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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帝时太学生增至100人，宣帝时达200人，元帝时1000人，成帝时3000人。到东汉质帝时，太学生已经多达30000人。
在中央，除了太学这种大学性质的学校，便是特殊性质的学校，比如“鸿都门学”、“四姓小侯学”等。
鸿都门学创立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 (公元178年)二月，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产物，即宦官派为了培养拥护自己的知识分子而与士族势力占据地盘的太学相抗衡的产物。又借汉灵帝酷爱辞、赋、书、画的缘由，办了这所新型学校。
而四姓小侯学则是东汉贵族学校的一种，专为外戚及大臣子弟提供的太学，又称“官邸学”。四姓指东汉樊氏、郭氏、阴氏、马氏四姓外戚子弟，因为外戚四姓不是列侯，故称小侯。明帝时崇尚儒学，特为四姓子弟立学，号四姓小侯学。
在中央官学之外，便是地方官学了。
汉武帝时，推广文翁兴学的经验，曾“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至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颁布地方官学学制。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普遍设学：设在郡国的称为“学”，设在县(县、道、邑、侯国)的称为“校”，设在乡的称为“庠”，设在村落(“聚”)的则称为“序”。司马徽所说，便是这项制度。
只是这项制度虽早在汉武帝时期便已经建立，却并未切实贯彻执行，汉朝地方学校的兴办仍然取决于地方长官的意愿。因此，地方办学并不普遍，已办起来的学校也少有能维持长久的，或者是仅存虚名而已。正是因此，司马徽适才方有“重开”之语。
郭斌道：“学校庠序同时设立，所费弥多，况且学官培养不易，阳翟县学之中众人就学时间不长，若抽调过多人等为学官，恐怕多有不便。”
司马徽点点头，他当然知道郭斌并非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之类的庸人，便问道：“那你的意思是？”
郭斌道：“将阳翟县学升格为颍川郡学，然后在各县之中设立县学，至于庠序，则交由地方各族分别建设吧。”
“然则，县学之中学子如何入学？如何选拔？可是依照阳翟县学例？”司马徽果然是常搞教育的，一开口便问到了点子上。
若是依照阳翟县学的例，那么对于整个颍川郡势必又是一项重大的财政支出，便是以如今郭斌的身家和颍川郡的家底，想要支撑起全郡中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对财政的压力无疑也是巨大的。若是要不顾一切搞教育，郡中财政想要顾及其他的话却也是难能了。
因为若是依照阳翟县学的例子，所有适龄学子上学是不需要缴纳学费的，另外除了每日上午有一杯牛奶或羊奶饮用之外，中午还要免费提供一顿饭食。除了这些之外，财政还需要投入大量财力用以建设校舍、雇佣教员，每个学生入学之初，还必须人手分发一个用以练字、记录之用的黑板，另外每个学年每个学生还有一个厚厚的空白记录册子。
这一桩桩一件件所要耗费的财赋，看起来虽不甚起眼，可一旦数量大了，却成了一笔不小的开支。如今方当乱世，黄巾之乱虽已平息，各地假托太平道之名蜂起之盗贼却是猖獗一时。因此，各地官府与豪门大户纷纷大量囤积粮食，修整武备，哪里有多余的银钱放到教育上？
每个学年给学子们分发的这个册子，是用来记录每日里先生所授课文之用的。因为如今活字印刷术的研制还远未成熟，新的造纸术也还没有大规模普及，故课本的印刷便成为困扰阳翟县学的一大难题。经过一番讨论后，方拿出了这么个解决的法子。这样虽省不了造纸所必须的花费，却既省却了单独印刷课本的成本，又通过手录课本使得学子们巩固了知识。
为了防止手录之时出现谬误，郭斌专门拜托司马徽仿照蔡邕等人在国子监门前刻印《熹平石经》的法子，于阳翟县学门外刻印了新学的课本，以供学子传抄、勘误。此外，也为校外有志于新学之人抄录、流传，因为新学考试成为阳翟县衙中吏员录取的标准，“阳翟县学石刻”前也惯是熙熙攘攘，游人、学子摩肩接踵。可以预见，随着郭斌地位的提高，逐渐掌控整个颍川郡，这种情况只会愈演愈烈。
无疑，随着郭斌对颍川郡掌控力的提高，这种选拔吏员的制度必会推广至颍川全境，新学在颍川郡中的崛起已呈不可遏制之势，而颍川郡经济的迅速发展又会反过来推动新学在大汉天下影响力的扩张。由颍川郡中阳翟县内伏龙山庄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山寨兴起的新学的星星之火，已隐隐然有了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