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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切，令人动容。
侯德寅、李森、时乐、王文平、刑培恩、徐丽娣、袁景文、张家龙诸“战友”，以自己在“北大荒”得到历练的人生经历，真诚诠释了“北大荒”何以被我们视为“第二故乡”的情结。
在《生活》一部分中，诸“战友”作了“笑谈从前”式的回忆。能“笑谈”之，证明乐观精神犹在，这是我们这一代难能可贵的。并且，我认为这一部分是重要的，有意义的。毕竟，我们当年只不过是“上山下乡”了。在我们之前，早已有一批比我们当年的年龄大不了多少的老战士在“北大荒”艰苦奋斗着了。推而论之，也早有农民祖祖辈辈生活与劳作在农村了。我们终究不是被“劳改”，我们的经历也终究不是“集中营”经历。以我们的回忆如实呈现此点，意味着我们对历史的诚实。
在《感悟》一部分，戴欣的《我的生母、继母、养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是不幸的，却又是那么的幸运。她的继母身上，有一种令我崇敬的美德。我们中国，在当年仍有那样一些女性，实在是女性的光荣，中国的光荣。李慧蓉、励志发、刘连瑛诸“战友”
的回忆，皆有值得一读的价值。朱巾芳是当过编辑的人，她的《情伤》高于一般回忆文章的水平，达到了写人物的作品的水平。朱蓓华的《插上理性的翅膀》写到的兰心和王珍，在“文革”
时期很有典型性。是极左政治异化人心智的标本。读来感慨多多。高美娟的《舞台人生》也是写“他者”的，她所回忆的王艳懿身上那一种对舞蹈难以割舍，无怨无悔永不放弃的执著，使我联想到了我自己和文学的关系--王艳懿虽然并没成为过专业舞蹈演员，但她以舞蹈之美当年为广大知青提供了欣赏。她努力地作为过了，她无愧于舞蹈了。而我每每愧对稿纸，我是应该向她学习的。董建新的《一桩天大的冤案》、杜望基的《地还是那些地》、刘宝森的《身处风口浪尖》、陆建东的《越级上书》、邹志平的《日记风波》、沈梅英的《内疚》、陆其华的《忏悔》、钱品石的《“南京之歌”批判揭秘》，都从不同角度佐证了“文革”年代的极“左”现象，且有自省。虽然，此书稿的回忆者中，并没有哪一位当年做过够得上是罪恶的事，但哪怕不得已地轻伤了别人，如今也要以文字方式公开道歉，这一点证明了一种人品原则。而这一种人品原则，在中国当前是应大大提倡的。
程继的《老兵的故事》令我心潮起伏。与我们比起来，“老培成”那样的“北大荒”老兵，显然有更多值得回忆的往事。他们大多数活不到今天，他们永远地沉默了。幸有程继写到了他们，令人欣慰。
戴欣回忆到的张淑华、王玉梅令人欷。
杜望基的《悼三战友》读来伤感。我注意到书中有一组数字，在五十团的“知青”中，当年非正常死亡者竟达百分之一二！
让我们通过此书哀悼他们！林淑惠的一篇回忆，题目我忘了，但内容震撼了我--她从小就特别敬爱的二哥，居然在“文革”中被以所谓“现行***罪”处决了！她当年能经受住了那一种打击而没有自杀，证明她是多么地坚强！
最后我要说--读罢《返城》一部分，我与导演李文岐通了一次电话。由我编剧的四十集电视连续剧由他执导，而他还在日以继夜地进行剪辑。
我向他讲到了本书稿中诸“战友”返城之后人生一切几乎从零开始的艰难--拖儿带女没有住处；双双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夫妻两地分居团圆之日遥遥无期；还要不丧志气地考文凭、考大学；还要招架疾病对自己或亲人的突然袭击……总而言之，那是何等的不容易！比我在剧中写到的情况难多了！
我说：“你能想象夫妻俩每晚挤睡在四尺宽的床上，而孩子睡地铺的那一种窘况吗？”
他说：“那你的剧本中为什么不那么写啊？”我说：“是因为考虑到了你拍摄的难度。”他那端沉吟片刻，理解地说：“可也是。几段画面还行。如果要在四十集电视剧中如实那么表现，还真难为死摄影了。那么小的空间，也不好架机位呀……”
是的，我认为，本书稿中诸“战友”返城后的实际人生境况，比一切“知青题材”之电影电视剧中所呈现的不容易多了！
但是“战友”们都挺过来了。我们是困难所压不倒的！--这一种坚忍的人生精神是“知青”经历对我们的补偿，并且也拯救了我们自己。回忆不是诉苦，是对历史的一份责任！
2012年4月3日
于北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