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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三零年，中国的网民超过九亿，商用计算机市场超过五十亿台，每年销售的家用计算机高达十四亿台。如果算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化家用电器的话，中国市场上每年销售的家用电子产品多达四十亿台。
结果就是，中国每年报废的家用电子产品在二十五亿到三十亿台之间。
这些报废的电子产品中，只有极少数流入老挝柬埔寨越南缅甸巴基斯坦等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周边国家，其中部分在翻新后以二手货进行销售，剩下的全部回收利用。在中国出口的废旧电子产品中，超过百分之八十流入日本。仅此一项，每年的贸易额就在一千五百亿美元左右。在二零三三年，废旧电子产品占到了中国对日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为最大出口货物。事实上，在流入其他国家的废旧电子产品中，也有很大一部分以转手的方式卖给了日本。
当时，日本进口的废旧电子产品中，百分之六十来自中国
虽然没有确切统计数据，但是根据商务部提交的一份评估报告，从这些废旧电子产品中回收的稀有金属，至少占到了日本国内工业生产所需的百分之二十四，比日本直接进口的稀土资源还高出了十个百分点。
如果算上出口到日本的废旧特种钢材，所占比例还要提高几个百分点。
毫无疑问，这绝对是日本的命脉。
这也正是中国手里的王牌。
只要出台禁运政策，禁止向日本出售含有稀有金属的废旧产品，日本经济将在半年之内陷入绝境。
也许，根本要不了半年。
在日本，从事废旧产品回收工作的工人高达八百四十万，只要中国开始禁运，其中百分之六十将立即失业。
虽然对中国来说，禁运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在中国，也有大约四百万劳动者从事废旧产品贸易工作，禁运将使大约一百二十万劳动者失业，但是从影响上看，中国付出的代价比日本低得多。要知道，一百二十万劳动者，仅占中国劳动力总量的百分之零点三，而日本的这个比例是百分之十二。
更重要的是，中国有应对办法。
废旧电子产品不卖给日本，可以卖给周边国家。即便禁运政策也会波及到周边国家的转手贸易，但是至少能够促进周边国家的经济增长，让缅甸这类正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穷国获得更好的发展前景。
从长远来看，这对中国还有好处。
由此可见，战略禁运，就是悬在日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这一点，跟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情形非常类似。当时日本需要来自美国的石油与废钢铁，而美国却要日本尊重中国的主权，结果通过贸易禁运，禁止向日本出售石油与废钢铁，迫使日本铤而走险，亲手挑起了一场根本打不赢的战争，最终在战场上一败涂地。
如果中国在这个时候采取同样的政策，结果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只不过，日本不会首先挑起战争。
原因很简单，现在已经不是二十世纪四零年代初了。
即便禁运会使日本铤而走险，让日本加快战争步伐，甚至制订针对中国或者是某个邻国的战争计划，也不会主动挑起战争，因为日本必须拥有了战略威慑能力，才有能力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也就是说，日本肯定会因此加快核武器项目的进度。
这也正是中国需要的开战理由。
当然，禁运不仅仅针对稀土资源。
说得简单一点，如果仅仅针对稀土资源，中国的目的就过于显眼了。从政治上讲，绝对不能让其他国家产生误解，即中国通过禁运迫使日本开战，而应该把禁运当成是针对日本核计划的必要手段。
如此一来，禁运范围就得扩大。
只是，在其他方面，禁运的影响并不大。比如在废旧电子产品之后，排中日贸易第二位的大豆，仅占日本进口总量的百分之七，而且最大的大豆出售国是美国，日本完全有能力通过加大从美国的进口量，抵消中国的贸易禁运。
不管怎么说，战略禁运，必然成为中日战争的导火索。
会议结束后，他专门找到杜小蕾，谈了一些与战略禁运有关的事情，交换了观点，然后才跟随腾耀辉返回总参谋部。
作为军人，牧浩洋不用考虑禁运政策，但是必须考虑禁运产生的影响。
说得直接一点，就是禁运之后，日本会采取何种应对政策，以及在什么时候，中日矛盾会发展到战争阶段。
只有提前做出准确判断，才能准确掌握开战时机。
腾耀辉与牧浩洋回到总参谋部后不久，李明阳就赶了过来。在开战之前，李明阳的重要性超过了牧浩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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