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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来了，从美国的秋天，澳洲的夏天，新加坡的春天，直接回到北京的冬天。结束了十个月的国外生活，或叫它访问、旅行、流浪都可以。
一切都跟着我回来了：创作时固有的生活习惯、生命状态、生物钟点。我的早晨是许多人的半夜。
很冷，暖气要在半小时后才会来。长久以来我就是这么一个地道的笨鸟，除了头一个飞出林子别无指望。第一件事是关掉电话铃，到午饭前，无论火警匪警我都是浑然。我在十几平米的空间踱步，像那种不得不长途跋涉去上班的人，还像一头心事重重、尽量拖延不肯上套的驴。我极怕坐到那把椅子上，极怕拾起那支笔，就像多年前，我摸黑起床，匆忙梳洗，进了练功房却极怕换上舞鞋，极怕把腿搁上把杆。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德行，一旦拾起笔，一旦穿上舞鞋，我就会把自己倾榨到再也写不出一个字，再也抡不动一下腿。
有时会鄙夷地问自己，这样惨淡经营地写出几部长篇小说，是否就很有道理的不孝父母，不理朋友，不收拾房间，不做饭，不听音乐，不去领免费但需排大半天队的军用罐头呢？周围的一切都在提醒我：该写信了，该洗衣服了，该吃顿像样的饭了。
同时又懊悔得要命：在镜子前多站了几次；晚饭吃掉一小时，因为在会堂与人陷入了一个兴奋的话题；本来只看新闻却顺势看了个挺恶心的电视剧；原想学“托福”结果捧了本英文小说直读到睡觉。精打细算的一天时间全砸了，这个人貌似勤奋刻苦却仍是个浑浑噩噩的东西。每时每刻我都对自己有这样多的不满，搞得本来就孤家寡人的自己都很难与自己相处。
有人曾经跑来对我说：你呀，你知道你怎么回事吗？”他犹豫着，一面判断我是否吃得消他下面的话“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你太想出名！”
“对极了！”我立刻说。这倒使他意外了，使他的话一下子没了揭露性。接着我告诉他我从四岁就醉心功名。那时我的母亲常带我去参加一周一度的诗歌会，那是个云集着小城市大名流的地方。当一个著名诗人上场时气氛一下就不一样了；每个人的笑都显得可怜巴巴，每个人明明在捧场却都含着微量的敌意。当时我想，当一个大名人多么好啊，起码比当我父亲这样的中流名人要省力，因为一个中流名人暗里追求成功，明里却得追求淡泊，必须掌握大量哲理，摆出大量姿态，向自己和向别人否定这个追求，最终剩下的精力和时间只够让他位居中流。
一个美国青年对我说：“今天我之所以活着，就是因为明天我有可能成功，这些成功的可能性里包括我被竞选为总统。”一个台湾少妇告诉我：“为了做一个最成功的太太，有时我都累得没有命了！”一个新加坡华人说：“一个国家的成功是无数个人成功相加起来的。”我很想告诉他们我们始终被教育着去尽量忽略个人成功，但面对着无论是相同人种还是不同人种，我都生怕讲不清。
写长篇小说对我来说是件太偶然的事。编辑马马虎虎地约稿，我就嘻嘻哈哈答应了。但我心里却是十分当真的。至今我仍对任何编辑的约稿感到受宠若惊，包括那挡毫无诚意的。我所说的偶然，就是我恰恰又碰上了一位比我更把这事当真的编辑，他的马马虎虎和我的嘻嘻哈哈不过都是存心给自己留余地、留退路。这样我才认真干起来。什么事都是在你不知怎么干时干得特别顺手，三个月时间我就完成了绿血三十万字的初稿。这速度快得简直让我难为情。
我断定再甭想从自己脑子里榨出一个字的时候，才从椅子上站起来。什么都凉了，手、脚、血液，包括胸前绑着的大热水袋。虽然我把日历、钟表一律翻成背向我，但我仍清楚地知道这是某年某月某日的一个午饭时间。
钱和时间在这年头都极不禁花，但钱好歹还能储蓄。有时我甚至想，失眠就让它失吧，不必花许多时间跑卫生所，花许多时间说服医生开给我大剂量的安眠药。把失眠的时间用来读书没准倒读出个学者来了。但别人不同意，我的亲友和一切人都不能允许这个人在人人皆睡的时间独她醒着，所以我还是去睡。先是仔细地睡，再是努力地睡，最后是歇斯底里地睡，直睡到倦意全无，大汗淋漓。一次最长的失眠是三十四个通宵，当我硬撑着坐到稿纸前时，不得不承认脑子已接近一个白痴。这时，眼泪哗哗地在我脸上流，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非但不能做一个成功的作家，我恐怕连个正常的人都算不上了。
当我把长篇小说稿扛到编辑面前时，只字不提我的失眠，以及由失眠引起的种种病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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