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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的彭雅萝已更名为冯丹萍；按照南京地下党组织提供的讯息，她很快与一个叫做张松林的人取得了联系。而这个张松林，恰恰是与她在北平有过间接交际的史大川——张松林为他的化名。
命运就是这般奇妙。而曾经的彭雅萝与史大川，却有机会坐下来，谈谈自己曾经的过往——这是他们的幸运。也是他们因回忆而感到痛苦的一种不幸。在那样一种交谈中，李明、范义亭、唐贤平……这些死去或不知所终的人们，这些符号般曾经熟悉的名字，针线一样在二人之间穿起密密经纬，从而使他们的接触，一下由陌生而变得万般熟稔起来。
1937年3月的南京，正是万物萌动的季节。他们站在南京郊外一所住处的的凉台上，感受着四野扑面而来的春夜气息。史大川刚从军统电讯总台的宿舍搬出来，在南京羊角坨附近租了两间房子。初到南京的彭雅萝暂住这里。因此他们有了更多闲聊的机会。而对往事的提及，皆由他们无意间提起的那个叫做“北平”的城市开始。
回忆无疑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痛苦。在短暂的沉默之后，史大川问她：你从北平逃出来，怎么会去了陕北？彭雅萝说，我先是去张家口找我哥，后是他把我带到了陕北。那么你哪？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史大川说，我负气出走北平，先是在老家呆了一段时间，老家待不下去，出来找同学。后经他引荐，以我黄埔五期电讯班毕业生的身份，考入军统杭州无线电培训班第八期受训。受训期满，分配到这里的无线电总台担任通讯工作……我的那位同学，便是我们的同志。
说起同学，彭雅萝不由想起与自己情同姐妹的江宜清。想着她不知现在身处何地，生活是否安好？她望着满天繁密的星星，不由叹了口气，说，那些曾与我们有过交集的故人，不知以后能否还有机会见面？
她的这句话就像谵语。充满了宿命的味道。
而彭雅萝并不知道，此刻在同一星空下，她的同学江宜清已来到南京。之所以来南京，是因范义亭特殊的身份，从秘密渠道嗅到战事即将爆发的危险。那时的上海，已是一座阴云密布的城市。而远在几百里之外的南京，这座以“首都”命名的城池，尚算一处安身保命的避居地。只不过要等到短短的几个月之后，它将于更为惨烈的方式破碎。在破碎之前，这些命定中必有交集的人们，仍是要以偶然和必然的方式，在这里聚首；聚集在这艘将要倾覆的船上。在更加仓皇的逃亡之前，在漫长的流放和离别开始之前，他们仍要以悲情的底色，率先预演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他们的故事听来虽有惊心，但在万千生灵惨遭涂炭之际，在家国即将灭亡的时刻，他们的不幸与坎坷，只不过像一首雄浑乐章的前奏，只是预示了命运的多舛和沉重罢了。
还是从彭雅萝刚刚抵达南京开始说起吧。
彭雅萝刚到南京的时候，南京方面的地下党组织曾对她的能力一度产生过质疑——她那么弱小，穿着土气，一副北方村姑的打扮。由她来负责与“军统特支”的联络工作，能否胜任？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问题。但因是上级指派，这位叫刘素英的领导最终还是打消了自己的顾虑，将联络密语告知给她。并说，你可以通过密语写信，和“军统特支”的同志取得联系。而那位即将从陕北过来的中间人，不日将抵达南京。今后的工作要听从他的指挥，再不可与南京地下党组织有任何来往——这自然是出于一种安全的考虑。也是一种工作上明确的分工。刘素英说，至于你，还有那位神秘的中间人，将会接受“南方局军事组”的直接领导。那位中间人不仅会从陕北带一个熟悉电讯业务的同志过来。还会带来和“南方军事组”取得联系的办法。刘素英告诉彭雅萝，除了南京方面的地下党组织之外，这个称作“南方局军事组”的秘密组织早就存在，但因为种种原因，他们两者之间，至今没有取得任何有效的联系。至于期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只能等那位中间人到来之后，才能慢慢梳理清楚……最后刘素英出于女性间的关爱，告诉彭雅萝：在南京，像她即将扮演的这种角色，如何化妆，穿什么衣服，上街要注意什么事项等等，都要注意。并苦口婆心地对她指教了一番。彭雅萝只是笑着，一一领会。当几天之后，她们有机会再次见面，出现在刘素英眼前的彭雅萝，好像脱胎换骨一般，时髦的装扮使她看上去完全成了一个风度翩翩的南京小姐。彭雅萝告诉刘素英：她已和“军统特支”的同志联系上了，他们于兄妹相称，以给哥哥送东西或找他好朋友为名，已能自由出入于南京电讯总台的会客室和军统人员宿舍了。彭雅萝又迫不及待地问刘素英：与她联络的中间人何时来南京？如果他能够及早到来的话，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情报，都可以传送出去了。
刘素英一脸茫然，并未给她一个明确答复。
也就在彭雅萝同刘素英分手后的第二天，一切都趋于明朗。有人捎信来说，那位她盼望已久的中间人已抵达南京。让彭雅萝即刻按照密信中提供的地址，前去和他联络。
那是一个异常温煦的春日。彭雅萝前去赶赴一场约会，她想不到，命运在这一天竟会给予她如此丰厚的馈赠。当她与那位中间人相见，竟忍不住笑了起来。原来这位身着西装、仪表堂堂的男子，竟是她在陕北窑洞前，见过几次的那位装束奇异的人。马天目也认出了她。他们的见面因此充满了融洽而温馨的气氛。当马天目将随自己同来的欧阳北方同志介绍给她时，彭雅萝从这位复姓男子的身上，感受到一种陕北高原质朴的气息。他更像一名战士，是从红一军团临时抽调上来的通讯连长。当江韵清过来给他们倒水，彭雅萝的神情忽然间变得有些迷惑。她从江韵清身上，看到一位故人的影子。她想开口问一句，却被马天目的讲话打断。马天目说，刚才进来倒水的，是我爱人。冯丹萍同志，你有什么问题吗？她笑着摇头，又听马天目说道：以后欧阳负责和你联系，你回去之后，召集“军统特支”的那两位同志，也和欧阳见一见。欧阳在电台通讯方面虽有一定经验，但毕竟需要和他们多沟通……南京方面的工作情况很复杂，需要好好梳理。用不了多久，等我们和“南方局军事组”取得联系，工作便会很顺利开展起来了。
临别，马天目出来送她。从另一间居室里，忽然传出婴儿的啼哭声。彭雅萝错了一下脚步，恰好和从屋子里出来的江宜清遇到。她当时把这个怀抱孩子的女人，当做那个为他们倒茶的女人。懵懵懂懂向外走，却又和江韵清迎面相遇。江韵清同她打了声招呼。彭雅萝这才如梦方醒，转过头去。而她身后的江宜清，正看着她的背影发愣，两人的相见，自有一番喜从天降的味道。
南京地下党组织提供的电台，因久置不用，而不能正常工作。这让欧阳甚为犯难。想他在江西被敌人的数次围剿，以及长征途中那么艰苦的环境下，都能保证简易电台的正常工作，而今没有了炮火的逼迫，竟然搞不赢这么一个看起来还算高级的玩意，真是让他恼火。但恼火归恼火，即使起了满嘴的燎泡，也起不到任何作用。他汗流浃背呆在一间密闭的阁楼上，鼓捣了两天，最后查出一处疑点，但仍旧不能确定，只能联系彭雅萝，找来史大川和另一位“军统特支”的同志冯传庆，三人聚在一起，又鼓捣了将近一个晚上，也没有修好。最终三人达成共识——电台上的一个普通原件，因为反潮，再不能工作。而这个看似普通的电子管原件，却找不到任何替代品。冯传庆同史大川商量着，不行就想办法，从电讯总台偷拿一个出来？史大川迅速否决了他的这一提议。说，太危险了。总台电讯部的规定你又不是不知道！冯传庆说，那怎么办？史大川想了想，说，由我来想办法。
回到住处，史大川同彭雅萝商量了一番，说起自己的那位同学，现在杭州军统无线电学校任教官，也是我们的同志。由他写一封信，明天一早，彭雅萝可带信前往杭州，找他求助，或许能想一点办法出来。找到我们需要的电子元件，也许要费一些周折；但无论如何，你都要一直在杭州等，不拿到元件，就不要回来。
彭雅萝点头。问，要不要和我的上级说一下这事？
史大川说，等明天晚上，由我来和欧阳知会一声就行。你安心去好了。
第二天一早，送走彭雅萝。史大川照常去单位上班，因昨晚一夜没睡，竟在无知无觉中打起了瞌睡。等从梦中惊醒，倏忽嗅到一股焦糊的味道。急忙起身，手忙脚乱检查了一番收报机，最后发现，收报机上的一根电子管，竟然烧坏。还在冒着丝缕的烟气。
史大川颓然坐在椅子上。诚如他昨晚对冯传庆说过的那样，电讯总台的规定是很严苛的。每一位工作中出了差错的部员，无论责任大小，出处何在，都会被勒令禁闭。少则七天，多则半月。想到这里，史大川从椅子上站起来，由于头晕，他的身体不禁摇晃了一下。他现在想到的是，自己马上会面临被关禁闭的窘境——如果是那样的话，彭雅萝不在，而冯传庆又不负责同欧阳联系，一旦出现什么情况，会不会引出更大纰漏？他抬头看看挂在墙上的钟表，离交接班时间还有两个小时，而在这两个小时里，他必须去通知冯传庆，将所要传达的话告诉给他，再由他转告欧阳。
掩了门，脚步匆匆穿过走廊，转到另一栋大楼里。找到冯传庆工作的办公室，故作轻松地同坐在里面的工作人员打着招呼。问冯传庆在哪儿？那位面带笑容的女工作人员告诉他，今天是冯传庆的夜班。你有事，只能到他家里去找。
他出了大楼，再次抬腕看表。手表的指针摆动的很慢，但他似乎能清晰听到指针转动的声音。心不禁“砰砰”乱跳起来。咬了咬牙，显然顾不了许多。出了大楼，恰在门口遇到一辆开进来的军车，凑上去说了几句话，司机招手让他上来。他上了车，指挥着那位司机，朝冯传庆家中驶去。
而在史大川走后，他所值班的那间屋子显得如此静谧。隐隐还能嗅到电子管发出的焦糊气味。墙上的挂钟如常摆动，钟鸣声发出一种令人心悸的喧响，像是一个作乱的怪物。直到门被推开，那声音才渐渐隐去。走进来的是三位身着笔挺军服，戴白手帕的国民党军人。进门之后，走在身后的那位戴眼镜的军官“咦”了一声，用南京话有些俏皮地说道：怎么屋子里静悄悄的，值班的人跑哪儿去了！这样说着，一股隐隐的焦糊味让他抽了抽鼻子，再次“咦”了一声，脸色马上严肃起来，对两位随从说，赶快搞清楚，味道是从哪里来的？值班的是谁？
一个人走了出去，另一人扑到机上上。见散开的机子并未组装完毕，一眼便发现电子管出了问题。等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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