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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事若得势力，自然成一国民党政府。兄弟非小视他党，因恐他党不能胜任，故不得不责之国民党员。……孔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况湖南人作事勇往为各省冠。此次选举，须求胜利，然后一切大计画皆可施行。”
这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第一次以当仁不让的排他性态度，公开表示要由国民党出面组织全国大选之后的第一届“正式政府”，也就是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下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在1913年2月1日的《与国民党诸公书》中，刚刚抵达汉口的宋教仁，便开始以候选总理的立场态度，迫不及待地为所谓“正式政府”的“真正整理财政之外债”进行考虑。2月10日，宋教仁在汉口发表演说，被2月13日《民立报》以《宋钝初之危言》为标题公开刊登。宋教仁在演说中所阐述的，正是《与国民党诸公书》中的主要观点。
关于内政，宋教仁基于候选总理的立场批评说：“夫内政亦多端矣，而其重要者莫如财政。中国财政之状况，其紊乱已达极度，……政府今日对于此种问题盖全未着想，殆以临时政府期近，敷衍了事，以塞国民之责，不惜以万难收拾之局贻后人，此则政府罪无可逭之处也。”
关于外交，宋教仁更是以唯我正确、舍我其谁的极端态度，点名斥责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国务总理赵秉钧的重大失误：“溯自去岁三四月后，库伦事起，桂太郎往俄缔结第三次协约，兄弟彼时亦在北京，见事情重大，曾屡次警告袁总统及赵总理，促其从速设法解决此问题，……无如说者谆谆，听者藐藐，至今日外蒙将非我有，而政府犹日处歌舞太平之中，不知是何思想。”
与宋教仁认定“自民国成立，迄今二载，纵观国事，几无一善状可述”的高调否定不同，孙公中山在1912年11月16日发给袁世凯的密电中，所提供的是完全相反的外交建议：“俄蒙之举，不过一二好大喜功之徒欲乘我之不备以博功勋，实非俄政府之本意，故对此事以迁延为第一办法。”
“一二好大喜功之徒……以博功勋”，既是孙大炮对于勾结俄罗斯政府宣布独立的一些蒙古王公的定性；同时也不失为对于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的定性。1913年2月13日，宋教仁自汉口沿江东下，于2月15日抵达上海，寄住在同孚路21号黄兴家中。在国民党选举胜利并且有望组织责任内阁的情况下，孙中山并没有与宋教仁就相关事宜进行直接磋商，反而经过与袁世凯中央政府的密电协商，赴日本进行并不急切的考察访问。
2月19日，宋教仁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表演讲，更加明确地撇开孙公中山发明的五权宪法而大讲他自己三权分立的宪政设想：“讨论宪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应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及权限应如何规定，是皆当依法理，据事实，以极细密心思研究者”。接下来，他再一次以激烈言辞全盘否定袁世凯政府当局的内政外交，认为只有国民党方面出面组织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才是救治“不良政府”的“医生”。
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的主持经营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议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虽然没有超过半数，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依然可以凭借其绝对优势影响操纵参、众两院。国民党的选举胜利，进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权预期和政治热情。
而最终的结论是：一个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在宋教仁到处演讲自己理想中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时，在海外指导了一场血腥谋杀。
当然，历史是成功者写成了。
孙公被民国尊为国父，被描绘成高大全形式的人物，哪怕是有污点，也是要抹去的。
所以，不管怎么说，宋案永远都会是悬案。
“那么钧座，咱们奉军是要做好准备了。”戢翼翘在白某人身边跟了一年半，这见识，也算是有的了。否则白某人也不会把他肩膀上的牌子换成少校。
“劲成啊。”白步鳌看了他一眼：“你光在我身边，怕是会蹉跎了岁月，过几个月，就去部队吧。霆午那还空着个营长，你去做一做。”白步鳌正了正帽子：“走，去办公室。唉，幸亏启予他们还在德国。否则啊……”白步鳌是想起了对宋教仁执子弟礼的商震来了。别忘了，奉军在德国，还放着四十号将才呢！
“是。”戢翼翘正了正身子说道。
“对了，你先不用跟我去办公室。”白步鳌回过头来说了声：“你去把蒋参谋长和蓝参谋长叫到我办公室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