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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她经常叫三叔到她房间里去。只要她一叫，三叔就去。”
“侬为啥不早讲？”
“我本来以为侬不会再让他去乡下了。这桩事也就到此了结了。”
“侬马上叫人去把这小赤佬的船票给我退了。”
“退船票，总要讲个理由”
“讲啥理由？没有啥理由好讲。退！”
“三叔的脾气，侬也不是不晓得。吵起来，拆天拆地。”
“这次，我让他吵。看他怎么吵！”
“万一他要把照片的事吵出来”
“那侬讲怎么办？”
“老先生只要再多买一张船票，让我跟三叔一道去，就可以了。我保证善了这桩事，让老先生放心满意。”
谭老先生不作声了，又沉吟了好大一会儿，这才让经易门把经老先生叫进来，让他立即派人连夜想办法去搞船票，再搞一张明天一早的船票。
62
其实，无论是作为过来人的谭老先生，还是作为新发笋尖的经易门，都把那位女教员和谭宗三之间的关系想“龌龊”了。谭宗三喜欢这位女教员，首先是因为她比县中和县城里所有的女教员都多一件束腰的短呢大衣。多一双短统的马靴。他从来没有看见过穿短统马靴的女人。束腰短呢大衣在上海看见过，而且不少。但在这县城里确实没有。在这里呆了一两个月，眼睛里过来过去，都是穿灰布棉袍和靛蓝土布褂子的，骤然间看到一个“束腰短呢大衣”外加一双短统马靴，他真的感到很亲切。很振奋。后来问清，她是县中的音乐教员。这一点对鼓舞推动他天天去县中跟班就读，应该说是起了相当作用。但不是唯一的。进了县中，他又看到，有好些教员都像她一样，也曾在上海读过书，教过书，（虽然不一定拥有短呢大衣。）至于在南京、苏州、无锡。常熟等地奋斗过，后因各种各样不同的原因无奈地（被迫地）迁徙回此地谋生的，那就更多了。拿他们和自己家人、和自己家在上海的那些朋友们比，他们并非不优秀。他开始同情这些由于各种各样偶然的不偶然的复杂的和简单的原因而不得不留在这偏僻的县城里谋生的教员。利用课余时间跟他们来往。他们也没真把他当作本校的学生看待。在他面前一点都不摆“先生”架子。他们之间便真正接近起来。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她。
对于她，他看见她经常独自在学校操场旁边的小河边徜徉。那里有烟霭般的晨雾。有遍地的芦笋，踩在短统的小马靴下，一定会吱吱作响。他看见她常常望着低洼的地平线发呆。那里常常只有一些云团，两三座低矮的茅屋。一两棵老树。有时空旷得什么也没有。更多的早晨他看见她高高地举起一只手，连手、连半边身子、再连那半边脸都紧贴在一棵老杨树上。闭起眼睛，一动不动地站着。那种显现万般痛苦的无奈。一站就是半个小时或四十分钟。后来他才知道，她这是在“练功”是跟城郊道观里的一位老道士学的。但在当时，（以至搞清楚原因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在灰暗的晨雾中，看到她那么的无侬无靠，那么的孤独。他的确于心不忍。他总觉得她是在向“上苍”作某种哀求。她所谓的“练功”只是一种托词。她需要帮助。她值得怜悯。他曾勇敢地走过去，告诫她，下小雨了，该回去了。后来她常常当着那位白胖胖的神父的面，笑着跟他回忆道，你当时那口气真像个贴心的“小丈夫”他红起脸这样辩解：当时真的落雨了嘛。
至于照片的事，说起来更无聊。她一开始应诺和“谭老先生”来往，真的只是因为觉得不便拒绝。看起来老先生挺热心，也挺有趣。当然她也有一点“功利小人”的动机：想到自己这么一个年轻弱女子，要在这么一个县城里坚持谋生下去，并非易事。有这么一个来自大上海的关系，兴许在某一天的某一时刻，能用来为自己解救万一也难说。后来“解困”的事尚未发生，却渐渐觉出“老先生”其实并不真有趣。后来又觉出，他的热心也有点叫人受不了。因为他总想管束她，教导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之所以还是忍受了，首先是看在“小宗三”的面子上。这时她和“小宗三”已有所来往。她很喜欢这个内心比较纤细敏感、又略有点腼腆的富家子弟。再说“老先生”对她也没什么非礼的举止。再说，他的确很会点菜。谈吐也不俗。出手又不吝啬。作为朋友，的确是交得的。但也就到此为止。她的的确确再没打算允诺他别的。不可能。至于送照片，这更是一个大的误解。在谭老先生和经易门看来，女人给人送照片，似乎就是“答应跟人睡觉”的前兆。其实大谬不然。他两少有在谭家门外接触女人的经验。而谭家门里的女人原先就生在长在跟谭家大致相似的“人文境圈”里，又经同一模式调教，自小习惯按同一模式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久久地，她们又误导谭家多数的男人，比如像谭老先生和经易门那样的，以为天下女人都如此。这些年，他们虽然也知道外头的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变化大。但的确体会不到这变化之宏巨精细和广博深刻。他们不知道，当时不只是在上海，就是在许多中小城镇，尤其江南一带，二十岁左右的女孩都时兴模仿好莱坞明星，给人送“签名照片”有点零花钱，就喜欢进照相馆。没事的时候，就在家练习签名。一种斜行的字体。有的还能把自己地道的中文名字签出英文字母的味道，真进入了“胜境”或“化境”这样的爱好她也有。照片添印几十张。赠送几十人。这次有一点不同，她特地精心安排让谭宗三送照片。用意就在想让“老先生”明白，这只是一次朋友间的问候。绝非恋人间传递信物。否则怎么可能交由你儿子经办？你怎么不仔细想想？！
谭宗三对照片几乎没产生任何异样的感觉。只是经易门拿过去一看，心却卜卜乱跳。呆想了几秒钟。确定当务之急，要维护老先生的声誉，不能让第三个人再看到这照片，再知晓这件事。他马上说，这件事你就别管了，怎么加包装、怎么送给老先生，统统交给我来办。谭宗三正不愿做这种杂务事，就随手把照片交给经易门。经易门收下照片，又特意问了一句，侬让其他人看过这照片(口伐)？谭宗三说，我神经病，拿别人的照片出去“卖样”（招摇）？经易门忙说，这就好。这就好。
隔几天，谭宗三收到发自县中的一封信。发信的不是这位女教员。发信人告诉他，她被送进医院抢救了，因为“失恋”事情是：那个“本堂神父”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决定跟她中断这段恋情。她觉得已没必要再在这县里待下去，便愤然递交了辞职书，准备离去。出行前，大概由于想不通，连着几个晚上没得好好休息，神志已恍惚；上船时，不小心一脚踩空，掉进江里。经捞出，慌慌地用土办法做一番初步处理，急送县里条件最好的正德医院。这是一家二十年前由一个叫马轩仁的德国传教士办的教会医院。它的名誉院长一职，恰恰由那位本堂神父担着。而需救治的恰恰又是这么一位病家。院方考虑到，万一救治不好，别有用心的人会说是他们故意不治，引出许多麻烦。于是，迟疑半天，居然任由她躺在急救间外的走廊里，关起门慎重商量了一小时零九分钟（这期间，他们急电请示了教区主教，又派人去县府面示，还特地找到那位本堂神父协商。）这才决定给予收治。由于耽误了时间，大脑受到不可挽回的损伤。虽说把命保住了，但神志却再恢复不到以前那样清敏。据说总要这么迟钝下去了。于是学校里的许多同仁、同学，纷纷联合起来，要求医院给予赔偿。他们想，不管最后能拿到多少赔偿金，对于她今后必然会变得十分艰难的生活，总是一点保障。一个安慰。院方居然迟迟不给答复。县府方面也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迟迟不出头主持公道。校园里于是越加沸扬，已有五六天没法上课了。但发信的人并没有说邀促谭宗三立即赶去参与其事。谭宗三却执意要去。
适谭宗三经易门赶到，局面很令人意外地（僵硬地）平静了下来。事情是这样的：县里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在一个晚上突然派人把女教员秘密接走。藏在哪里，至今查找不到。县里也不承认是他们“带”走了、并又“藏”起了女教员。两天后，几个闹事最积极的学生的家长突然来到学校，连说带逼带“绑架”把这几个学生一一搞回乡里。嗓门最响的几个教员也顿时哑巴了。人们茫然。气忿。气忿的不是医院居然会出医疗事故。问题在于出了事故，总不能把医院和有关方面的面子看得比病人的后半生更要紧。但道理归道理。人们还是只能沉默。学生和教员又回到教室里。但没人讲课。也没人听课。一片安静。大家从窗户里远远地看着那位女教员空关的宿舍。看看她被“带”走前晾在走廊里铁丝上的那件束腰短呢大衣和那双短统马靴。还有一双只有到夏天了才会使用的木拖板。似乎在等待什么。
第二天或第三天，一大早，人们突然发现，有人在这位女教员的住处，不论屋里屋外，放满了桃花。一枝一枝的，从地上铺到床上。真是忽然间一片孤霞。一层醉云。似青廓落英。满目红尘。消息传出，先是住校的学生、然后是不住校的、再后来县城里县城外的各色人等把“现场”围了个水泄不通纷纷纭纭。人们依然不说话，只是去四乡摘来桃花往女教员房前房后摆放。不多时，附近三乡五邻的桃园居然全被攀折一空。而且还有向周边外乡扩大的趋势。让人特别恼火的是，有人居然把那件束腰短呢大衣和短统马靴连同一大把桃花放到了教堂的神龛面前。还有些不怀好意的，趁机砸开女教员的门锁，取了女教员的内衣，裹上桃花，捆绑在一些店家的招牌上起哄。招惹得一些地痞二流子纷纷出动。一些有身分的学生家长也开始向县教育局县党部及学校方面郑重提出交涉。县政府急了。一方面派军警包围了现场，收集起所有的桃花木拖板，连同短呢大衣短统马靴和那些条中长花布衬裤，都被堆放在学校储藏室门外小操场上，浇上制皂作坊用剩的下脚油，点火，焚烧，让风猎猎吹响。同时他们又认定这件事是县中学生起的头。并和那位女教员有关。他们要校董们立即查个水落石出。控制住局面。两头受气的校董们便去提问那个女教员。被“禁闭”在某位校董私家花园里的女教员正被严重的失眠和头痛症折磨得衰弱不堪。她拼命解释，后来的事根本与她无关，也不可能有关。但校董们还是咬定了要她提供有关线索。真让头痛欲裂的她，欲哭无泪。到第四天大早，萎靡不振的她果然交出了一份名单，还怯怯地声明，如果觉得不满意，还可以拟出第二份或第三份。只希望能立刻替她到药房里买几片阿司匹林止住头痛。于是，当天下午，列入第一份名单的学生全部被张榜开除。更多的人惶惶。震惊。特别是那些平日里唱歌不及格、又年年拖欠学杂费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更是惶惶不安。
谭宗三这时坐不住了。第一束桃花是他送的。整个事情是他挑起的，是他把短呢大衣和短统马靴加上一束桃花送到神龛前的。他觉得他有责任站出来说明真相，承担责任，以免更多的学生遭无故开除。这时他并不知道那位女教员已基本丧失了自制力。他还想去责问她，为什么要把事情都推诿到那些无辜的学生身上。但经易门不让他去。经易门说，侬替侬阿爸想过没有。谭宗三说，想啥想？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跟阿爸哈关系？经易门说，侬阿爸在县里刚投资搞了两个新式碾米厂。眼红他的人不少。包括县里一些头头脑脑的人都想“捉他一记扳头”（找一个岔子），从碾米厂里榨出点好处。侬这样做，不是正好趁了他们的心，送一记扳头让他们捉，让他们敲侬阿爸竹杠吗？谭宗三说，我已经讲过了，我跟我阿爸，桥归桥路归路，根本不搭界。从我身上根本捉不着我阿爸的扳头。经易门吃惊地站起，连声问，哪能捉不着？哪能会捉不着？宗三啊宗三，不是我要讲侬，侬真该醒醒了。
好，我醒醒。谭宗三冷笑着，继续向门口走去。经易门大叫一声三叔、我的三叔扑通一声再一次跪倒在谭宗三面前。侬不能为了这样一个女人就毁了侬自己毁了这个谭家。三代人啊。侬还只有十五岁。侬的日子还早了呀。侬这样做，叫我怎么去向老先生交代？他膝行着趋前，一把拉住谭宗三，连连喊道，侬讲这女人有啥好？有啥好？有啥好？连神父都不肯要她呀。她哪一点值得侬拿自己的一辈子来跟她做交换？三叔啊三叔侬听我一句喊到这里，他突然又向前一扑，对着高高的硬本做的〔］槛，通通通地连连磕起响头来。七八下之后，开始流血。又磕七八下，血开始糊住他眼睑和颧面，同时也染红那平滑的门槛。大娘娘家的人都吓坏了，都拥过去劝他。他只是不听，只是叫道，三叔二叔谭家有今朝不容易啊。侬听我一句侬听我一句侬一定要听我一句
谭宗。最后没能跨出那门槛去。
他没勇气跨过那血
那嘶喊
那与他同一年来到这世上的一片浓稠的“阴影”
还有自己的软弱。
当天下午，他便坐船回上海了。一路上，他脸冲着里厢，一直木木地躺着。经易门用灰布条裹住额头上的伤口，一直恳切地守坐在他身旁。还特地叫船上的茶房为谭宗三沏来一壶冰片茉莉。他就端着那壶冰片茉莉，守候在谭宗三床位前，等着谭宗三消气，等着跟他作充分的善后交谈。但整整七个半小时的航程里，谭宗三始终没转过脸来，没跟他说一句话。后来的日子里，他们之间便少有知心贴己的话可说。发展到最后，打照面时，只要能绕道走的，谭宗三一定绕道走；不能绕道的，就只当没看见，一低头，照直地走过，也不肯轻易招呼经易门。
63
软弱。世界上最可恨、最难救治的痼疾，便是这“我们自己的软弱”
从那次离开以后，谭宗三再没去过乡下。虽然他后来得知，那些因他而无故被开除的学生，在一些人有力的斡旋下，在这一年秋天，又逐一地被招进邻县的初师（初等师范）就读。那位女教员休养数月后，智能也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基本上能自理生活，由县教育公所提供了一个文印收发的职位，做了一段日子，凑齐一份盘缠，便回四川的外婆家继续将养。那位原本就是震旦医科毕业、后来才改学神学的神父，索性辞去神职，去了六十里外一个叫乐丰的大镇，做了那里一家教会医院的院长，并很快娶了镇上一户酱园坊的“老姑娘”那“老姑娘”果然“厚积又厚发”到年底便为他生了一对白白胖胖的双胞胎。他就此在永丰镇长待下去了。面对这一切皆大欢喜的变化，谭宗三虽然也渐渐淡忘了那县中操场边细雨檬漾的桃树和那件灰旧的束腰短呢大衣，但他依然不安。最使他不安的是，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十七岁？十八岁？）自己不管做什么，在做以前总要掂量掂量，这样做，经易门会不会高兴会不会同意。他觉得太奇怪了。太不可思议了。经易门算个啥？他不同意又怎么样？他不高兴又能怎么样？！我还要受他管。看他的脸色行事？笑话！真是笑话！他毅然决然地向房门口走去。也真的走出了房门。但未等走到楼梯口，他的步幅便会减小，步频便会减慢，他心里一定会再次翻腾起来。然后停下脚步。犹豫。如果楼下传来走路声，他一定会觉得是经易门来了。而且越听越像越像越听。人就定在那儿了。脸色马上涨得通红。心跳也骤然加快。脑子里会翻出一连串的顾虑：我这样做，阿爸会高兴(口伐)？大娘舅小娘舅会高兴(口伐)？雪俦会高兴(口伐)？经老先生呢，他会高兴(口伐)？家里的事情已经够乱的了，我为什么还要惹他们不高兴呢？为什么还要得罪这些人呢？再说阿娘这几天身体也不好，为三姐的婚事，又在跟别人呕气，脚背肿得跟高桩馒头一样，连吃了十四五帖中药，也不见起色等等等等。可能发生的和根本不可能发生的，统统搅在一道。一定要这样折腾过十几分钟，才会慢慢平息。等到平息，人便萎顿，心境便沮丧，已经打不起一点精神再去做任何事情了。已经什么也不想做了。
到后来，即使跟一般账房先生（到学校就是跟老师同学）说话，自己居然也控制不住地总要先打量一下对方的脸色。总想知道，自己说的这句话，会不会惹得对方不高兴或不愿意。总要千方百计搞清，对方到底在哪一点上不高兴，不满意？
哪一点？
哪两点？
哪三点
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