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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彦的家境，在我们班里，当年也许是最好的了。他父亲是市立一院的医生，他母亲原本也是医生，因为患有心脏病，长年在家休养，但享有病假工资，而他哥哥曾是海军战士，复员后分配在哈市著名的大工厂里。徐彦是我们班几个没下乡的同学之一，在他哥哥工作的厂里当车工。我在班里当“勤务员”时，几乎去遍了全班同学的家，徐彦的家当年是最令人羡慕的。不只我羡慕，每一个去过他家的同学都印象深刻，羡慕不已。他家的房子倒不大，前后皆有花园，是有较高地基的俄式砖房。前窗后窗的外沿，砌了漂亮的窗沿。门前还有木板的台阶，冬天一向扫得很干净，夏天徐彦还经常用拖布拖，那大概是他主要的一项家务了吧。那时候的哈尔滨，很少人家能直接用上自来水。但徐彦家厨房里有自来水龙头，而我们几个，都是从小挑水的，长大后以挑水为己任。我们在中学时代也都没穿过皮鞋，但徐彦既有冬天穿的皮鞋，也有夏天穿的皮鞋。不论冬夏，他一向衣着整洁。最令我们向往的，是他自己有一小“套”屋子可住。不是一间，而是有“门斗”、厨房，分里外间的单独一小套，连地上也都铺着木地板。说到地板，我们几个的家里竟都没有。云河家的地要算“高级”一点儿了，却也只不过是砖铺的，另外几家，泥土地而已。那样一套小屋子，与他父母和妹妹住的屋子在同一个大院里。在那个大院里，几户有四五口人的人家，所居便是那么一套小屋子。他居然还拥有一架风琴，就在那小屋子里。总而言之，在我们看来，他当年实在是可以算做“富家子弟”了。他还是美少年，眉清目秀，彬彬有礼，我们几乎从没听过他大声说话。要是他生气了，反而会不说话。他的性格更像沉静的女孩子。
倘以我们的学校为中点，我们几个的家在同一边，而他的家在另一边。每天放学，一出校门，我们和他便“分道扬镳”了。在学校，课间我们也不怎么主动接触他。他终究还是成了我们情义小团体的一分子，起先是因为“文革”。“文革”中我们的身份虽然还是中学生，却不上课了。于是以前不怎么来往的同学，也开始接触了。后来，则是由于我和他的关系一下子变得亲近了。我们初一下学期，我的哥哥患了精神病；我们初二上学期，他才读小学三年级的妹妹，因为在学校里受了点气，隔夜之间也不幸成了小精神病患者。我母亲听我说了，非要我带她去徐彦家认认门，为的是以后能经常向他的父母取经，学习怎样做好患精神病的儿女的家长。无奈之下，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带着母亲去到了徐彦家。怕自己无聊，我还带了一本《希腊悲剧选集》，也是从邻居家收的旧书堆中发现的。
母亲和徐彦的父母说话时，徐彦将我带到了他的房间里。他的沉默寡言加上我的自卑心理作怪，我表现得极矜持，低头看书而已。
他坐在我旁边表现着主人应有的热情，隔一会儿就找话跟我说。要是他不说什么，我也不开口。终于，他问我看的是什么书。这一问，打开了我的话匣子，跟他说起了书里的故事。两个多小时后母亲才起身要走，徐彦还没听够呢。几天后他受他父亲的吩咐，到我家来送安眠药，我向他展示了我犯禁收藏的十几本书，建议他选一两本带回家去看。
他说：“这些书以后中国不会再有了，如果别人在我家看到了也跟我借，万一还不回来怎么办？我这人嘴软，别人一开口借，我肯定会借给的。”
我说：“那我也认了，绝不埋怨你。”他想了想，却说：“我还是不借的好。以后咱俩在一起，我听你讲就是了，我爱听你讲。”后来，母亲经常独自去他家，成了他家的常客。因为儿女患同一种病，我的母亲和他的父母之间，渐生相互体恤的深情。当年即使有证明，也只能一次从医院买出十几片安眠药，而徐彦的父亲，可以为母亲一次买出一小瓶来，这减轻了母亲总去医院的辛苦。自然地，我和徐彦的关系也逐渐亲密了。我以每次见到他都给他讲故事的方式报答他父亲对我家的帮助。
他哥哥参军了，他妹妹有那样的病，他母亲还有心脏病--综合这些理由，使他可以免于下乡。
我下乡后，每次从兵团给他写信，都拜托他去我家替我安慰我的母亲、教导我的弟弟妹妹们听母亲的话、实际看一下我哥哥的病情。而他对我的嘱托一向当成使命，往往去了我家，一待就是半天。其实我觉得他并不善于安慰人，却是特有耐心的倾听者。他的心如院长嬷嬷一般善良。我想我的母亲向他倾诉心中的悲苦时，一定也仿佛向对有着宗教善良情怀的人倾诉吧。
他是个天生看不进书的人，也是一个天生懒得给别人回信的人。他竟回了我几次信，那于他真是难能可贵的事了。
“我到你家去了，带去了我父亲替你母亲买的药，和大娘聊了两个多小时的家常。你家没什么更不好的事，你也别太惦家……”“我也很寂寞。厂里还有许多人热衷于搞派性斗争，很讨厌。同学们都下乡了，周围缺少友谊，更没人给我讲有意思的故事听了……”他信上的字写得很大，也很工整。看得出，每多写一行字，他大概都要想半天。我虽精神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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