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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他怎么来了？你也约了他？”邵长水也愣怔了一下，问道。
“没没有”曹楠慌慌地答道。
“那他怎么来了？”邵长水问。
“最好别让他瞧见你来我这儿了”曹楠慌忙擦去脸上的泪痕，又从床头的一个粉盒里取出一个粉扑，轻淡地补了补妆，拿起那个白色的小皮包，一边向门外走，一边吩咐邵长水道“一会儿，等我把他引开后，您再走。”又急急地问“您的车没停在院门口吧？”听到邵长水回答她：“车停在马路对面那个洗浴中心门前了。”忙说：“那好。那好。”这时李敏分差不多已经快走到三楼的楼梯口了。只听到她匆匆迎住李敏分，并在楼梯口跟他说了几句什么，便引着他往楼下去了。
邵长水回到省厅，又在办公室待了一会儿，再回到家，已经很晚了。妻子和孩子都睡下了。在过厅里稍歇了会儿，等妻子那边再度发出间歇性的低微鼾声，便悄悄从壁柜自己专用的那个抽屉里取出劳爷的那两件东西。
回来后，他还一直没捞到工夫仔细琢磨过这两个“宝”他把它们存放在一个香樟木雕的小首饰匣里。这雕花木匣还有一点小小的来历。它是省警校附近艺术专科学校的一个女学生送的。去年，警校和这个艺专搞“军民共建”邵长水被派去为艺专高年级的学生讲司法常识课。邵长水是个“侦破能手”但口才并不好，攒了一肚子的侦破故事，总也讲不生动。但不管他怎么讲，总有那么一个女生，老是听得那么专注，课前课后还老主动地帮着擦黑板、灌暖瓶十节司法常识课讲完后，他的“共建”任务就算告一段落。回警校后的某一天，传达室忽然打来一个电话，说是有人给邵教官送来一小包东西。邵长水问，是谁送的。传达室的教工说那人放下东西就走了，没留任何话，也没留姓名，看模样是个女学生，但肯定不是咱警校的学员。邵长水打开那小包看，里边包着的就是这个雕花小木匣。匣子里也没任何留言之类的东西。但直觉告诉他，它肯定是那个“特别专注”的女孩送的。为什么一定是她，他自己也说不清。他当然不会以此为借口再去找那个女孩。但他却出于一种异样的情感，一直挺珍视这件小东西，后来就把它收藏了起来。
小木匣上的浮雕其实并不精致。特别精致的东西会特别昂贵。那样的东西估计她也送不起。打开匣盖前，他习惯性地戴了副侦查员勘查现场时常用的手套，并且调整了室内的灯光，拿出自己那部心爱的佳能相机，准备把这两件东西都拍了，留个底。他想到，自己还是得尽快地把这两件东西交给组织上。他不可能、也不应该长久地把它们扣留在自己手中。做好这一切准备后，他轻轻地掀开匣盖，一桩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木匣子里竟然空无一物。那两件东西全不见了。霎时间，他的脑袋嗡地一下炸响起来，后脊梁上立刻渗出一片冷汗。这怎么可能呢？东西是他亲手放进去的。家里的人，无论是妻子，还是孩子，从来也不会动他的东西。这是多年来立下的规矩，养成的习惯。它们怎么会“不翼而飞”了呢？他呆站了一会儿，惊醒过来，忙不迭地去抽屉里翻找，甚至盲目地在整个壁柜里翻找。都找不见。再一次呆住。再去叫醒妻子，为了不至于吓住她，尽量和缓了口气，问她动过他抽屉里的东西没有？
她问，啥东西？
他说，放在一个小木匣里的东西。
她问，是放在那个女式首饰匣子里的东西？
他脸微微一红，说，啥女式不女式的，我抽屉里就那么一个小木匣。
她说，如果你说的就是放在那个女式首饰匣里的东西，那的确是有人拿走了。
他立即站起，急问，有人？谁？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就随随便便让人拿走我东西？
她说，你领导来拿，我能不给？再说，当时怎么找你都找不见。打你手机，你又把手机关了。我怎么跟你说啊？
他不想跟她再胡扯八扯的了，忙问，领导来拿的？哪位领导？
她说，还能有哪位领导？要是别的领导，我也不会给啊。可你们刑侦总队的赵总队长和你们厅办公室原先的那个李主任，他们两个，我能不给？
他一愣，是他俩？
今天下午，总队长和李敏分突然上家来找邵长水。很着急的样子。说是有两件很关键的东西，要立刻从邵长水这儿取走；并且还说，要取的这两件东西跟某一起大案有关。既然跟案子有关，那就更耽误不起。妻子跟邵长水生活了这么些年，耳濡目染，也知道，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跟破案有关，它们对于这些刑警来说，肯定就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于是在问清了是两件“小东西”以后，慧芬（邵长水的妻子姓孟，名慧芬）立马想到了那个小木匣。她早就从长水的抽屉里注意到了那个“女式”的“首饰匣”；只是出于高度的信任和必要的尊重，没开口追问它的来历罢了。后来也果然从木匣里找到了那两件东西。
他们怎么知道他手里还有这两件东西？而且还知道得那么具体：是两件“小东西”？完全不可思议嘛。事发现场只有他和劳爷两人。天知地知，他知我知。如果不是劳爷的“鬼魂”去告发，赵总队和李敏分怎么会知道他手里还留着劳爷的这两件“小东西”？
真出“鬼”了？
不可能嘛。
现在，领导们会怎么看待他的这种“欺瞒行为”？
在公安队伍中，下级对上级有意隐瞒重大案件的关键情节或证物，这就不仅仅是个“过错”问题，情节和后果严重者，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他越想越胆颤儿。一时间，邵长水脑子里跟开了锅的稠粥似的，烫烫地，灼灼地，一片空白，一片昏暗，又一片粘稠，一片翻腾
正在这时候，家里的电话铃响了。电话是李敏分打来的。李敏分让他立马到他家里去一趟。
“立马？”邵长水忐忑地问道，同时又情不自禁地向依然漆黑一片的窗外瞟了一眼。
“立马。就这会儿。”李敏分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不出所料，在李敏分家等候着他的，还有赵总队。同样不出所料，讯问是严厉的。由于深夜还没休息，身体原本就不好的李敏分，脸色在灯光下显得格外的苍白。而黑脸膛的赵总队则神情森然肃穆。劳爷的那两件东西就在台灯旁放着。
“咋回子事？”赵总队问。
“没咋回子事。”邵长水答道。
“没咋回子事，你为什么不把它们立即交出来？！”赵总队又问。
“你们要相信我，就听我解释。要不信，我就啥也不说了，你们直接给处分就行了。东西我的确没在第一时间里交给领导。但绝不是故意的。确实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你早上不交，还可能是疏忽，或大意。可下午呢？晚上呢？这会儿都几点了？下午你还外出了一趟。这你怎么解释？！”李敏分反驳道。
“邵长水，据我们了解，你过去不是那种藏奸耍滑的人嘛。”赵总队说道。
“我现在也不是。”
“哈哈，你瞧他把自己说得。”
“这档子事，我的确做错了。但我确实不是故意在跟你们藏奸耍滑。”
“说实话吧。”
“我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刚才我说了，你们要相信我，就听我解释。要不，就直接给处分得了。”
“嗨，还挺横！处分？你以为你能逃过处分？你以为你解释清楚了，就能不处分你？告诉你，话说得清楚说不清楚，处分都是要给的。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如果发现你还在耍什么小动作的话，处分？那就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处分的问题喽。”李敏分的一番话，顿时把现场气氛整得非常紧张。他这是在拿搞“对敌专案”的劲头，在跟邵长水谈话。
邵长水低下了头去，不再作声。一路上他已经想好了。这事要放在平时，肯定不至于这么严重。但偏偏牵涉到一个“代省长问题”又发生了劳爷的“非正常死亡问题”这一关可能就会不怎么好过了。真是一不留神撞到枪口上了，也是倒霉蛋催的，让自己赶上了这一茬。但不管咋的，都必须过。最终哪怕要付出很高的代价，那也得付。现在最重要的是重新取得领导的信任。有信任才会有谅解。有谅解，才会有“特殊政策”要取得这种重新信任，惟一的办法就是“真诚”彻底向领导敞开心扉，亮出“底牌”反正已经这样了，爱咋咋的。不管怎么样，自己的确没有要跟领导唱对台戏的想法。于是他把自己从到陶里根前后，一直到今天为止的内心感受和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思想波澜，实实在在地说了一遍。
真是人说的：大机关没小事，半点儿都疏忽不得啊。
“这么说来，你是对我们这些人有怀疑，才不舍得交出这两件东西的？”听完了邵长水的陈述，赵总队哑然一笑道。
“我怀疑谁，也不能怀疑您”邵长水的脸微微一红，赶紧解释。
“言下之意，就可以怀疑我了？”李敏分冷冷一笑道。
“李主任，您这么跟我咬文嚼字，我就没活的了。”
“你留这两件东西到底想整个啥？”李敏分依然不依不饶地追问。
“我哪想要整个啥？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把它们给疏忽了”邵长水赶紧撇清。
“稀里糊涂？你是稀里糊涂的人吗？你不想整个啥，干吗要私自‘秘’下这两件东西？”李敏分死咬住不放，青白起脸一个劲儿地追问。
“如果李主任一定要这么认为，那我也就没得可说的了。反正是我错了，你们瞧着办吧。”说完，邵长水低下头去再不作声了。他觉得该说明的已经说明了，自己就不能再跟领导“顶牛”了。
“要不是我们亲自去陶里根走了那么一回，还真不知道有这两件玩意儿落到你手里了。”赵总队叹着气慢慢地说道。原来，事发后，赵总队等人随省厅主管刑侦的焦副厅长一起到陶里根去处理劳东林的后事，同时又大概齐地把事情发生过程了解了一下。陶里根人民医院急诊室的一个护士反映，事发当时，她从门外路过，无意中从虚开着的门缝中看到，浑身是血的劳爷挣扎着从一个黑色的手包里掏出一点什么东西给了一个“三十来岁、中等个儿、身穿黑色皮夹克、留个寸头”的男子。
“这个‘三十来岁、中等个儿、身穿黑色皮夹克、留个寸头的男子’，你说是谁？”赵总队问道。
“是我”邵长水歉疚地点了点头说道，然后小心翼翼地问“焦副厅长亲自查下来，得出什么结论了吗？是谋杀？还是个纯粹的交通事故？”
“结论？哪那么容易”赵总队答道。看得出，他有些闪烁其词，不想正面回答邵长水的问题。邵长水也很知趣，就没再追问下去，默默地又等待了一会儿，见两位领导也保持着沉默，好像不是要继续再在这件事上追究和批评他了，便站了起来，诚恳地说道：“我回去好好写个检查。看还要不要在刑侦总队的全总队大会上做一次公开检讨”
“这个，你等通知吧。”李敏分说道“这件事我们还得向厅领导汇报哩。眼看就要开两会了（省人民代表大会和省政协会议），厅领导就怕出这样那样的事，一再关照大伙，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在重大问题上千万别出什么纰漏。你也是个老公安了，应该懂得这些。”李敏分得理不饶人地叨叨着。
“那，下一步我”
“你先别考虑你自己的工作问题。刚才李主任已经说了，下一步的事，你等通知。”赵总队很干脆地说道。
邵长水的心整个儿地一凉。一震。事情怎么一下就闹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连工作都不给安排了？不至于呀。他怔怔地看了看眼前这两位领导，似乎要从他们的神情中探查出一些如此严厉的真正原因来。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过一两分钟，李敏分又问了句：“你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说的？”他怔怔地答道：“没了”李敏分又追了句：“真没了？”他仍怔怔地答了句：“没了”他俩就让他回去了。
回到家，慧芬居然还没睡，还在大房间里不安地等着他。
“没事吧？”她忐忑地问道，一边赶紧给他拿来拖鞋。换了鞋，他一声不吭地往床上一倒。慧芬便在床沿边上呆呆地坐下，既不敢探问领导把他叫去后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也不便随意说些软话来安慰，只得忧心忡忡地看着两眼发直、一个劲儿地只知呆望天花板的他。
“你睡吧。明天上班还要起早。”过了一会儿，邵长水说了这么句话。
“那你也睡吧把外衣脱了”慧芬赶紧起身，想为邵长水打开被子。但邵长水却没动弹。过了一会儿，他突然从床上坐起，直奔壁柜而去。不知他要在壁柜里搜寻什么，总之，上下左右所有犄角旮旯里全搜索了一个遍，好像还是没找到，便转过身来，瞪大了眼睛，急急地问慧芬：“你到底让赵总队和李主任从家里拿走了几件东西？”
“两两件”慧芬结巴地答道。
“到底拿走了几件？”他提高了声音再问。
“两件。就是你放在那个女式首饰匣里的那两件东西。”慧芬答道。
“那，我夹在这个小镜框后头的那件东西呢？”他举起一个小镜框，大声问道。小镜框里存放的是他们家一对宝贝儿女的照片。当时女儿十一岁，儿子一岁。他还给照片题了个名，就叫“十一和一”这是长水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慧芬不说话了。
“你把我夹在这镜框背后的那片东西，也交给那两位领导了？”邵长水真有点急了。
“没有”慧芬艰难地答道。
“没有？那东西呢？”邵长水忙问。
“东西”
“东西你给我放哪儿了？”
“东西我烧了。”
“烧了？天呐。你烧了？你！”邵长水一下冲过来，好像要一把揪住慧芬的头发，痛揍她一顿似的。但冲到慧芬跟前，他却绝望地站住了，悲怆地看着惊惶失措的妻子，极度无奈地摇着头，一副欲哭无泪的模样，嘴里却只是喃喃地数落着：“慧芬啊慧芬，你知道你烧掉的是啥吗？你知道你烧掉的是啥吗？你干吗不跟我商量一下？慧芬啊慧芬你知道你烧掉的是什么吗？”
那天，在陶里根，带着劳爷写下的那两个血字回到宾馆房间，邵长水愣愣地呆坐了好大一会儿。他完全想不到事情会发生这样的突变，完全想不到事情整个儿地会有如此尖锐和激烈的变局。一个“奉命”秘密地来调查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问题的老公安突然死了，他说自己是被谋杀的。从小唱着“一条大河波浪宽”和“花篮里花儿香”长大的他，心灵受到的震撼可以说无法形容。同时，内心也一直在翻腾，考虑回省城后，怎么向组织汇报，要不要如实报告劳爷本人对这起事件性质的判断。从良心上、从职业道德和规范上来说，他应该如实汇报，也必须如实汇报；从感情上，从职业本能和直觉上，他确信劳爷不会在临死前还“做秀”、“造假”也许有人会做秀造假，但劳爷不会。是的，现在谁也说不清劳爷这个血淋淋的判断背后到底还传递了哪些重要信息，更说不清他老人家做出这样的判断依据又何在。但有一点是应该能肯定的：他在自己生命最后时刻留下的这两个字，一定包含着他这几个月来秘密调查所得的全部认知和切身体验。这两个血字也可以说是一个老刑警用他一生的良知和生命勇气写成的，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告白。虽然说得简单而残酷，但其内涵，和半个多世纪前牺牲在法西斯绞刑架上的那个捷克民族英雄优利乌斯伏契克最后喊出的那一声：“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啊！”是同样的深长和沉重。邵长水觉得自己如果不能如实汇报就完全愧对这位老前辈和自己头顶着的那颗国徽。但经验告诉他，如实汇报，一定会引起各方面的震动。就像祝磊是不是自杀的一样，劳爷是不是被谋杀的，必将引发极大的争议。引发这些分歧和争论的原因，有技术层面上的，但更多、更重要的恐怕还会是政治上的。如果将来案子能查清确是谋杀，那啥事都没了，万一查不清呢（这是很可能的事。要知道，迄今为止，命案的破案率在有些省，只能达到百分之三四十），那肯定会惹下大麻烦。有人就会对当初主张这事是谋杀的人进行打击报复。而最早明确说出劳爷是死于谋杀的人，就是他邵长水。
他倒不怕凶手和隐藏在这些凶手背后的策划者和指使者们恨他。警察不让这些混蛋们恨，还能叫警察？他只是担心由此会失去领导和组织的信任。作为一个老公安干警，他深知，一旦失去组织和领导的信任，那就等于政治上“毁灭”因此，到时候，他必须拿得出过硬的证据来证明，这“谋杀”一说，不是他邵长水“居心叵测”和“哗众取宠”的发明，确系出自劳爷自己的判断。应该说，这一点，连劳爷都考虑到了，否则他不会拼尽最后一点力气也要在他的手掌心上留下这样两个血字。留这两个血字，就是为了让邵长水拿去作证的。回到宾馆，邵长水对着这两个字，琢磨了好一阵子，因为血字在手掌心上无论如何也是持久不了的。怎么才能把这两个字留存下来呢？照相？录像？倒是可以留下这字迹的影像，但都不足以证明这两个字确确实实是老爷子自己写的，没法证明这两个字确实是劳爷用自己的血写成的。琢磨到最后，邵长水才想到用一种透明胶片把这两个字从自己的手上“粘拓”下来。这样，不仅留下了字迹，还留下了包含着劳爷dna成分的血痕，同时也留下了他自己掌心的掌纹这样，在需要它发挥作用的时候，这张透明胶纸就能起到它应该能起到的那种关键作用
但是，慧芬却不问青红皂白，把它烧掉了
慧芬啊慧芬，慧芬啊慧芬你知道你烧掉的是啥吗？
“你你啥时间烧掉的？”
“”“你张嘴啊！”“赵总队和李主任上我们家来把那两件东西取走后”
“他们来取他们的东西，你干吗要烧我这个东西？”
“长水你可能还不知道，这些日子，外头关于劳爷的死，议论特别多，谁都明白这案子不是一般的复杂，牵扯到上层许多关系，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那种刑事案。咱们苦了这么些年，好不容易从深山沟里调进省城，好不容易让咱两个孩子也有了个省城户口。你就是不为别的着想，只为咱这两个孩子今后的前途着想，也不能在这案子里陷得太深了”
“我愿意往里陷吗？啊？你跟我一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不明白，这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身不由己的，是由不得你愿意还是不愿意的。事情已经落到你头上了”
“落到头上了，你可以别管那么多嘛。你非要较那个死劲儿，把所有的事都整得那么明白？在省城办案，跟过去在小县城办案不一样。在小县城，我们对付的，纯粹是一帮子地痞流氓恶棍。在省会这样的大城市里，事情就不会那么简单，就可能搭上许多特别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这些关系也红也黑，红里带黑，黑里又可能带一点红。在这圪瘩，你得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非得把所有的事都整明白，就可能把所有人都得罪完了。没有一点关系，你也就没有立足之地了，我们还能在省城这么个大地方待得下去吗？”
“你觉得我邵长水是全凭关系上来的？”
“我没这么说。”
“你没这么说！说你糊涂，说你啥也不懂，你还不服气！你知道这张透明胶片为什么不能烧吗？你知道这张透明胶片上留下的痕迹对我、对我们这个家、对你口口声声要保护的这两个孩子有多么重要吗？可你把它烧掉了！也不问问我就把它烧掉了。你想一想，你有多浑啊！”随后，邵长水把这张透明胶片在今后证明自己的“清白”方面的重要性，细细分析给慧芬听了。慧芬终于不再“强词夺理”了。她开始害怕起来。她惶惶，不知所以。完全说不出任何话来了。但“沉默”毕竟不能弥补她已然造成的这个过错。邵长水一时间真不知道该怎么狠狠地“训斥”她“数落”她，才能解了自己的心头之气。
但，训斥也罢，数落也罢，解气也罢，不解气也罢，同样都不能再使那份已经被烧掉的“证据”重新复原了。
此刻的邵长水，真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你”他咬着牙，狠狠地瞪了慧芬一眼，转身向门外走去。他不想再看到她了——起码在今天晚上，在自己心头的怒火还没有平息之前，他要一个人找个地方好好待一会儿。却没料，刚走了两步，就听到身后响起一阵翻箱倒柜的声音，紧接着又听到慧芬一声战栗的叫喊：“你别那么性急嘛”再回过头来看，只见慧芬手里捧着一个双耳釉下彩寿星献桃罐，脸带愧色，喘喘地看着他。
“啥意思呢？”他愣愣地问。那罐子是他们家平日存放零碎杂物的。还是结婚那会儿，她从她们家抱过来的。
慧芬见长水站住了，便慌慌地抱起罐子，向桌面上倒去。稀里哗啦，从这个大肚子的老式仿古罐子里倒出一堆东西。然后又“啪”地一声，掉出一本旧版本的“刑事侦查学”教材。一见这本“刑事侦查学”教材，邵长水心里格登了一下。因为从陶里根回来后，他就是把那张透明胶片夹在这样一本教材里的，然后才又转移到那个小镜框后头去的。不等他发问，慧芬哆嗦着双手，已经把教材翻了开来。邵长水看到，那片拓有“谋杀”两个血字的透明胶片，安然无恙地躺在那略略有一点发黄了的书页中间。他心里一激动，冲过去，一把把慧芬抱住，紧紧地搂进怀里，好大一会儿，什么也说不上来，只是不住地念叨着：“你啊你，你跟我在整啥名堂呢？你跟我在整啥名堂呢？你没烧啊？那你跟我演的哪出戏呢？”
慧芬却只是不作声，好半天也没能止住身上那阵战栗，然后便伏在长水怀里，心酸地低声哭泣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