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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我叫不出名字的仪器前待上好一阵。听一个护士说，原本不需要这么多检查程序的，只是高览坚持要这么做。
我谈不上什么感动。因为高览的这些举动并没有讨好的意思。这些，只是让我感到，高览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也是一个力图把所有事都办得尽善尽美的人。但这也仅仅是高览身上所具备的个人魅力之一。他与医生谈话时那专注的神情，总是让我愣愣地看上好久。
直到夜深人静，我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才会反复想起丁小胭的话。其实这些天，我一直都在想。
我算是死过一次了。死亡的滋味也并不那么难受。我没有出现任何的濒死体验。所以死亡大概既不美好，也不可怕。它很普通，甚至有些熟悉，就像睡着了一样。
就像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容的梦。
如果丁小胭所说的那次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也能像几天前那样安安静静的，不知道死亡正在靠近，就这样一头睡去，那该有多好。如果事先得知就是这样的死，我还害怕些什么呢，死吧，不过就是死而已。
然而现在，还只是春天。
从医院出来以后，我和高览就成了朋友。我回到学校，他又回到那个面积狭小、看起来生意冷清的办公室里去。的确是生意冷清。尽管高览很早就对我说过，快递活物的生意其实不坏，也足以养活他和那两个送货员，但一个月以来，我在他的办公室里，从没看见过一个客人。我几乎每隔两三天要去一次，回到家里无聊时也会打打电话。有时我会想，这种频率好像也太频繁了点。
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件事。207寝室“闹鬼”的事在整个女生宿舍传开了。我听说的版本，和尹霞告诉我的一模一样。告诉我的女生，还向我求证，问我这事是不是真的。我无言以对，心里有些烦躁。我说你去问她们吧，圣诞节我又不在这里。
不知道这事到底是谁说出去的。尹霞、刘春芳和陈莉都说不是自己，再问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总之，这种情况下，我再也不能回寝室去住了。一个周末的大清早，大家都还在睡懒觉的时候，我像做贼一样地打开了寝室的门，拿走了我所有的衣物、杂志、书、cd、拖鞋，等等，总之一样不剩。然后拖着沉重的箱子，一步一步走到楼下，从后门走到东湖，拦下一辆出租车，一直开到湖边村租住的房子里。进屋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房东，告诉他我还要再住一个月。
但整个过程还是不可避免地被人看到了。于是很快，大家又都知道，207寝室的最后一个人也搬走了。这使整个传闻变得更加真实可信，甚至在教室里都能感到那种惶惶不安的气氛。对这件事，我既懊恼，又无可奈何。
接下来是一段混乱的时期。传闻已经不仅仅是原来的版本。先是隔壁的205寝室，开始有人说梦话。一个女生常常在半夜大声喊着，你的脸在哪儿？还有人说，我们寝室的床板经常在响。甚至在白天，也有人从门下方的缝隙里，看见过一个黑影。黑影离门很近，不像是桌椅板凳的倒影，似乎还在微微颤动，等过了两秒，只是一眨眼又不见了。有人听见笑声，或者哭声，或者细小的说话声，但听不见说的是什么诸如此类。
而最常见的一种说法是，我们寝室的门锁经常发出咔嗒的响动。有一次，一个女生半夜起来上厕所，经过我们寝室门前时听见一次，回来时又听见一次。这个女生第二天就生病了，高烧不断，病好了以后也搬走了。后来，又陆续有几个女生搬走，没过多久，女生宿舍的二楼上，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人。
对这些事，我一直冷眼旁观。我对高览说，不过是自己吓自己罢了。高览笑了笑，说，那你觉得什么才是真的呢？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除非亲眼所见。但话一出口又觉得不够准确。高览笑着摇了摇头。我知道这个做想象力生意的人，也不同意这种说法。可他什么也没说。
事情是以校方的连续谈话结束的。那几天，系主任很有耐心地分别找每一个搬走的女生，或者正在准备搬走的女生谈了话。学生会也介入进来，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找到我的时候，我只说，这些事我是不信的，我搬走是有别的原因。当然，他们也很体贴地没有让我们都搬回207寝室里去。几天后，至少在表面上，没有人再提及这件事了。但搬走的人一个也没回来。
这天我和高览坐上他的货车，到我去过的那个货仓里去。不过只是每月例行的检查。看看货仓四处有没有需要修整的地方，问候一下送货员（他们见面的时间很少，大多通过电话联系），核对一下货单，还有一些零散的工作。
记不清楚这天我是因为什么而心情不好。高览开车，我一直闷闷地坐在副驾驶座上，一路都显得很沉默。我无意识地看着车窗外的街景，突然感到自己是这个城市以外的人。这条路我不是没有走过，但此刻却觉得陌生。当时的心情那可能压根儿就不是心情，而是一种感觉，一种完完全全被包围的感觉。街市细细长长，干枯得叫人可怜。鳞次栉比的房屋、绵绵不断的围墙，几家还算漂亮的餐馆、服装店，粘着一层浮灰的街边灌木、电线杆，电线杆以上乱七八糟的电线——城市大概总是这副面孔。我一动不动地看了很久。随后转身，放倒车座的靠背，准备在到达之前歇上一阵。
就在我转过头来的时候，突然看见一栋房屋一闪而过。我愣了一下，连忙把头伸出窗外，向后面看去。车速不算快，所以，在路口转弯以前，我还来得及看清楚那栋房子。我只是看了一眼，就立刻回头冲高览大声喊了一句，停车。高览吓了一跳，踩了一下刹车，但又马上松开，说，这地方不能停车，又问我，你怎么了？然而说话间，我们已经转弯，上了另一条道路。
我低头默想了一会，说算了，接着走吧。高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没有再说什么。毕竟再过几分钟就到货仓了。现在这种时候，没有必要因为看见一个熟悉的地方，就要求停车。
那个地方我去过。一栋不知废弃了多久的，原本大概是用作招待所的三层小楼。因为就在这栋楼的一层——假如走进去的话，能看见走廊最里面的上方，悬着一块牌匾，上面用暗红色的，歪歪斜斜的字体写着——招待所。
但它已经废弃了。正因为如此，那天，我和王树经过这里时，他说想进去拍几张照片。这栋楼已经相当古旧，砖与砖之间紧紧附着光滑的苍绿色苔藓。狭窄的、黑洞洞的窗口镶着看上去很坚牢的钢筋，严重生锈的铁门上还贴着各种搬家公司或者办证的标签。在门外就可以明显闻到潮湿的霉味，墙角的草长得极为茂盛。这么茂盛的草在城市里是极为难见的。不知道这房子废弃了多久，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一直废在那里，没有拆掉。但转念一想，城市里这样的房子还是有很多的。就这样一直废弃着，直到这块地被卖掉，有建筑工队用简易的砖墙围起来为止。
我和王树一进门就看见两个又高又大的枣红色衣柜。一看就知道不是这个年代的产物。我开玩笑说要不要躲进衣柜里拍两张，王树笑了笑，说当心进去了就出不来。可那天王树拍了些什么呢？好像后来我就忘记了，一直没要求看那些照片。
现在，也就不可能再看到了。
几分钟后，车到了货仓。我没有进去，而是坐在仓库外面的石阶上，不知想些什么。石阶的远处，除了道路和经过的车辆，看不见一个人。太阳在头顶温润地照着，有春天的风，身后传来仓库里隐隐约约的说话声。这一刻仿佛永远也不会停下。又好像，我原本就坐在这里，已经坐了很久。
这天我对高览说了很多话。说得很不连贯，甚至有点语无伦次。我不喜欢这样的表达方式，也不喜欢一旦有了情绪，就非将它释放出来不可。我们去了酒吧，但很久以前我就讨厌借酒说话的行为。可我偏偏停不下来，好像一个让人厌烦的醉鬼。我知道自己没有醉，也清清楚楚地记得说过的每一句话。而每一句话都不像是我说的。高览一直默默地看着我，时不时忍不住笑一下。离开酒吧前，我已经在卫生间里吐过两次。路上又吐了一次。我坚持要自己走路，高览伸手来扶我，我就推开他。整个世界都在转，胃里也在转，不断有东西涌上来，又被我强压下去。每个关节都在酸痛。高览说，你手怎么抖得这么厉害。我就笑了，还笑得很开心，说我大概酒精中毒。说完就又吐了一次。
这样终于步履蹒跚地走回了湖边村。我走进去，倒在床上，天花板就在眼前转着。我闭上眼睛，听见高览走进卫生间，又听见水声。然后一块冷冰冰的毛巾就贴到了脸上。我忍不住叫了一声，说好凉。高览帮我擦干净了脸，又拉过被子给我盖上。后来我又说了什么就记不得了。只感到高览在床边坐了很久，还抽了一根烟。最后，他站起来准备离开。我说你帮我关一下灯，他就走到墙边去关灯。
灯啪的一声灭了。在突如其来的黑暗中，我听见高览突然说了一句，怎么这么黑？
我想回答他，但说不出话来。接着是一段沉默。我正在想他走了吗，就听见他说，我也睡在这里吧。
后来，我问过高览，你是什么时候爱上我的？他说，就是关灯的时候。我想起那时他曾经沉默了一会儿。其实当时，我也吓坏了。不是黑暗，而是和黑暗一样突如其来的，让人战栗的情感。
我们都被吓坏了。但那只是一瞬间的事。我们很快便作出了决定。
我记得连第二天早上醒来时的宿醉都是温润的。我半醒半睡地怔怔地注视天花板。外面正在下雨，带着潮味儿的风开始吹来，轻轻摇晃着窗帘。旁边传来叹气和点香烟的声音。
真是奇怪啊，高览说，我们都认识那么久了。
是啊，我说，但又能奇怪到什么地步呢？
吃完午饭，高览就走了，他要去公司。临走前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我说不去了，昨天的酒还没消化完。其实我心里清楚，这倒不是为了消化酒。整个下午我一直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我是个反应很慢的人，和对酒的消化一样，需要有时间适应每一次变化。又或者说，每一次变化发生的时候，我总是很惶恐，又不清楚究竟在惶恐些什么。所以我多半的时间，不过是在等待罢了。
十七点二十六分，手机响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我接起来。喂？
电话那头一阵沙沙的杂音。
“是我。”那人说。
我听出了那个声音。心脏顿时猛烈地跳动了一下。
“王树？你在哪儿？”
然而回答我的只有不明所以的沙沙声。电话随即挂断了。直到晚上，以及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再打来。我把手机丢在一旁，呆呆地看了一阵天花板。有很久，我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姿势。
直到睡着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