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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劳。宁都会议之后，刘伯承接任红军总参谋长之职，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是，自李德进入中央苏区，刘便成了这位红军太上皇的幕僚。不久，他因不肯苟同李德等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那套“左”的战略与战术，遂发生了矛盾，并遭到李德的辱骂。刘操着俄语斥责李德：“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作为国际派来的顾问，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帝国主义行为！”结果，刘伯承被免去总参谋长，调红五军团任参谋长。他无怨无悔，与红五军团长董振堂同志相配合，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殿后任务。
刘伯承作为一代儒将深知：在此时受任总参谋长一职，是含有临危受命之意。但是，当他听说黎平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西出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并在川黔广大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之后，他认为红军又有了希望。因此，当博古于十二月二十三日赶到第五军团的驻地洪州司，向他传达黎平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和中革军委的任命时，他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接着，他赶到周恩来处报到，接受新的任务。周恩来以商量的口吻说道：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中央决定北渡乌江、西进遵义，为确保这一战略的实施，想听听你的意见。”
对此，刘伯承没有直接批评最高“三人团”的错误，而是向周坦吐自己的肺腑之言：“必须改变分散用兵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于乌江一线，才能确保北渡乌江的胜利。”接着，他又指出：“为了确保红军西进贵州，严令贺龙、萧克所部必须在常德地区积极活动，真正起到钳制湘西敌军的作用；为使我中央红军在川黔广大地区重建新的根据地，也一定要明令红四方面军主动进攻，使川军难以分兵南下。”最后，他不无为难地说：
“当年，我曾在川黔一带参加过军阀征战，知道乌江水流湍急。当我接任总参谋长的同时就曾自问：靠什么把这数万名红军指战员渡过乌江去呢？”
周恩来明确指示：“红军现已袭占剑河，我已电令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直驱乌江南岸，并决定由你统一指挥中路。”最后，他也有些为难地说道：
“你说靠什么把红军送过乌江北岸去，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不过，毛主席和我很认真地说：伯承同志是四川的一条独眼龙，他一定能想出渡过乌江的办法！”
刘伯承出任总参谋长之后，首先要求各军团在制定作战计划之前，必须做到知己知彼。为此，我红军又像当年在中央苏区那样，充分发挥侦察员的作用。在红军进占剑河以前，“先派出便衣侦察队，打扮成‘生意人’，有刻图章的、照相的、卖鼎罐的，进入了剑河县城”。另外，这些非同一般的“生意人”，遇到贫穷的苗族同胞买鼎罐时，就十分客气地说道：“这鼎罐你们喜欢就买去，没有钱也不要紧，过两天我们再来取钱。”这样一来，红军侦察员就和当地的苗族同胞成了好朋友，自然将剑河县城中的一切情况都摸得清清楚楚。加之侦察员有意迎合百姓说红军是天兵天将下凡，如何如何地厉害，从而使得本就害怕红军的守敌及官员更是怕上加怕，因此，他们还没见着红军就弃城逃走。我红军也就未放一枪进入了剑河县城。
或许是应了人逢喜事精神爽这句老话了。毛泽东在离开剑河县城的时候，感到从精神到体力都有了明显的好转。因此，他有担架不坐，有马也不骑，穿上贺子珍在黎平刚为他补好的毛线衣，和警卫员们又说又笑地朝着乌江的方向大步走去。太阳就要转到正南方了，前边有一个不大的苗家村寨，毛泽东很有兴致地大声说：
“咱们来一个竞走比赛，看谁先走到村寨边，后到的，罚他做午饭。”
警卫员们知道毛主席的身体不好，谁也不主动地应战。但是，大家前进的速度的确加快了许多。就要到村寨边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红军战士簇拥在一起，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就像是农村看戏法那样。毛泽东好奇地挤了进去一看，只见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妈妈和她的小孙子倒在路边，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冻得就要奄奄一息了。毛泽东忙问：
“这是怎么一回子事啊？”
一位战士忙答说，他们已经问过这位老妈妈，她说她家一年收的粮食，全都被地主抢光了。她的儿子在前几天又被抓丁当了兵，一家人没法活下去。她和儿媳妇分两路四处讨饭。因为天气太冷，从早晨到现在还没吃一点东西，又冻又饿，就跌倒在这里了。战士们也没有多余的衣服，不知该如何处置这件事情。
毛泽东一听二话没说，立即从身上脱下那件刚由贺子珍补好的毛线衣，又叫警卫员拿来两条装满粮食的干粮袋，一起送给那位就要冻饿死的老妈妈。他一见那位老妈妈欲要站起，匆忙蹲下，紧紧抓住老妈妈那冰凉的双手，亲切地说：“老人家，您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穷苦老百姓的军队。”毛泽东说罢看了看老妈妈那激动不已的表情，又用贵州方言重复地说道：
“老妈妈，您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干人的队伍。”
这位老妈妈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大兵，更没见过关心穷人死活的长官，因此她千恩万谢之后，一迭声说着“红军”，领着自己的小孙子蹒跚地走了。
或许这件事对毛泽东的刺激太大了，也或许是他认为这是教育战士的最好教材，他当场讲了如下这段话：
“我们从这位老妈妈身上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的，绝不是这位老妈妈一家的遭遇，而是我们灾难深重的祖国的缩影。我们的祖国就是这样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地步！祖国和人民是这样，那么我们的任务呢？我们的任务，正是要从水深火热之中，把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拯救出来。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同志们！这个光荣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目的一定要达到！眼下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惊涛骇浪的天险乌江，还有数不清的艰难险阻。我们要勇往直前，在大风大浪之中踏出一条路来！”
事有凑巧，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纵队政委的陈云同志正好也在场，他目睹了全过程。或许这件事对他印象太深了，他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
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正询问间，赤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被单一条，授予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
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
笔者的描写与陈云的记述有一条被单之差。这是因为笔者依据的是毛泽东警卫员的回忆。
也就是在这前后，傅连暲同志骑着马行进在狭窄的山路上，突然马失前蹄，连人带马跌到山下的河中，马被湍急的河水冲走了，傅被摔在浅滩上喝了许多水，当时昏迷过去。傅得救了，但放在马上的毯子和被子连同马一道被水冲走了。毛泽东听说之后，忙把自己仅有的一条毯子拿出，请警卫员给傅送去。傅见到毯子如见毛泽东，他怎么也不肯收下。这时，前来慰问的张闻天同志说道：
“主席给你，就收下吧！这是什么时候，还客气什么！”
傅连暲无限感激地收下了毛泽东送来的毯子。
与此同时，王稼祥向毛泽东通报了如下情况：黎平会议之后，博古在李德的鼓动下仍想推翻黎平决议，坚持沿黔东向北进发，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另外，某些人听说黎平决议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成的，心里不舒服，并在下边搞非毛活动。毛泽东听后显得十分平静，似乎是他所料中事。他沉吟片时，问道：
“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谁呢？”
“是凯丰同志。”
凯丰，原名何克全，是江西省萍乡市人。大革命时期，他赴苏留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是王明小宗派集团中的骨干成员。一九三○年初冬回国，先于中央知道共产国际对六届三中全会的评价，遂与王明等人发难，把矛头指向瞿秋白和周恩来。在他们的苏联恩师米夫的支持下，通过六届四中全会把王明、博古相继捧上台。不久，凯丰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任少共中央局书记，并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长征前夕，他任团中央书记。就在黎平会议结束不久，他敏感地觉察到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正在结成反最高“三人团”的小集体，而周恩来已经从“三人团”中分化出去，逐渐站在了毛泽东他们一边。为此，他主动找博古、李德研究对策。
说来也很有趣，红军在按照李德的军事路线打败仗的时候，无论在多么难走的山路上行军，李德与博古都不曾说过一个“难”字。而今，红军根据黎平会议的决议抢渡乌江、攻占遵义，李德就指着身旁的悬崖峭壁大发牢骚：
“这就是游击大王毛力主北渡乌江、西进遵义的第一个恶果，把数万名红军指战员送入这样的绝境！”
李德的牢骚在博古的心中引起了某种共鸣。他一听说第一个恶果就下意识地问道：
“那第二个恶果呢？”
“把三万余名红军置于乌江背水一战的绝境！”李德说罢冷笑了一下“到那时嘛……”
“会置之死地而后生吗？”博古担心地问。
“那就要问问你们中国的上帝——老天爷会不会保佑红军了！”
博古似乎又失去了主张，他望着老同学凯丰，近似自语地说：
“那该怎么办呢？”
“你们利用‘三人团’在军事上的最高权力，否决黎平会议有关红军战略方向的决定！”凯丰说罢看了看李德的表情，又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路线！”
“可黎平会议……”
“博古同志，”凯丰未等博古把话说完就断然地说，“明眼人一看即知，那是老毛演的项庄舞剑把戏！”
“这我清楚，”博古把头一昂，“老毛想否定我们执行的国际路线，那是办不到的！”
“博古同志你太书生气了！”接着，凯丰分析了中央政治局，尤其是周恩来近来发生的变化后，又说道，“关键的棋子是周恩来，因此下一步棋成败得失，全在周的身上！”
博古与李德经过缜密的研究，遂决定在红军抢渡乌江之前和周恩来进行所谓摊牌式的谈话。
这天傍晚，博古把周恩来找来一本正经地说道：
“恩来同志，我和顾问李德同志的意见：必须召集紧急会议，重新审议北渡乌江、西进遵义的战略方向！”
“照这样说来，你们还是坚持原来的行军路线了？”周恩来严肃地问道。
“是的！这不仅关系到红军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我们‘三人团’执行的是一条什么路线！”
对此，周恩来肯定也想过了。但是，他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只是用反问的口气说道：
“你和李德顾问恐怕更担心的是后者吧？”
“你难道愿意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吗？”博古说罢看了看表情凝重的周恩来，又以近似威胁的口吻说道，“你应该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吧？”
“我当然知道！”周恩来终于暴怒了，“可我想得更多的是三万多名红军的生死，中国革命的存亡！”
博古一听愕然，再一对照自己的境界，甚感羞愧。他无言以对，匆忙告辞离去了。
毛泽东认真地听了上述争议之后，陷入了沉思中。他知道产生问题的关键是：红军突围转移之前，中央把军事指挥大权授给了最高“三人团”。换言之，如果要确保黎平会议决定以及今后与最高“三人团”相悖逆的军事计划的执行，中央必须收回授给最高“三人团”在军事方面的权力。但是，最高“三人团”成员不仅有党中央负总责的博古、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而且还有威信很高并握有实权的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他们三人万一追究解除最高“三人团”指挥权的理由，又该做何答复呢？如果提出最高“三人团”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周恩来会赞成吗？中央政治局中又有多少成员会投赞成票呢？再者，从中国共产党诞生那天起，中央进行人事变动，都必须预先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而今，由于中央红军突围转移，随红军转移的党中央已经和共产国际失掉了联系，如果博古、李德以及凯丰等人借口未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拒绝召开人事变动的中央会议又该怎么办呢？……对此，毛泽东实在是拿不准。
但是，火气正盛的王稼祥却没有毛泽东这样多的顾虑。他认为中央红军走到今天，责任完全是最高“三人团”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事到如今，他们，尤其是博古和李德不仅不总结失败的教训，接受大家的批评，反而还利用手中的权力维护自己的权威，继续坚持自己错误的军事路线，要把红军引向更大的灾难中，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怎么办？他坚持召开中央会议，彻底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自然，他也想到了与此有关的其他人事变动。这就是他找毛泽东交谈的原因。
“老毛，”王稼祥严肃地说道，“我了解博古，他是一介书生，军事上又完全听命于李德，还把这位洋军事顾问捧上太上皇的宝座，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这本来就是不应该发生的事，可在我们党中央还被奉若不可变更的金科玉律！”毛泽东说罢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顺着王稼祥的话题说道，“翻一翻中国的战史，有哪一个取胜的战役，是不会说中国话的洋人指挥的呢？”
毛泽东这番话语在王稼祥的心中引起了共鸣，他终于失去了政治家那应有的忍耐性，遂断然地下了结论：
“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