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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到这里，他就闲不住，叫我领着他各处蹓蹓。这位是林道静先生，本村教员，她也是北平的学生。”
那青年人笑着说：“很好，北平的学生在乡村教小学……请坐，这几天形势很紧张呵！”
仿佛这青年身上带着一股魅力，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人吸在他身边。果然，道静立刻被他那爽朗的谈吐和潇洒不羁的风姿吸引得一改平日的矜持和沉默，她仿佛问熟朋友似的问他：“您从哪儿来？您知道日本占了东三省，中国倒是打不打呀？”
青年人并没有急于回答。他用聪明、和悦的眼睛微笑着看着面前的两个人，仿佛在考虑什么，又好像在等待什么。
李芝庭抽着纸烟，默默地望着他的内弟，似乎在等待他的回答。可是没等客人说话，他却先向林道静做了一个简短的说明：“林先生，您不知道，我这位内弟可是专爱研究国家大事，说起中外古今全是一套一套的……好，嘉川，你就谈谈吧，看林先生为咱国家可愁的不行呢。”
“卢先生，那您给我们谈谈吧！”道静又催了一下。
“没有什么，报上全有了。”卢嘉川翻了一下桌上的报纸，抬起头来慢慢地说，“只有一点：蒋介石打内战很‘勇敢’可是却指示东北的几十万军队绝对不许对外抵抗。所以日本不费一枪一弹就把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沈阳制炮厂、飞机场连同二百架飞机全一齐强占了。而且接着又向本溪、营口、长春等地进攻；听说吉林已经被占领，咱们这边秦皇岛也完了。可是国民政府解决这奇耻大辱的办法只是给驻在日内瓦的施肇基打了个电报，要求‘国联’替中国主持公道……”
说到这里，他突然把眼光盯着道静，严肃地问她道：“您认为这样的梦想可以实现吗？
中国自己要是不用武装斗争能够战胜日本吗？”
道静目不转睛地望着卢嘉川。在她被煽动起来的愤懑情绪中还隐隐含着一种惊异的成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学生，他和余永泽可大不相同。余永泽常谈的只是些美丽的艺术和动人的缠绵的故事；可是这位大学生却熟悉国家的事情，侃侃谈出的都是一些道静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话。
“我不知道！”想了想，道静率直地回答，并且惭愧地红了脸。
“但是，您既然关心国家的事，那就应当知道啊！”卢嘉川笑笑说。
“可是，”林道静笑了。她不知道怎样回答这陌生的青年才好。
“嘉川，别处看看去。你不是还要打听秦皇岛上的事吗？”
走！“李芝庭是个好好先生，他见卢嘉川把初次见面的林道静问得怪窘的，就赶快要把他拉走。”
卢嘉川同李芝庭向门外走去时，道静也送出他们来。一边走，卢嘉川还一边对两位教员说：“国事如此，咱们谁也不能袖手旁观呵！”
“那可有啥办法？咱们白面书生，手无寸铁。”李芝庭小声咕哝着，轻轻地摇头叹息。
“爱国不一定都拿枪打仗。进行宣传，唤起人心--像你们对学生们灌输爱国思想，这也是拿起了武器。”
李芝庭没有言声。道静也没有答话。可是她心里承认了这个陌生青年说的对。并且对这个人--奇怪的、不知哪一点和一般人不一样的人感到了尊敬。只不过短短十多分钟的谈话，可是他好像使道静顿开茅塞似的，忽然知道了好多事情。
过了两天，风暴过去，学校又照常上课。在三年级的课堂上，第一堂道静没有讲功课。
激昂的爱国热情战胜了个人的伤感，她把“九一八”的惨痛消息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以及那陌生青年卢嘉川告诉她的***的不抵抗政策，一气向小学生们讲了整整一堂。她讲的声音不高，并且时讲时停，但是她那悲痛的声调，和她眼中不断涌出的泪花却把孩子们的感情慑住了。孩子们静静地听着，一动不动。
许多小眼睛闪着泪光，几个大些的女孩子甚至呜呜地哭出声来。
“老师，咱们为什么不打日本呵？”一个小男孩含着眼泪问。
“因为政府不爱国……”
“老师，打日本用什么呀？”
“用军队、枪炮。”
“那中国没有枪炮吗？”“中国没有飞机吗？”“中国没有军队吗？”连珠炮似的问题似通不通地从孩子们天真的嘴里喊出来，道静应接不暇地回答他们：“***只顾打内战，打中国人，可是不敢打日本。他们怕……”
“我们不怕，我们打！”
“我们打，我会放枪！”
“我们打！”“我们打！”孩子们一片喊打的声音，把平日肃静的课堂嚷叫得要抬起来了。道静感到沉痛然而又感到欢快。多么可爱的孩子呵！他们都知道爱国，都知道打、打、打日本！
从此，道静经常给孩子们讲爱国故事，像文天祥、岳飞、史可法的故事，外国的《二渔夫》、《最后一课》等故事。孩子们爱听，她也爱讲。她和学生的关系，好像忽然亲密起来，她自己空虚的心灵也似乎充实起来了。
可是有一天却又发生了一场风波。
余敬唐走到教员休息室来。他照旧眨动着眼皮带着狡猾的笑容，先对四个教员环视一周，然后看着林道静煞有介事地小声说：“哦，哦，你们听说了吗？北平、天津的风声可紧呀！捣乱分子、学生，请愿罢课乱成一团，有的还跑到南京去示威游行，什么玩艺！名为抗日，其实还不是共产党操纵！”
他突然把手一摆，神态庄严地大发议论，“哦，那不是瞎胡闹吗？凭这个就能救国打日本？哦，哦，请你们几位注意：蒋委员长已经下了命令--不许抵抗，一切他自有办法！
注意，我听说咱学堂里可有宣传抗日的啦！“他咕噜一声咽了一口唾沫，冲着四个沉默不语的教员，用诡谲的眼光一个个扫了一眼，最后把眼光落到林道静一个人的身上。”哦，林先生年轻，您可得注意呀！什么‘二渔夫’、‘三渔夫’的，您跟学生们讲那干啥？要叫外边说咱学堂里有赤党分子煽动宣传--那，那连我余敬唐的脑袋瓜可也要跟着长不住啦！”
别的教员还是默默无言。林道静沉默了一下，突然用愤怒的眼睛狠狠地盯着余敬唐，说：“余校长，您的脑袋瓜长住长不住，与我毫不相干！国家这样危急，我是中国人，怎么连个宣传抗日的自由都没有？宣传抗日就是赤党，这是谁定的法律？”
别的教员惊呆了。李芝庭的脸都白了。平常那么腼腆不多说话的女教员竟敢这么大胆地顶撞校长，这可是件少见的事！
余敬唐的瘦脸上一阵发乌，眼睛连眨也不眨了。他愣了几秒钟，然后猛地扭身就走。到了屋门口，这才转回头来站住脚，把大肥袖子一甩，冲着林道静连连眨动了几下眼皮子，颤声冷笑道：“这个么，我不知道！有不明白的地方，请您自己去问蒋委员长！”
“您放心！北京大学的学生早替我上南京问去啦！”道静冲着余敬唐的脊背又顶了一句。
在余永泽给她的来信中，她知道了北京大学的学生因为反对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反对把锦州划为中立区，许多同学都到南京请愿示威去了。余永泽说，他本来也想去，因为突然患感冒没有去成。他并且告诉她，他们示威团的副总指挥就是李芝庭的小舅子卢嘉川。
“卢嘉川？”和余敬唐争吵之后，道静独自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愤然默想的时候，她忽然想起了那个偶然邂逅的卢嘉川。想到他正率领着大批学生奔向南京去找***算账的情景，她笑了。似乎这个小伙子替她出了口闷气，她感激地低声地念起他的名字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