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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九四四年，昆明。
元旦刚过，美军野战司令官兼y军参谋长多恩准将就在他的密室里领受了一项来自华盛顿的秘密指令。
指令内容非常简明扼要：必须干净、利落、不留痕迹地除掉蒋介石。为行文方便，我们姑且把这项指令称作“蓝鲸行动”
弗兰克多恩将军是一位完全职业化的美国军人，对上司忠心耿耿，不持异议，因此他一点也不为指令内容感到吃惊。相反，越是冒险行动，越是艰巨任务越能激发军人的才华和创造精神，因而也越能给军人带来荣誉和地位。从本质上说，军人是这样一种事业：它的成功在于野心和冒险，而不管冒险的后果。
多恩将军为此感到光荣。
总指挥史迪威将军亲自往昆明密授指令。他没有解释指令的细节，只是再三告诫这位心腹助手：“蓝鲸行动”事关重大，必须万无一失。他还隐约提到：美国总统希望看到中国“出现一位真正具有民主精神和合作态度的新的政治领袖”
暗杀蒋介石，搬掉中美合作的绊脚石，将中国抗战纳入盟军对日作战乃至全球战略的新轨道，这就是“蓝鲸行动”产生和出台的政治大背景。
该指令被严格保密，不形诸文字，不留下证据，只限军方极少数高级将领知道。指令规定执行期限为三个月，预期自动失效。
当年三月，蒋介石应邀访问印度，并前往兰姆伽视察中国驻印军。“蓝鲸行动”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准备就绪。按照计划，一切都将在委员长夫妇旅行途中发生，顺理成章，不露破绽。首先，当蒋委员长的座机飞越两万英尺的喜马拉雅山脉的时候，飞机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这时机上所有人都不得不弃机跳伞。慌乱中，委员长夫妇将得到一副失灵的降落伞。为保证计划万无一失，机舱内所有乘客的降落伞都将失灵。这样，在三月里某一天，世界各国的报纸都将在头版登出这一重大不幸的空难事故消息。
史迪威将行动方案呈报白宫，却迟迟未获批准。
不料三月初，日本人在中国正面战场发动全面进攻，战事吃紧，豫、湘、桂频频告急。委员长临时取消访印。四月，秘密指令期限已满“蓝鲸行动”无限期搁置起来。
天违人愿，这不知是中国人的不幸还是大幸，史迪威只好仰天长叹，引为终生遗憾。
好几年后，多恩将军再度出任台湾首席军事顾问，与蒋氏父子共事十余年。直到七十年代退休，他才在回忆录里首次公开了“蓝鲸行动”的绝密内容，导致台湾社会舆论大哗。这项暗杀中国蒋委员长的秘密计划被详细载入一本有影响的美国历史著作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作者：美迈克尔沙勒，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一书中。
这个事实说明，在美国人眼中，中国的铁幕政治已经逐渐曝光，蒋介石以一个半开化的封建君主的形象统治着一个贫穷落后的庞大帝国。美国人迫切需要利用中国的人力资源，以尽快打败日本人，结束战争。但是对委员长来说，他首先需要保存实力，以便对付他战后的敌人。
于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利害冲突就一再不可避免地爆发出来。
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中国重庆。
蒋介石由随身侍从换上黄呢军服。这是一套最新定制的军服：考究的呢料，精细的做工，加上五颗熠熠生辉的将星（一级上将）簇拥在镶金线的肩章上，使委员长瘦削的身躯看上去不仅挺拔有力，而且气派十足，威风凛凛。
委员长是中国唯一佩戴五颗将星的军人。五颗将星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资格，它表明委员长对军队拥有某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授予委员长这种权力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尽管委员长的军衔从形式上完全取自美国，但是内容实质却大相径庭。在美国，三权分立，将军听命于总统，总统受制于议会；在重庆，党政军三位一体，政府听命于军人，军人听命于独裁者。
今天，委员长的心情显然很好，他对着镜子慢慢打量自己，嘴角溢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开罗会议之后，太平洋战局继续好转。六月，美军越过菲律宾，登陆塞班岛，把战争推进到日本本土。缅甸方面，中美联军围攻密支那，中印公路通车在即。半月前，美军重型轰炸机首次从成都太平寺机场起飞轰炸日本东京，继而把轰炸区域扩展到所有的日本城市。在大陆，尽管日军“一号作战”攻势正猛，河南、湖北大部沦陷，衡阳保卫战还在激烈进行，但是委员长已经敏锐地预见到，日军的攻势不过是强弩之末。盟军在欧洲和太平洋的胜利最终将导致日本人失败。基于这一远见，他已密令衡阳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如果万不得已，就地停止抵抗，以图保存实力。
“曲线救国”并非委员长的发明，它其实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化韬略之一。
侍从为委员长戴上军帽，佩上短剑。委员长用手正了正帽檐，又将短剑抽出来小心拭了拭，然后插回刀鞘里。这是一柄精美的日本短剑，剑柄嵌有黄金菊花徽章，表明它是来自日本皇室的礼物。委员长有佩剑的习惯，佩剑与佩枪不同，佩剑更能表现东方武士坚韧不拔的气概。我们不妨把这种个人习惯看作委员长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的直接后果。
今天，委员长要偕夫人一道出席重庆各界“纪念七七抗战七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陈布雷匆匆走进门来。他示意侍从退下，然后把一份急电递给委员长。
急电来自大洋彼岸。发报人是美国总统罗斯福。
蒋介石阅过电报，脸色骤变。他忽然把电报撕得粉碎，怒不可遏地嚷道：“真是岂有此理！娘希匹！要是把军队都交给他，我就不如跟日本人讲和好了！”
陈布雷对委员长发怒早有准备。他事先看过电报，知道美国总统给委员长出了一道难题。罗斯福以尽快打败日本和配合太平洋战场为理由，要求蒋介石把中国战区的指挥权全部交给史迪威。
交出军队就意味着剥夺，剥夺地位、权利和一切。对中国领袖来说，交出军队甚至比交出生命更加困难。这无疑是场更大的危机，是几个月前那场“怒江危机”的继续。
陈布雷低声劝道：“先生千万不要动怒。美国人虽然利令智昏，但是南方战场未见胜负，怒江和密支那战事正烈，还望先生审时度势，不要上了美国人的当。”
“难道美国人可以这样为所欲为么？”蒋介石气咻咻地说。
“我以为这正是洋人短见之处。我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岂能受制于区区史迪威？”陈布雷对蒋介石的脾气了如指掌，他知道蒋介石城府极深，绝非感情用事之人，所以就不失时机地用话暗示他。
“畏垒有何高见？”蒋介石果然转过身来。在众多政客幕僚中，他尤其倚重眼前这位足智多谋的秘书长。
陈布雷急忙趋前一步，不慌不忙吐出八个字：“以退为进，刚柔兼济。”
这是孙子兵法十六字诀中最著名的两句。进非进，退非退，进退皆有定势；刚易折，柔易弯，刚柔兼济始成天意。
蒋介石的脸色很快平静下来。
一个侍从在门外报告：“夫人请先生一道上车。”
蒋介石在屋里踱了几个来回，猛地站住，说道：“畏垒哪，我今天不用你那个讲稿了。我要另外讲一讲抗战的意义。我看现在国民党里的孙立人不止一个，很多，我要给他们敲一敲警钟。”
“是，先生。您的演讲已经安排现场向全国转播。”陈布雷毕恭毕敬地回答。
十点，纪念大会在江北国会礼堂举行。
在一片热烈掌声中，委员长登上主席台。领袖一如巨幅挂像上那样伟岸、威严，脸上表情矜持而坚毅。他在麦克风前站定，慢慢摘下军帽，露出那颗令人生畏的光头来。
“各界朋友，同志们，同胞们：
“今天是华北事变纪念日，是国难日，我的心情同你们一样沉重。我提议，首先让我们为在七年抗战中死难的烈士和同胞们默哀。（全体起立，默哀半分钟）
“大会主席要我来讲几句话。今天这样的会，我是一定要讲几句的。有人替我写好一份讲稿，但是我不要念。（讲稿揉成一团，扔掉）我要讲一讲自己的话。（鼓掌）”
蒋介石的声音高亢、尖利，声调里充满昂扬的战斗激情，仿佛在向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宣战。
唯有陈布雷明白蒋介石在演戏。
“一个了不起的演员。”陈布雷在心里暗暗赞叹道。他站在台下，身体站得笔直，直到感觉左腿酸胀发麻，才动了动心，把重心挪到右腿上。
陈布雷听蒋介石演讲从来如此。他真心崇拜委员长，崇拜委员长的权利、手腕和意志。他认为蒋介石是一位伟人，一位天生的领袖，但决不是完人。在中国，恐怕没有人比秘书长陈布雷更接近和了解蒋介石的为人、品格和心计了。蒋介石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背信弃义的伪君子，玩弄权术的阴谋家，残酷无情的暴君。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他同样是个伟人。伟人是对国家、民族、政党、战争而不是针对个人的道德品质而言的。陈布雷清醒地崇拜着委员长，一如他对三民主义的信仰那样坚定不移。
史载：“陈布雷，浙江慈溪人，一九一一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校。曾任记者，译述员，商报编辑主任等。一九二七年由蒋介石介绍加入国民党，历任中央党部书记长，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总统侍从室第二处主任等职，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在南京总统府自杀。”
委员长正在滔滔不绝地历数近百年来世界列强凌辱中国和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无数苦难。这些仇恨如同古老的地火深埋在地下，一经点拨立刻就在听众心中喷发出猛烈而汹涌的岩浆来。委员长天生是口若悬河的煽动家，言而无信的政客，他轻而易举地把听众情绪带回一个仇恨外国势力和捍卫民族自尊心的出发点上。
然后，委员长对自己的历史观加以发挥和总结——
“因此，我并不赞成西方资本社会的政治制度和自由平等，他们的制度同中国的国情是相抵触的。中国当今之一切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皆是一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压迫的结果。国父在世之日提出拯救中国之大任，我现在还要重新提出，中国只有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
“一个主义就是国父倡导之三民主义。（鼓掌）
“一个党就是国父缔造之中国国民党。（鼓掌）
“一个领袖就是致力于完成国父遗志的中国之国家领袖。（热烈鼓掌）”
从本质上讲，委员长是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尽管他借助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打败北洋军阀，建立中央政府，完成推翻帝制和结束封建割据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他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仍然是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一个维护家族血统而不是民主政治的蒋氏王朝。
他是一个封建社会所产生的野心勃勃的封建领袖。一个注定要遭受千年不散的大国阴魂所缠绕的封建帝王。
“本人曾在中国之命运小册子里说过：如果今日之中国，没有了中国国民党，那就没有了中国。简单地说，中国之命运，完全寄托于国民党。如果中国国民党的革命，今日不幸而失败，那中国的国家命运，亦就无所寄托（热烈鼓掌）国民党人的历史任务，就是打到帝国主义的特权，恢复和建立中国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
委员长抹抹额头上的汗珠，戴上军帽，从容退场。
演讲极为成功！
仿佛为了印证委员长的预言，一阵沉重的马达声由远而近。这是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应中国政府要求，于国难日出动b—29“空中堡垒”共一百二十架轰炸日本本土。美机掠过会场上空，渲染了胜利气氛，于是会场沸腾起来。每个中国人都感到扬眉吐气，感到激动万分，仿佛中国的确已经强大起来，强大到可以象秦皇汉武那样睥睨夷狄征服世界了。
陈布雷快步扶住委员长，递给他一支手杖。只有他心中明白，这是一个绝不打算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和交出权力的中国领袖的政治宣言。
委员长决心向美国人发起反击了。
2
九月初，踌躇满志的史迪威带着罗斯福总统的亲笔信件飞到重庆。
这位新晋升的美国四星上将在一大群随从簇拥下大踏步走下飞机。他毫不掩饰自己大功告成的愉快心情，在机场同前来迎接的何应钦、商震诸官员稍事寒暄，便钻进汽车直奔下榻饭店。
当晚，委员长夫妇在黄山别墅会见史迪威。据史迪威日记记载，会见气氛“出人意料的坦率和友好”委员长以少有的热情和谦恭态度欢迎史迪威的到来，他甚至屈尊亲往山下迎接，弄得一向倨傲的美国客人甚感吃惊。
在会谈中，委员长诚恳表示他正在考虑接受罗斯福总统的建议，将中国军队指挥权移交史迪威将军。但他又表示移交应当慎重，有个过程，以免造成混乱，因此他建议史迪威先到南方战区视察。信以为真的史迪威高兴地接受了委员长建议。
深夜，毫无倦意的史迪威站在饭店阳台上眺望山城灯火，他感到一阵阵巨大的胜利喜悦涌上心头。现在，美国将军几乎毫不怀疑已经胜券在握“花生米”必将屈服，因为自己有美国总统撑腰，由美国对亚洲和世界事务的巨大作用力，包括政治、军事和经济力作为后盾，所以他没有理由不相信自己不能获得成功。历史证明美国和美国总统的意志是无法抗拒的，尤其对这个奄奄一息的亚洲盟国来说更是如此。
这天晚上，彻夜不眠的史迪威起草了一份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报告提出一个大胆的战略设想，即由他指挥中美联军在朝鲜半岛登陆并进攻日本本土。这个计划并非心血来潮的产物，它是史迪威一年多来在缅甸前线的丛林中萌生并逐渐酝酿成熟的方案。史迪威无疑是个优秀的美国军人，他勇敢、坚定，具有无所畏惧和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他注重荣誉，同样也注重美国人的优越感。他认为中国人的问题必须由美国人来解决，包括中国的军队和制度，这就使他百分之百地犯了政治目光短浅和越俎代庖的错误。中国的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是政治问题，而中国的政治从属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从属于中国社会演进的全过程，任何企图取消或者越过这个过程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注定要落空和走向愿望的反面。
过了一周，史迪威离开重庆前往桂林视察。
老谋深算的委员长开始同他的美国盟友进行一场实力悬殊的权力较量。
公正地说，委员长是本世纪以来第一位参与世界事物的中国政治家。他毕生致力于统一中国的战争，致力于加强集权统治和使他领导的国家跻身世界大国行列的事业“恢复和建立中国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但是这始终是一个封建领袖无法实现的帝国梦。即使在美、英、中开罗宣言发表之后，委员长仍然没有被西方列强当成真正的大国首脑对待。会议期间，丘吉尔首相多次在背地里称呼他“部落酋长”斯大林干脆拒绝会见中国人。
不管怎样，委员长绝不打算向任何对手屈服，无论这些对手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
早在七月，美国方面就开始加大压力，通牒式的电报纷至沓来。委员长始终好像一名功力深厚的太极高手，稳接八面来风，以柔克刚，运用中国古老的谋略之术与咄咄逼人的美国总统进行周旋。
八月，委员长回电白宫，口吻极为谦恭，表示愿意考虑总统的建议。他在电报中提出，需要有一位总统信任的特使来华商谈有关移交指挥权事宜，该特使的身份必须是一位文官而不能是别的什么将军。
这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式陷阱。它等于提醒总统注意，军队将领们野心勃勃的权力欲是靠不住的，需要另辟一条由政治家来相互对话的渠道。
与此不谋而合的是，作为政治家的罗斯福早就萌生了派一位非军人特使出使重庆的念头。他并非信不过他的将军，而是更信任政治家的职业敏感和判断力。他曾对助手霍普金斯说：“哈利，你能不能替我物色到一个人物到重庆走一趟？他必须是个外交家。”（罗斯福与霍普金斯）
三天后，委员长再次致电罗斯福，对特使提出附加条件，即来使权力须在史迪威之上并不受史控制。美国总统为了维护其尊严，否决了对方条件。
但是，总统在确定特使人选和明确其权限时恰恰顺从了委员长提供的思路。他不顾马歇尔参谋长的强烈反对，任命了一位老资格政治家兼外交家出使重庆，而这位特使无论资历还是权力都在史迪威将军之上。
这个人物就是后来成为毛泽东选集中一个反面角色的派屈克？j？赫尔利先生。
赫尔利先生是现代中美关系史上一位昙花一现的重要人物。罗斯福之所以选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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