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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下去，今后也不会受到影响。可是对于现代化带来的好处，没人可以拒绝。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到二零二五年，老挝国民的平均寿命只有五十七岁，仅高于十几个最贫穷的非洲国家，而婴儿的出生死亡率高达千分之八，是全球平均值的八倍。虽然老挝人不需要现代化的电子设备不需要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不需要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肯定希望活得更久，也肯定希望繁衍壮大，因此就必须借助现代化的医疗条件教育体系等等。
事实上，现代化在这两个国家已经产生了影响。
如果从在人口中所占比例来讲，老挝与柬埔寨是东南亚地区排名第一与第二的劳动力输出大国。
到二零二九年，有一百八十万老挝人出国务工，柬埔寨则为三百七十万。
这些出国务工者中，主要前往中国泰国与马来西亚，其中在中国工作的老挝人在一百二十万以上，柬埔寨人则多达二百八十万。这些外来务工者，主要从事一些当地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比如建筑环卫家政等等。根据中国公布的统计数据，在广东与广西两省从事家政服务的老挝与柬埔寨人就多达一百六十万，大部分是年轻女性，而从事建筑业的有一百二十万，以年轻男性为主。
这些人，每年为老挝与柬埔寨提供了近一千亿元的外汇收入。
与外汇同时回流的，还有他们寄回家的各种现代化生活用品，特别是家电，以及更加广阔的见识。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力，也有追求更好生活品质的动力。
如果没有这个动力，他们也不会背井离乡，克服语言上的障碍，到遥远的异国他乡去工作与生活。
事实上，这些出国务工者中，绝大部分都留在了国外。
一方面，在适应了国外的生活之后，他们很难重新回归以往的生活方式。二是接纳他们的国家，需要更多的劳动力。
在这方面，中国的需求最为突出。
虽然早在第二次朝鲜战争之后，傅秀波就对经济发展进行调整，为民营企业特别是高技术企业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政策支持，但是经济结构调整需要足够的时间，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却愈发严重。
到二零三零年，中国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距离。
别的不说，二零二九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国民可支配收入只有美国的百分之十七，而中国的社会劳动力所占比例比美国低了二十三个百分点，即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比美国严重得多。
严格说来，美国没有老龄化问题。
通过吸收外来移民，美国一直保持着较为合理的人口结构，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国家。
相对而言，中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虽然在二零二零年，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单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第二胎，而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第三胎，国家还出台了一些鼓励性政策，比如为生育第三胎的独生子女夫妇提供相当于当地人均收入百分之八十的抚育金，并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雇佣再就业的全职家长。教育方面的鼓励性政策更加显著，即非独生子女都能获得由政府提供的教育补助。但是这些政策要见效，需要足够的时间，至少需要两代人，才能改变传统的生育观念。
可以说，像牧浩洋与陆雯这种养育三个孩子的家庭，在中国并不多见。
短期内，中国需要吸收外来移民，特别是轻壮年移民，补充缺失的劳动力。
首先涌入的是来自朝鲜的移民，到二零二五年，长期在中国工作与生活的朝鲜人已经达到五百六十万。紧接着，东南亚贫穷国家的劳动力开始进入中国，到二零二九年，规模已经超过一千万。
在这其中，不乏越南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民间交往，已经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绑在了一起，让老挝与柬埔寨这类与中国本来就保持着友好关系的国家获益匪浅，也让它们在基本政策上，更加倾向于中国。
只是，一味输出劳动力，无法帮助国家实现现代化，也不可能让所有人获益。
过分输出劳动力，还会引发很多社会问题。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量侨汇已经扭曲了老挝与柬埔寨的国内物价，大幅度提高了生活成本，使穷人变得更穷。
只有通过自身发展，才能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杜小蕾在这个时候访问金边与万象，提出帮助老挝与柬埔寨实现现代化，自然不会遭到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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