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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四,黄道在北,宜出行。
匆匆地参加过了乏善可陈的鹿鸣宴,匆匆地度过了没有亲人陪伴的重阳节,方仲永就要进京赶考去了。
其实,每当听到进京赶考这个词的时候,方仲永都莫名觉得想笑。毕竟,后世方仲永对于进京赶考的所有印象都来自于话本、戏曲或者是志怪杂谈。
大略的套路是一样的,都是一个穷书生,进京赶考,路遇富家小姐,两人便暗生情愫,一番海誓山盟之后,总会有鼻子上抹着白灰的丑角出来了,或恶霸横刀夺爱,或恶母嫌贫爱富。
穷书生在小姐嘤嘤婴的哭泣声中立下豪言壮语,誓要金榜题名,不负美人恩。后来书生果然高中状元,回乡狠狠地打了一帮反面人物的脸,抱得美人归,来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当然,也有以恐怖故事取胜的。
清人蒲松龄的志怪小说《聊斋志异》就多以惊悚悲惨的结局收场。妖怪在脸上画了张美人的皮啦,鬼怪来诱杀书生啦,哪怕是凄美的小倩,下场也是不太好的,委实让人对进京赶考途中的艳遇不敢抱太大的希望。可能蒲松龄觉得自己反正也没用进京赶考的机会,就用这些凶残的鬼怪来吓唬一下满脑子不健康思想的举子。
这些故事里面的男主角都有一个共同点,也是方仲永最不能理解的地方。您都是要进京考进士的举人了,雅致一点的说法是已经成为士大夫中的一员了,怎么会缺少仆从、盘缠,以至于沦落到独自一人寄宿于寺庙之中呢?
有看官说了,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有后世的技能包可用,可以非常容易地就挣到大钱?
真还别说,古时候的士大夫挣钱还真是挺容易的。
以对待读书人最苛刻的明朝为例,有了秀才功名后就可以免除一切的税收、劳役,成绩优异者还有若干米粮供应(廪膳生员每月供米六斗)。
到了举人的层次就不得了,虽然《儒林外史》中范进刚一中举,就有张静斋送银子、房子的事不足为凭,但举人已经初步具有了为官的资格。不说冰敬、炭敬等潜规则性质的收入,单只乡民们为了免除苛捐杂税而投献的土地,就足够他锦衣玉食了。因为官宦的土地是不收税的,即便每年要白白地送给举人老爷一些地租,也比自己交税要划算多了。所以接纳投献并不是士大夫盘剥乡里,反而是对乡里乡亲的一种照顾。至于国家因此缺少了大批的税源,谁管呢?
在识字率不到千分之二的唐宋时期,尤其是在标榜“与士大夫共天下”的赵宋,理论上来说有了共同治理天下资格的士大夫——举人以上功名者,生活更是富足的不要不要的。
宋代官员的俸禄大体可分为“正俸”“加俸”“职田”三大类。
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每月俸钱三百千 (即三百贯),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石。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数量皆相当可观,都由**埋单。这些福利补贴合起来蔚为壮观,比月薪高多了。
且以宋朝官制的繁杂,职官、差遣、承袭、加恩等等名目繁多的职务加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绝不是只为了名帖上多几个字的,每一项职务都有相应的薪俸发放。假如清朝按宋朝的标准发工资,就和珅身上的几十个职务的工资就够乾隆皇帝喝一壶的了。
没办法,赵宋皇帝就是这么的大方,高薪养廉嘛。所以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别的朝代可能是讽刺贪腐,在宋朝只是事实的简单陈述而已。
至于陈述宋朝官场“官不聊生”的苏轼的《寒食帖》中描绘的“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其实只是对由金领高管变成看门老大爷的极端不适应而已。
史载,苏轼领了工资后,将百文一串,置于梁上,每天用竹竿挑下一串使用。单纯的以购买能力来看,百文大约相当于后世的一百五十块钱。五六人花用虽不宽裕,衣食还是够的,只是想回到醇酒佳人、声色犬马的生活是不太可能了。所以,方仲永觉得那家伙有卖惨的嫌疑。
已经荣幸地成为士大夫一员的方仲永是不差钱的,将近千贯的交子在手,虽不敢说天下我有,但足以保证自己在途中不露宿于荒郊野外,并在京城的生活能够过得比较惬意了。
虽然可能少了邂逅美人的机会,但方仲永此时已经在绞尽脑汁地思索尽享齐人之福的办法,艳遇着实是不敢奢求了。所以,晏居厚包了两艘画舫,一为晏氏一家使用,一艘为方仲永和曾氏兄弟乘坐时,方仲永坚持自己付了船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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