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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刚吃过早饭，我正一边在长满杂草的院子里散步，一边想着怎么给上海局方面起草那份关于谭宗三一案的最后处理意见，从敞开着的窗子里，传来急促的电话铃声。电话是上海局方面打来的，说有关领导对谭案的久拖不决，已经感到很不安了。为此他们派出了一个检查组来检查“谭案”的复查情况。让我做好充分准备，接受检查，认真汇报。而且特别强调，这个检查组是代表上海局的。让我一定要服从他们的领导，配合好他们工作，执行他们就谭案所作的一切决定。最后还反复告诫我，一定不要跟检查组“顶牛”
放下电话，好长一段时间，我心里都感到不舒服。这个电话表明上边对我前一阶段的工作不满意。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不满意。他们曾一再指出，形势发展迅猛，战局急速扩大深入，被我俘获逮捕在押急待处理的“伪县职以上的行政官员”越来越多，而且肯定还会更多。稳准狠地处理好这一类案件，已成了稳定新区局面，进一步团结新区广大人民群众，彻底粉碎旧的统治机器，发展人民战争胜利成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希望我尽快从中摸索出一整套正确处理“县职以上伪行政官员”的经验，办法，为上边制订相关政策方针，提供翔实的依据。而各地区也急需这方面的工作“样板”并多次提醒我，千万不要死抠住“谭宗三究竟为什么一定要放弃上海如此优越的条件，到通海地区去另辟蹊径”这一类细微末节不放。因为谭宗三究竟出于什么动机来通海（盛桥），对最后的判决（定性量刑），不起决定性的作用。最后起作用的，还是要看他到底犯了罪没有、犯了多少多大什么样的罪。
从理智的层面上说，我承认，上海局有关领导的这个指示是正确的。我一度也是想这么做的。但是，随着与谭宗三接触的渐多、渐至深入，我越来越没法抑制自己的这种愿望：想全面地搞清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越发觉得这个人跟我们以前接触过的那些“伪县长”的确有某种程度的不相似处。的确不能等同类比，而以此及彼。他在盛桥的初期和中期只是办厂办店。参与某些社会活动，也只是办学搞商会。后期担任盛桥商会会长一职，兼任了县参议院参议。频频来往于通海县城和盛桥镇之间，主办了好几次颇有政治色彩的活动，显得相当的活跃。自从踏出大学校门以后，很少再出头露面在众人面前夸夸其谈大发议论的他，居然又经常地在这样的大型集会上，发表一两个小时的“演讲”从市镇建设谈到反共勘乱。在此期间，他甚至捐了一大笔钱给八监”和“女子模范三监”让他们从国外订购最先进的警报系统，以防范和镇压在押犯的“暴乱”这时，应该说，他走到了他人生的最“高峰期”突然的确是突然，他又萧瑟了。沉闷了。灰暗了。称病了。卸职了。不出门了。脱下了笔挺的黑哔叽中山装。换掉锃亮的黑牛皮皮鞋。三月不食肉。半年不见客。我访问过当时给他看过病的医生。调阅过他的病历。一切证据都证明，他当时并没有病。他只是不想干了。但他的不干，又绝非出于政治的原因，因为不久，他就接受了“县长”的任命，去了通海。据说（后来我也查实）就在他将去通海而尚未去通海的那一段时间里，黄克莹频频从上海来劝阻他。最多时，一周之内居然来三四次。据提供旁证的老倪说，她到盛桥来，真是比上海人跑南京路还勤快。老倪还证实，到最后两次，谭宗三便闭门不见。他们之间因此也彻底“闹翻”“唉，其实现在看来，黄小姐这个人还是蛮好的。一直劝三先生不要去当这个伪县长。被三先生关在门外，还不肯走。敲门啊敲门。不断地问，侬到底为啥。到底为啥。我伲在盛桥做得老好的，侬为啥又扔下那里的一切要去做这个短命的啥‘县长’。侬自己也不忖忖，侬是这个做‘县长’的人？到底发生了啥事体，侬跟我讲呀。侬不要闷在心里作践自家。侬不相信别人，还不相信我？我晓得侬一定又碰到啥为难事了。侬这副样子还要去当啥县长，叫人哪能（怎么）放心？宗三。宗三。侬听见(口伐)？”黄克莹真是为他呕心沥血。
黄克莹在门外几乎叫喊了有一个多小时，最后把手都敲红了，嗓子都叫哑了，又叫了一声：“谭宗三，侬真是叫我失望！”
据老倪说，黄克莹刚走，谭宗三就把他叫进房。他看见谭宗三躺在藤榻上，泪流满面，手边放了一封刚写好的长信。问老倪：“黄小姐走了？”老倪唯唯道：“走了。”“东西都带走了？”（他说的“东西”是指黄克莹在盛桥生活期间置备的日常生活用品。）“统统带走了。”老倪答道，并递上一把热毛巾，待谭宗三擦过，便轻声问：“阿要我去把黄小姐追回来？”谭宗三听后，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说了句：“不要再让她失望了”老倪这时赶紧说了句：“啥失望。我看黄小姐这个人就是不懂事。三先生去做县长，有啥不好？要她在这里罗里啰嗦”他本想顺便讨好一下谭宗三，说完后，还得意兮兮地斜过眼去看谭宗三的反应，却见谭宗三正狠狠地瞪着他，吓得他拿起湿毛巾就往外走。刚走到门口，又被谭宗三叫住，让他赶紧去码头，把这封信送给黄克莹：“一定要寻到她。把信交到她手里。”他反复关照。但等老倪小心翼翼地把信藏进内衣口袋里，出门叫了辆“二等车”急急赶到码头，还没在熙熙攘攘的旅客群中找到黄克莹，他却又派人截住了老倪，把信要了回去。
“你不知道他信里写的是什么？”我问。
“那我哪能（怎么）会晓得呢？当时就是三先生允许我看，我也看不懂。我嘿嘿不瞒侬首长我不识字嘿嘿”老倪哈着腰，一边说，一边凑过来拿起热水瓶，替我把茶杯里的水续满了。
谭宗三在通海县政府里，只是个“傀儡”实际政务由两位年龄要比他大得多、在通海已呆了许多年的副县长操作着。而他在通海两年不到，留下的人缘还不错。过年过节常叫县政府的厨师傅做上一桌菜，把大院里做杂活的那些下人，叫来吃上一顿。这样的事，在提倡和争取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几十年后的今天，似乎已并非罕见，但要是想到这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当时，应该觉得是不太容易做得到的，是要引起哗然的。他还会亲自去拜访属下的科长科员，尤其关注县城街道的清洁。常常大清老早的就站在县城那个唯一的十字街心，亲自督察晨起的洒扫事宜。下午四五点，他会带着一两个秘书人员，逐条街巷地检查垃圾的堆放和清倒情况。凡是随意堆放和不按他的规定清倒垃圾的，他的处罚也很简单：打扫公共厕所三天。通海县县城在他治理下，虽然别的方面一无建树，但的的确确变得十分干净。他被拘留后，也是这样。自己的拘留室，总是收拾得十分整洁。衣物用品，陈放得井井有条。被带进拘押室后的第一天，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就提出，一是要几根钉子，钉在墙上，以便挂他的大衣和外衣。第二，是多给两瓶热水。他每天要擦洗。一天不洗就不得过。一开始，这两个要求都给驳回了。钉子和滚烫的热水都是危险品，是绝对不能给的。他居然激动起来：“没有钉子，你叫我怎么挂衣服？衣服总是要挂起来的嘛！不给热水，给点温水行不行？请你们上峰来，我要问问他，我这点请求是不是算最起码的？！”后来经过特批，同意每天给他两瓶温水，但关于钉子的请求，还是坚决驳回了。
从这个人住拘留室居然还提出要钉子挂大衣、要热水天天擦洗，可以看出他的“幼稚”“天真”事到这一步，他似乎还不太明白自己处境的严峻（或险恶）。但除了这“钉子”和“热水”他在别的事情上却又从来不计较，没听他提出过任何异议和请求。他总是穿得十分整洁，很温和地笑着，很平静地在特地“圈”给他的那个小院里默默地走动。一圈。一圈。又一圈。砖缝里冒出来的每一点杂草，随时发现便随时都拨净。说话仍是那么的缓慢和轻柔。有一次他这样对我说（他能说一口相当标准的普通话），您知道吗，我有几个最要好的大学同学，踏出校门这些年，居然都失去了一条臂膊。有一次，他们对我说，你不要笑，总有一天，你也会失去一条臂膊的，跟我们一样变成一个独臂人。当时我真笑他们怪，笑他们痴，笑他们幼稚可笑。现在看来，怪的痴的，幼稚可笑的，大概还应算是我了说着，他用右手拍了拍自己的左胳膊，好像即将就要失去的便是这条左胳膊似的。
但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一回他可能失去的，将远远不止是一条胳膊。
140
关于如何处置谭宗三的最后争论发生在检查组到达通海县城的当天下午四点五十分左右。助手进门来告诉我，他们到了，请我马上过去汇报。我拿起头天晚上就准备好的汇报提纲及盛放有关材料的一个厚厚卷宗，向外走去的时候，特意地看了一下表。这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但我有这样的预感，即将发生的争论，不仅将最后决定谭宗三的命运，也将决定我自己的命运。参加任何会议，在踏进会场前，我都没有临时看一下时间的习惯。但那一天我的确留心地看了一下。我好像特别在乎这个时间似的。
四点五十分。走进小会议室那个红漆大门时，我又止不住地看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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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组一共十二个人。四个是正式成员。其余八个中，除一个负责检查组的日常生活交通联络后勤供应外，那七个，是警卫。配的一式的汤姆式冲锋枪。最近连续接到加强内卫警戒的紧急通知。滨海地区已发生多起国军残部和流窜的海盗土匪袭击残杀我政府工作人员的恶性事件。通海县县城里也从昨天起实行宵禁。并加强了武装巡逻。
小会议室原先是这大宅里的西餐厅。保留了那张硕大的椭圆形橡木大餐桌，而把那两个做工尤其精致的玻璃酒柜抬走了。现在一边墙头贴着中国革命领袖的像片，另一边墙头贴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像片。既然是汇报会，按惯例，与会的同志应围着大会议桌坐一圈。但今天的气氛却有点特别。检查组和地区军管会的那几个主要负责同志都靠里坐在一边去了，而把靠外的那一边，留给我一个人坐。这情景似乎有点像是要“审讯”我，又有点像十几年后发生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排座位。革命的领导同志在主席台上自动坐左边，而被认为或自认为是“保守的”“反动的”则一律坐右边。
也许是无意识的。
但我还是跟他们开了个玩笑，放下手中的汇报提纲和那一厚本卷宗后，笑着问道：“怎么，看这架势，今天好像开的是审判会？审谁呢？”
有几位同志不无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但很有几位同志却依然声色不动地坐着。
倒是那位检查组组长扫了自己身边的那几位一眼，泰然地笑了笑道：“是啊，都挤一边干吗？我这边又不发糖。散开散开。”
于是有人拿起自己的茶杯和记事本钢笔，坐到了我这边来。于是气氛顿时松缓活泛了许多。点烟的点烟。沏茶的沏茶。有了动静。但低哑的笑声里却依然渗透着弥漫着笼罩着某种不自然。
当天的汇报会，就在这样怪异的气氛中，一直开到晚上十点四十分。整整开了六个小时左右。
大食堂把已经热了好几次的晚饭送到小会议室里，已是十一点差十分。
我说我胃不舒服，不想吃，想早点休息，便拿起笔记本和那个厚厚的卷宗，头都不回地走了。小会议室里的气氛刚刚由于“包子”和“麦牺粥”变得祥和活跃起来，我这一走，又突然寂静了尴尬了，继而又忿忿了。我知道我不应该走的。我知道无论怎么样，我都应该留下来陪他们一起吃完这顿饭再走。我知道我这样“感情用事”丝毫无补于问题的解决，而只会加重其严重程度。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走。在这六个小时中，除了一开始的那三十分钟因为要听我汇报，必须让我来讲以外，后来的五个多小时几乎再没容我讲一句话。我几次用眼神暗示那位主持会议的“副专员”希望能容我对某些关键性问题，作一些必要的解释。但这位老练而又年轻的“副专员”却只当没看见。
我离开上海前，政法委和上海局的首长都召见了我，就如何处理“谭案”给了一个总方针，那就是既要从快，又要慎重。强调了要在慎重的基础上从快。要通过处理谭案，不仅要给新解放区各阶层人民一个震动、一个振奋和一个教育，还要切实有利于团结新区的最大多数，孤立和打击最少数。有利于巩固稳定和发展那里的新局面。我觉得我在通海期间是努力贯彻这个方针的。是衷心拥护这个方针的。我作为受命来全权处理此案的人，在没有被褫夺这个处理权以前，应该有权决定我自己的工作方法（比如多次找当事人或相关人员单独谈话），有权决定相应的工作进度和工作侧重点。即便工作过程中出现了几分偏差和迟缓，绝非有意对抗，更非阴谋破坏。况且，谭宗三的问题，的确有它的特殊性。他任伪县长时间不长。即便在职，也没被当心腹使用。对此他是不满的，痛苦的。他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有一定的认识。一九四七年盛暑，昆明发生国民党特务枪杀民主人士李闻二教授事件后，他在盛桥和通海的一些公开场合，多次慷慨陈词，提请有关方面应广开言路，深纳民意，以求政清人和。他一度甚至还筹划着要在县政府院子里立一个闻一多的塑像，受到过伪省府和南京最高方面的严厉训斥和追查。
慎重对待一个，就能团结和瓦解一片，其威力可能比动用一个师一个军的兵力还要大。这方面的经验，我们不是曾多次传达推广过吗？
为什么到我这儿就不能这么做、做了就好像犯了大罪一般？
我没直接回房间。我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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