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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们留下。”
左梅依然平静的说：“算了吧，党员同志，这已经违反原则了，上次你弄伤脚的事厂长只免去你车间主任，没处理你就知足了，再说，我们分到房子，不好再和组织讲条件了。”
“就这么等死？”朴京听见父亲把菜摔在地上的声音，他接着说：“现在儿子的成绩我看能上大学，未来大学的学费可不是个小数目，这可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去街上乞讨吧。”朴建勇已经深深的绝望，他的脚有严重的伤，已经被归类为伤残人士，是必定要下岗的，他垂下肩膀，有气无力的说：“你能留下吗？就算打杂也行，我想他们会留些情面给我爸这个副厂长的。”
左梅的声音虽然低沉，但是却异常坚定：“万事得靠自己！厂里有两个方案，一个是一次性的安置费一万五元，二个是每个月一百元的最低生活补助。我早就想过这零件厂不是长久之地，我奉劝你选的一次性一万五千元的安置费，那些个体户给孩子的零花钱都比你我的工资还高了，在附近大兴土木的时候，我就觉得机会来了，我已经想好了，我俩做个煎饼摊子，就在附近摆。”
左梅的宏图大业就此展开，朴建勇觉得愈发失落，虽然家里的经济大权掌握在左梅手里，但是他的月收入比左梅高一百多块钱，他一直视其为男人的尊严，现在让他跟着左梅干，他的自尊心遭到了巨大的打击，他还是说出了曾经他最厌恶的一番话：“我一车间主任注定要吃软饭？”
左梅感觉到有些突破，便顺势说：“就这么定了，别等厂里主动来找我们，我们主动辞了吧，面子上也过得去，我们这叫顺应时代潮流，自主择业，不止我们工人，连有些有胆识的国家干部都辞职了下海经商了。”
朴建勇依然不甘心，他又悻悻的说：“你什么时候走到这一步了，真是让我大跌眼镜，这么冒进的想法会从你嘴里说出来，你这思想可太左了，在从前可就是走资派，我们两家人朝前几辈人都是农民，你有那个基因吗？”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什么走资派，左倾……”
两人聊得正是兴起，已经全然不顾压住声音，朴京已不用偷听，他坐会了书桌前。
“我没种行了吧，如果赔了，我们全家都完了，我看还是接受每月100元的生活补助吧。”
父母不是在吵架，而是在辩论，他们文化程度并不高，但却有伶牙俐齿，他们在相互尊重，都在恪守不撕破脸皮的底线。
多年以来，生活在这样的辩论声中是极其幸福的，楼上的老赵家，每逢周五晚上就吵个没完，两人都是厂里的小领导，生活标准比朴京家里高，却会因为家里的琐事频繁争吵，他们女儿因为他们的争吵经常不回家。楼下的老金家则完全相反，他们整天不说话，但一吵架，老金的老婆就带着孩子回娘家，留下老金一个人在家，半夜还能听见他摔酒瓶子的声音。
悲欢离合在这个厂里的职工宿舍里反复上演，朴京烦了，也麻木了，他觉得自己家庭和睦的可贵，他愈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