌权，绝大多数的官吏自然不愿接触风险太高的事。对胆子比较大的人来说，他们总要取得权威地位，来支撑他们的做法。在中国，教授备受尊敬，可以忍受政治迫害，但绝不可以像领日薪的工人一样被开除，这是尊严扫地的事。总之，我被遣散的消息一旦传开，支持我出书的人一定会收手。
1979年，中国仍受到美国大众媒体的关爱和青睐。邓小平成为时代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他访问美国，足足成为一周的电视要闻。中国反击越南时，惊讶的成分多，谴责的成分少。美国各式各样的代表团接受北京当局款待茅台和烤鸭，回国后都有一堆愉悦的故事可以说。中美贸易点燃很大的希望，但对我们来说，过去已看过太多同样的事，不需要是智者也可以预测，这种幸福的感觉注定会消失，不可能持续太久。我已对自己的研究所学生解释，美国大众有时把中国当成白雪公主，有时当成是老巫婆。中国这个大国和美国的结构完全不同，又经过一段漫长的革命期和调适期，未来发展绝不可能太简单。有时我们这些“圈内人”也会觉得困惑。错误的讯息和过度的期许太多，媒体必须选择高度相关的新闻来报道，如果没有深入的阐释，报道可能要不就强调中国的纯真与魅力，要不然就揭发种种令人作呕的故事和不堪回首的过去。无论有意或无意，观点的转换都是为了迎合美国人的心情，而且通常走极端，而不是在捕捉中国当时的变化。这些变化鲜少报道，即使有，也不是为了头条新闻中提到的原因。
事实上，在1979年，虽然从中国传来令人鼓舞的消息，加强了在美国的“卖点”但从各种渠道和全球各地的中文报道，就可以搜集到足够的资料，好在下一波诋毁中国风潮时出书，大大赚一笔。对我来说，最骇人听闻的是“文革”时安徽发生的饥荒，详情惨不忍睹，此处不宜刊出。很少西方人会听过以下的事：根据在香港出版的两大册资料详实的“文革”文集，总参谋长之一的黄永胜将军，连续两年都定期派三名属下，观察毛泽东和周恩来接受外国媒体访问。西方人也不太可能知道，两个人在石家庄被处决，因为他们从四川带走一百多名妇女，到河北省贩卖。在1979年，若干西方游客抱怨，去中国旅行时，无法接触到当地居民。但一名美籍华裔妇女在纽约为文揭露，她到中国内陆旅行时，即使买的是三等舱车票，也一定会被带到头等舱。她提出抗议时，管理员告诉她，一般舱等的情况不适合她，对习于西方生活标准的人来说，食物是不能吃的。之后，她发现这一切都没说错。更令人不安的是，管理员对三等舱的农民态度粗鲁，毫无同情心，完全不同于许多作家和制片家形容的真诚友善。搭渡轮过长江的人指出，在只容站位的那一区，有些游客根本看不到河景，因为有好几层的人堵住了视野。中国物资欠缺，海外妯娌回国探亲时，自动提出在离开时会留下内衣，好让穷苦的亲戚穿。在中国的部分地区，木材及竹子受到管制，市场上因此看不到筷子。中国人到美国时，会清洗野餐用的免洗塑料刀叉，拿回去给小孩当玩具。北京能用的木材已制成苦力的挑竿，这些挑竿又坚固又容易弯曲，非常适合丹麦设计的现代家具。一些聪明人想出如何用来制作沙发和座椅，自行动手的过程形成风潮，无数的办公室员工因为无事可做，开始传授技巧，将普罗阶级的用具，改造成中产阶级的摆设。
上述种种沮丧甚至气馁的消息，都必须和其他振奋鼓舞的情况并列才行，共同显示出大规模的转变正在进行。我可以毫不脸红地说，大历史的概念不失为产生深度诠释的工具。1979年，中国尚未完成长期的奋斗，尚未将国家从农业官僚体系转化成现代国家，为达成现代国家的境界，全国必须可以进行货币上的管理，而不只是意识形态一致而已。我们从中国接受到的讯息乍看之下虽然紊乱而自相矛盾，但其真正本质指出，奋斗的终极实现已经不远。这个国家的眼光不再只看到自己，就已经是很有希望的迹象。也就是说，中国将采取竞争的态势，和全球其他国家面对面，为达此目的，内部组织必须合理化。
我的立论很简单：为理解今日的中国，我们必须回溯和西方国家对峙时期，因此必须将基线往后延伸，到鸦片战争前两百多年。在过去，美国观察家对中国的立场从偏爱摆荡到不友善，因为他们对两国之间结构上的差异深感不耐，常常低估问题所在，不论就本质或就面向而言。因此，他们可能轻易被虚假的希望点燃，希望破灭时，也很容易产生情绪上的反应。但事实上，传统中国有非常长的茎梗，无法以五十年甚至一百年来隐藏。其次，历史学家不能以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法律专家自居，这些标签和分工手法必须置于历史真相之后，历史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记住，在我们现行的学院派分工模式中，将人类努力成果分为法律、政府、经济、社会学等等，反映出现代西方固定的状况，却无法有效用以测量中国的深度。在中国，哲学理念可能转成法理学，政府运作总是和家族扯上关系，国家的仪式化过程含有宗教力量。也就是说，双方的结构不一致，不能做水平的延伸。这样的差别一开始就将中国和现代西方世界分开，如果忽略此种根本上的差异，却问中国为何不符合西方的期许，是很笨拙的。
扩大参考架构的优势在于，一旦界线清楚，才更容易看到长期的发展。在国共内战后三分之一世纪的今天(译按：作者撰作本书时)，就历史观点来看，甚至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可以视为不只是对手，而且还在一个巨大的运动中互补，只是彼此偶有重叠。以此观点视之，我们阅读中国现代历史时，就不会连连沮丧，反而会看到全本的戏剧在眼前开展，朝向可以描述的结局，不再缺乏希望与期许，纵使还会有挫败及暂时的逆转。中国历史很可能即将融入世界历史，不但是空前的进展，而且是实质上的融和，许多事实和事件都可以支持这个乐观论调。历史学家只要定出时期的前端及后端，其间的里程碑会展现出一致的直线进展。没有一件事会被隐藏或消除，没有一件事会无法诠释，也不会只重复过去的错误。西方的历史经验也可以证实这段历史。
我很清楚，采取这样的立场让我孤立无援。多数历史学家不在乎重新评估远古的事件，甚至以夸张的角度来看古代的伟人。但我认为，即使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作为，也应该被放在三四百年的历史架构内来审视，他们的意见并非对历史问题的肯定解答，他们终究必须吸纳入历史学家的视野。我的这番见解很可能让自己显得傲慢荒谬，甚至有挑衅和引发分裂之嫌。数年前，已故教授亚瑟莱特看完我的立论后，对我说：“如果你想确定你的九十五点主张，就要让别人知道这些是你的九十五点主张。”我设法找到一位正直又有名的编辑，他对我的史学观很有兴趣。但他试着出版我的作品却没有成功，事后写信给我表示，为了要被接受“必须很有名气，才能靠本身的威望压垮敌人。”
在上述的建议中，一是强调权威的存在，一是反抗权威，让我十分困惑，左思右想，徒劳无功。事实上，在我一生中从来不打算当极端分子，更不用说要像马丁路德一样，开启另一波宗教改革。我甚至没有打算宣称自己的原创地位。对我来说，大历史的概念是无意间得之，是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在美国当研究生和劳工时，我常被在中国的痛苦回忆所折磨，不时陷入沉思。后来当教师，拿着麦克风站在五百名大学生前，无法立即解释：为何康有为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失败了，张作霖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蒋介石失败了，而毛泽东也失败了。为使我的讲课内容前后一致又有说服力，唯一的方法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大于上述人士努力的总和。中国文明将和西方文明融和的说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事件。上述不同阶段的失败必须被视为阶段的调适，以达成一致的终点。对我们这些有后见之识的人来说，这点很明显，但舞台上的演员看不到。上述推论已够惊人，而前景中现代科技的加速演进，使我们不能将昨日的头条新闻视为当代事件，必须当成历史来处理。上述种种因素让我没有太多选择。
然而，在1979年，我却置身于非常狼狈的处境；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开放，有很多机会参与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的对话。另一方面，有威望才有资格提贡献，我却在这个关键时期被一个小学校解聘。我申请参加美籍明清专家访问中国大陆代表团，该活动是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onscholarlycommunicationwiththeprc)所赞助，但我却被拒绝，这显然无法建立我的可信度和影响力。我的中英书稿结果如何，仍然让我焦虑不已。这本书并非宣扬我的史学方法，而是展现帝制中国末期的切片。送到耶鲁的英文书名是1587年，无关紧要的一年(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送到北京中华书局的书名是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有双重目的：一是将现代中国的底线往后推移，事实上是移到鸦片战争前两百五十三年。历史显示，当代中国所面对的问题，早在当时就已存在。另一目的是证明，我的大历史理论既不是教条，也不粗糙或无聊。作者必须花一段时间独处，才能发展出电眼般的视野。如果读者愿意，可以和作者一起探讨中国历史上许多有趣的细节，以其他方式就做不到。看来似乎琐碎，但却可以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图形。我会不时在书中发发议论，但整体而言，这本书是叙述性的历史书籍，大学生和一般读者应该可以接受。
问题是，虽然我不免自恋，但决定出版的人可能会说，在处理学术内容时，我应该遵照学术的格式，先要有术语和定义，然后再把我的论点定义在历史的某个分支之内。如果建议是由商业出版社来出书，那么我就应该让主题更为轻松有趣。注释必须剔除，内容要重新编排，让住在郊区的读者能放松自己，这才是将产品推到市场上的唯一方法。
我听得太多了。
8月初，剑桥中国史在普林斯顿的工作坊有个长长的周末假期。那个星期五和下个星期一都不开会，也没有特别活动，让我们可以偷溜出去几天。格尔已经来电多次，要我去曼菲斯住几天，但我出发前，在杰斯特图书馆被几件事耽搁了。
我被解聘对内人的影响更大。整个春天，我们都在讨论是否该采取法律行动，去上诉是否可以挽回尊严，或反而更糟。这样的困境只会让神经更紧张。在曼菲斯，她的处境也很艰难，必须将我们的情况对南部内陆的亲戚解释。他们都知道，她嫁了一位华裔教授，但他们一辈子从未听说教授也会被“遣散”她最担忧的，还是杰夫和我的心情，有一次她吩咐我：“你一定要照顾自己的健康。”又有一次，她说：“我希望可以早点遇到你，我们就会有更多时间在一起。”许多晚上，我独自辗转反侧时，这些话常在耳边回响。
就财务上来说，这趟行程似乎一点也不实际。再有三星期，工作坊就要结束，在此之前搭飞机住个两晚，似乎很奢侈，而且这时我们更应该开始盘算皮包里的每一分钱。
然而，这五天来事情有了重大发展。我接到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来信，爱德华崔普再度抱歉万历十五年的决定延迟了这么久。但他告诉我，审稿人的报告来了，非常有好感。除了部分语句的改进以外，他觉得没有地方要重写，章节就依原稿排列方式。事实上，崔普还附上审稿人的报告，他的结论如下：“你现在只需等到9月中旬，我们的出版委员会将开会做最后决定。不过，有这样的报告，我想你无需担心。”说也奇怪，信是在十天前写的。但琼斯厅的分信人把这么重要的信放错信箱，让我心又多悬了一星期。碰巧哈维也从普吉西来信。信的开头就很乐观：“从中国来的好消息！”他的妹夫黄苗子已拜访我的朋友廖沫沙，他在北京的朝阳医院养病。黄苗子请廖沫沙写中文版的序，他认为希望很大。沫沙是我四十一年前的好友兼室友，那时我们都在为抗战日报工作，我已有三十七年没有看到他了。他当然是三大异议分子之一，讽刺文章引来极左分子的批评，批评声浪愈来愈大，最后形成文化大革命。他曾遭下狱、拷打、被送到森林中的农场作苦工，长达十年以上。最后他终于回来，随时可能正式获得平反，如果可以借重他的名字，这本书要在中国出版应该不会太难。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毫无王牌，但也没有理由继续灰心。
我的当前问题是，兴奋紧接着长时期的郁闷后而来，让我完全不知所措。以这趟曼菲斯之行来说，我出发时并没有留太多时间。我的车子停在普林斯顿客房和火车站之间的停车场上。停车场前方是个名叫“哇哇”(wawa)的食品市集，我替自己外带了一份鸡肉沙拉三明治和一杯咖啡。已经过了下午一点，但我却还没有吃午餐。过去数星期以来，我的生活一团糟，一定让我丢三落四。我的车子停在同一个车位，但车子里是成箱的书，是我从纽普兹带来的参考资料，结果不但没看，甚至也没拿出来。油量在最低点，能否开到机场都成问题。幸运的是，这是个偶数日，我的纽约车牌aug188是偶数号码，所以我可以买三美元的汽油。我在城外不远的加油站加完油，时间不多了，我急着赶到机场去，居然在普林斯顿南方一处路标不明显的地方迷了路。我停下车来向一名妇女问路，但也没有用，她指引的方向让我在一堆次级公路中打转。路也太多了。忽然之间，我回想自己问的是去“机场”的路，并没有指明是在川顿(trenton)的马瑟郡(mercercounty)机场。如果她指错方向，该怪的是我。又过了十五分钟，才把错误更正回来，解决之道是把车重新开回一号公路，才能直接开到机场。这时每一分钟都很重要，我很可能错失接泊的班机。我转向295号州际公路时开始下起雨来，倾盆大雨夹着打雷。信不信，这时挡风板上的雨刷居然不肯动。1971年出厂的杜林(torino)已经有九年的历史，到普林斯顿后就很少使用。我想不起来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开过，也记不起来何时在雨中开车。现在雨刷既然不肯动，前方是一道洪流，只有一小片玻璃挡着。我打开闪光灯，摇开车窗，在暴风雨中探头看前方的路。在一刹那间我咒骂自己：如果我没有走错路，或是提早半小时出发，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但下一分钟常识警告我，现在正是发生车祸的绝佳时刻：在情绪上很着急，设备有所缺失，路面危险，天气又不佳。想着想着，车速不禁慢下来。车子以蜗步前进，而且贴着路旁，避免接触其他的车辆。我闻到雨的味道，雨水流进眼睛、鼻子里、沿着衣领流进衬衫里，微微刺痛。最后五英里路仿佛没完没了的奋斗。
开完最后一段高速公路时，暴雨也停了。雨并不是突然消失，而是被风刮向东北方，一半的天空宁静发亮，另一半阴森黑暗，下方新泽西的平地也就分成两半。幸好我前几天曾亲自来买机票，对机场方位还算有印象，停车不成问题。我跑进建筑物中，发现接泊机还停在那里，松了一口气。一定是因为暴雨才多停留了数分钟。我是最后登机的人，发现机上还有不少空位。我挑了个靠窗的位置，喘气看着这架双引擎的涡轮推进接泊机起飞。飞机着陆的轮子不比飞盘大多少，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溅起水花，但离地面后仍然运转，直到摩擦后才完全停下来。着陆装置并没有收入机身里，因为毫无必要。我们正在进行短距离的飞行，会先停在北费城，然后再飞到国际机场。通过德拉瓦河上的惠特曼桥时，看到后备役的海军舰队，包括各式各样的船，整队船舰在解除武装后静静停在水上。
到费城国际机场时，我才发现我们的班机延误了。该班飞机应该是来自北方，受制于气候状况而无法准时起飞。最后飞机终于抵达，我们上了飞机，飞到匹兹堡，但已经延后一个多小时，往曼菲斯的班机不等我们就飞走了。机长在飞机滑向航站大厦时，透过对讲机宣布这个坏消息，建议错过班次的旅客去柜台安排住宿。对航空公司来说，这些事必定是家常便饭。飞机一着陆，我们没有花太久的时间适应，一辆轿车把我们接到匹兹堡郊区的一间高耸的汽车旅馆。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长途电话，我怕格尔已经到曼菲斯机场，怕她打电话到普林斯顿客房又找不到我。我必须拜托经理传达我的讯息，报上我的名字、班机号码和明天抵达的时间。最重要的是，我求他一定要告诉她我人在匹兹堡。一般主管不会愿意跑这种差事。他们会说：“噢，可是人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电话。”但让我松了一口气的是，这位亲切的经理老远就说：“好的好的，黄先生，旅途愉快。明天见。”
我甚至不知道这家汽车旅馆的名称。不过我注意到，建筑物仍相当新，玻璃窗还染色，但住房还不到半满。电话亭附近有几台贩卖机，还有微波炉，可以让人加热康宝浓汤和洒上番茄酱的成杯意大利面。这一整天忙进忙出，让我没什么食欲，即使在飞机上，我也几乎没碰机上供应的小点心。现在看到食物却让我想起，我把咖啡和鸡肉沙拉三明治留在车子里，就放在书旁。在酷热的夏天，食物和书必须一起放在铁皮车顶之下达三天之久。如果咖啡倒了一地，我也不会吃惊。
洗完澡后倒在床上，我才渐渐回过神来。我一生中总是到处奔波，总是急急忙忙，有时会开始同情自己。为什么我不能放轻松？一份三明治、一杯咖啡、一辆车，甚至一堆书算什么呢？这些书不过是明朝的记录，是四百年前的文告和事件的再制资料，其中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如果我的书能出版，我的参考书就已经达成目的。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的书稿永远找不到书商，我的藏书即使保持崭新状态，价值也不会增加。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应该学会和未知的力量妥协。今天早上，我很确定晚上会和内人及小孩在一起，谁会想到我会睡在匹兹堡的旅馆里，让计划好的周末几乎只剩下一半？我应该容忍不可预测的力量，做好调适，即使永不放弃目标。
我无法辨别自己在匹兹堡的哪个区域。匹兹堡是个有趣的城市，这倒是可以确定的。数年前我们来过这个地方，却走错方位，只看到贫民窟。又有一次是从上方飞过，飞机的高度在城市天空线以下，景象非常特殊，你可以形容是看尽远方摩天楼的中层窗户。这次是从山路进城，看到现代化的建筑和快餐店，附近的岩石上有许多松树。同一个地方，观点不同，视野就不同，全部加总，生命因而更有趣。
我还没告诉格尔，如果这两本书可以出版，我应该认真考虑写回忆录，不过不是一般定义的回忆录。在美国，写回忆录的人包括前总统、前国务卿、四星上将、文人、男女演员或是黑手党头子和应召女郎。我不属于任何一类。我的回忆录可能不情不愿，是一个平民请求妻子允许牺牲一部分的隐私权，以赢取肯定，不过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他的背景，为了特定的历史史观。
我一辈子中从来不曾认真考虑加入任何精英团体。我不曾享有声望，也不可能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才在学术圈建立权威地位，更不要说我最近的耻辱。我应该持续找工作，申请研究奖金，但我最近开始尝试，却发现前景不是太看好。我会有工作，但翻译工作却有违我的想法和目标。
让我这么说吧：菲德瑞克杰克森透纳(frederickjacksonturner)是美国历史学界的名人。在上个世纪交替期间，他以“边疆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他主张，美国的边疆不断往后退，有助于美国形成民主体制。透纳是位出色的作家和演说家，却不是好教师。他指导了许多博士论文，徒子徒孙将他的理论演绎成内在边疆和外在边疆、首要边疆和次要边疆、初期边疆和晚期边疆、北方边疆和南方边疆。种种努力只造就出一个透纳，却制造出许多模仿者。他们欠缺自己的想法，因此减弱了透纳主题原有的活泼精神。在美国大学里教授中国历史，虽然处理方式不尽相同，但就某些方面来说更糟。最大的障碍是，中国领域的史学家往往模仿欧洲和美国的史学家。在英国历史学家中，有研究都铎时期的法律专家，许多美国史学家则以殖民时期和外交政策作为专业领域，因此中国历史想必能找到相符合的领域。一旦位置确定，由教师带领学生将历史分解成小部分的同样过程，就会被视为理所当然。论文题目竞相以罕见为尚，似乎主题愈难以理解，就愈有学术的原创性，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亟需探讨的广大领域完全不受重视。既然学术出版只是为了学术研究者本身，是否卓越就不在一般大众考量之内。
这样的方法有严重的缺陷，也许最大的风险来自于将许多年轻学者制约在短视和地方化的视野，让他们来不及习惯中国问题的广大无边，也就是说，借着中央集权化的官僚管理，操纵整个国家。那些学者所提出的批评，通常是基于西方体制的逻辑，到目前为止和中国并不相关。他们急于将这样的逻辑应用在中国，不管技术上是否可行，反而可能使逻辑更无法适用。不过，仍然有部分学者研究中国的远古时代，却没有提出和现代相关的问题。就我的观点而言，这实在是很可悲的浪费，因为当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即将融合之际，所有的中国历史学家都应该对此目标有所贡献。如果看到事情无可避免要发生，却不曾努力让自己的辛苦不白费，简直是故意自外于这一切。
我相信许多同事都意识到这些缺失和风险，有些人私下表达他们的关切，但要快速调适并不容易。即使是西方世界的学院派人物，都无法避免自身的官僚架构。这个问题牵涉到经费、权威、传统、组织、教材、课程、出版标准、来自其他系的压力、大学间的敌对竞争等等。急着改变可能重蹈马克洛德的覆辙，或是正如亚瑟莱特指出，要先确定九十五点主张。现在，没有任何学术单位的牵绊，也没有任何工作可丧失，我终于可以行使作者的特权。
回忆录的形式可以让我和一般读者对谈。由出版社最近出版中国书籍的数量，可以得知美国大众对中国感到兴趣。我想呈现的是站在美国立场的我，在我六十一岁的生命中，绝大部分的时间可以平均分成中国和美国两部分，我在中国住了二十八年，在美国住了二十七年，其中最后五年是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其他六年则呆在印度、缅甸、日本及英国。我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训练来自中国，但我对历史的了解，包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是住在美国数十年所发展出来的。我可以说，如果我没有离开中国，就不会有今天这番认识。如果我只在这个国家住了五年或十年，也不会有相同的了解。安泰勒(anntyler)曾说，她在街上无意中听到一段对话后，必须让话语在头脑里漂流一段时间后，才会说“我懂了”再加上文化差异，我如果要具备类似的反省力量，其教育过程远比一般人的想象还要长。但我反省分析的方法，基本上和小说家没有太大的不同。我阅读的东西，听过的对话，在中国见证的事件，都只有在我迁居多年后才产生意义。由于离主体很远，又有够长的时间来发展后见之明，终于可以轮到我说“我懂了”此处没有必要引入术语和定义，如果观察者确有能耐，就可以从事件和稍纵即逝的念头中报道事情原委。
从我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比起和纽普兹纠缠不清重要多了。至少我在被遣散前已开启大历史的理论，我将出版的书也已指点不同的方向。我希望格尔可以同意，对我而言，如果要进行这个计划，她的持续支持和牺牲是不可或缺的。
扩大参考架构的优势在于，一旦界线清楚，才更容易看到长期的发展。在国共内战后三分之一世纪的今天(译按：作者撰作本书时)，就历史观点来看，甚至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可以视为不只是对手，而且还在一个巨大的运动中互补，只是彼此偶有重叠。以此观点视之，我们阅读中国现代历史时，就不会连连沮丧，反而会看到全本的戏剧在眼前开展，朝向可以描述的结局，不再缺乏希望与期许，纵使还会有挫败及暂时的逆转。中国历史很可能即将融入世界历史，不但是空前的进展，而且是实质上的融和，许多事实和事件都可以支持这个乐观论调。历史学家只要定出时期的前端及后端，其间的里程碑会展现出一致的直线进展。没有一件事会被隐藏或消除，没有一件事会无法诠释，也不会只重复过去的错误。西方的历史经验也可以证实这段历史。
我很清楚，采取这样的立场让我孤立无援。多数历史学家不在乎重新评估远古的事件，甚至以夸张的角度来看古代的伟人。但我认为，即使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作为，也应该被放在三四百年的历史架构内来审视，他们的意见并非对历史问题的肯定解答，他们终究必须吸纳入历史学家的视野。我的这番见解很可能让自己显得傲慢荒谬，甚至有挑衅和引发分裂之嫌。数年前，已故教授亚瑟莱特看完我的立论后，对我说：“如果你想确定你的九十五点主张，就要让别人知道这些是你的九十五点主张。”我设法找到一位正直又有名的编辑，他对我的史学观很有兴趣。但他试着出版我的作品却没有成功，事后写信给我表示，为了要被接受“必须很有名气，才能靠本身的威望压垮敌人。”
在上述的建议中，一是强调权威的存在，一是反抗权威，让我十分困惑，左思右想，徒劳无功。事实上，在我一生中从来不打算当极端分子，更不用说要像马丁路德一样，开启另一波宗教改革。我甚至没有打算宣称自己的原创地位。对我来说，大历史的概念是无意间得之，是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在美国当研究生和劳工时，我常被在中国的痛苦回忆所折磨，不时陷入沉思。后来当教师，拿着麦克风站在五百名大学生前，无法立即解释：为何康有为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失败了，张作霖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蒋介石失败了，而毛泽东也失败了。为使我的讲课内容前后一致又有说服力，唯一的方法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大于上述人士努力的总和。中国文明将和西方文明融和的说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事件。上述不同阶段的失败必须被视为阶段的调适，以达成一致的终点。对我们这些有后见之识的人来说，这点很明显，但舞台上的演员看不到。上述推论已够惊人，而前景中现代科技的加速演进，使我们不能将昨日的头条新闻视为当代事件，必须当成历史来处理。上述种种因素让我没有太多选择。
问题是，虽然我不免自恋，但决定出版的人可能会说，在处理学术内容时，我应该遵照学术的格式，先要有术语和定义，然后再把我的论点定义在历史的某个分支之内。如果建议是由商业出版社来出书，那么我就应该让主题更为轻松有趣。注释必须剔除，内容要重新编排，让住在郊区的读者能放松自己，这才是将产品推到市场上的唯一方法。
我听得太多了。
8月初，剑桥中国史在普林斯顿的工作坊有个长长的周末假期。那个星期五和下个星期一都不开会，也没有特别活动，让我们可以偷溜出去几天。格尔已经来电多次，要我去曼菲斯住几天，但我出发前，在杰斯特图书馆被几件事耽搁了。
我被解聘对内人的影响更大。整个春天，我们都在讨论是否该采取法律行动，去上诉是否可以挽回尊严，或反而更糟。这样的困境只会让神经更紧张。在曼菲斯，她的处境也很艰难，必须将我们的情况对南部内陆的亲戚解释。他们都知道，她嫁了一位华裔教授，但他们一辈子从未听说教授也会被“遣散”她最担忧的，还是杰夫和我的心情，有一次她吩咐我：“你一定要照顾自己的健康。”又有一次，她说：“我希望可以早点遇到你，我们就会有更多时间在一起。”许多晚上，我独自辗转反侧时，这些话常在耳边回响。
就财务上来说，这趟行程似乎一点也不实际。再有三星期，工作坊就要结束，在此之前搭飞机住个两晚，似乎很奢侈，而且这时我们更应该开始盘算皮包里的每一分钱。
然而，这五天来事情有了重大发展。我接到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来信，爱德华崔普再度抱歉万历十五年的决定延迟了这么久。但他告诉我，审稿人的报告来了，非常有好感。除了部分语句的改进以外，他觉得没有地方要重写，章节就依原稿排列方式。事实上，崔普还附上审稿人的报告，他的结论如下：“你现在只需等到9月中旬，我们的出版委员会将开会做最后决定。不过，有这样的报告，我想你无需担心。”说也奇怪，信是在十天前写的。但琼斯厅的分信人把这么重要的信放错信箱，让我心又多悬了一星期。碰巧哈维也从普吉西来信。信的开头就很乐观：“从中国来的好消息！”他的妹夫黄苗子已拜访我的朋友廖沫沙，他在北京的朝阳医院养病。黄苗子请廖沫沙写中文版的序，他认为希望很大。沫沙是我四十一年前的好友兼室友，那时我们都在为抗战日报工作，我已有三十七年没有看到他了。他当然是三大异议分子之一，讽刺文章引来极左分子的批评，批评声浪愈来愈大，最后形成文化大革命。他曾遭下狱、拷打、被送到森林中的农场作苦工，长达十年以上。最后他终于回来，随时可能正式获得平反，如果可以借重他的名字，这本书要在中国出版应该不会太难。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毫无王牌，但也没有理由继续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