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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阿鲁忽引兵至忽只儿之地，杀阿权里不哥守将唆罗海，将归命于世祖。阿里不哥因是亟引而西，欲攻阿鲁忽，道过和林，不守而去。帝抚定和林，免其今年赋税。十二月，车驾还大都。
在第二年的再次交锋中，他还是尽量让对方自己认输，没有进行追杀。
说忽必烈后路不稳，有不安全感，不敢过于远离大都，有点道理。说他仁慈？那不会，他是个睚眦必报的家伙。他两次征讨日本失败，始终耿耿于怀，一直积极准备进行第三次征讨，如果不是北元的现实情况实在是不允许，他早就动手了。
他的这个“仁”，是他比儒生们更清楚，这是蒙古帝国，草原上的人是帝国的基石。没有了这些人，帝国的大厦就会轰然倒下。在这场汗位的争夺中，他更多的采用收买的方法。
（中统元年）十二月，赐亲王穆哥银二千五百两；诸王按只带、忽剌忽、合丹、忽剌出、胜纳合银各五千两，文绮帛各三百匹，金素半之；诸王塔察、阿术鲁钞各五十九锭有奇，绵五千九十八斤，绢五千九十八匹，文绮三百匹，金素半之；海都银八百三十三两，文绮五十匹，金素半之；睹赤、也不干银八百五十两；兀鲁忽带银五千两，文绮三百匹，金素半之；只必帖木银八百三十三两；爪都、伯木银五千两，文绮三百匹，金素半之；都鲁、牙忽银八百三十三两，特赐绵五十斤；阿只吉银五千两，文绮三百，金素半之；先朝皇后古伦银二千五百两，罗绒等折宝钞二十三锭有奇；皇后斡者思银二千五百两；兀鲁忽乃妃子银五千两。自是岁以为常。
这段来自旧元史的记载，清楚的表明，忽必烈给予蒙古宗室大臣的赏赐是如何的丰厚，而且这是每年都有的惯例。除了这项称之为“岁赐”的制度，还有“五户丝”和“户钞”等。即使是明人写的元史都讲：“自昔帝王于其宗族姻戚必致其厚者，所以明亲亲之义也。元之为制，其又厚之至者欤！”以明代的人看来，元代宗室大臣的待遇是历史上最高的。但上面所列的人数，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忽必烈之所以得到一部分蒙古王公的拥戴，是他用在汉地搜刮的财富，收买了人心。蒙哥为什么对他有了警惕，就是他的所为，已经在他周围形成了一种独立的势力。
尽管忽必烈很想“温和”地解决问题，但总有人不稀罕。你给咱的，那本来就应当是咱家的，咱要把自家的东西给拿回来。蒙哥的儿子昔里吉就是这样想的，窝阔台的孙子海都也一样。
忽必烈不可能在草原上进行以前征战中的屠城，哪样只会让他失掉草原上的人心，但这，又让他做不到斩草除根。而且他也明白，就是在双方的交战中，开始的时候，也许还真刀真枪的拼一下，差不多了，下面的蒙古兵就手松了，能让他们草原上的兄弟们跑了的，就放了吧，把马蹄松一下，对方不就跑远了吗？
可是，在草原的部族制度下，这些放回去的人，在他们的领主带领下，转眼又跟着闹事，甚至资助这些叛乱者。这样下去，忽必烈永远不能平息叛乱，这牵扯了北元帝国太多的精力，也耗费了太多的国力。
忽必烈陷入进退两难，董文炳的建议就是针对这种情况。
蒙古军的南下，并不是说他们南下到江南。南方，特别是江南，并不是适合蒙古军驻军的地方。生长于北寒之地的人，是不适应江南水土和气候的。蒙哥讨伐四川之时，就曾经问手下的大臣：“今在敌境，天将暑，汝等谓可居否乎？”他的近臣脱欢回到：“南土瘴厉，车驾宜早还，新俘户口委官吏治之可也。”可见来自草原上的人，对湿热气候的不耐。
这个南下，是指将他们拉到大漠以南和黄河流域，通过占据关中、洛阳等地，一方面，加强对中原腹心的控制。另一方面，这是一种釜底抽薪，它大大增加了天山以北的海都等人，南下沿途得到补给的难度，也减少了草原上的人被裹胁参与到叛乱中的可能性。
但是，这是一柄双刃剑。伤得了对方，也会伤了自己。
北上的汉军固然不会参与到叛乱中去，可是一旦交战，这就变成了两个族群的搏杀。蒙古人在北中国杀了那么多人，这些汉人会不会借机发泄？同样，草原上的勇士面对这些过去被他们征服的人，会手软？没有人会手下留情。
忽必烈看到了这份奏章里的血色，但这是为了他的帝国和他的汗位，他感到了重负。
（好像没有讲透，水平有限，有空再修改吧，头都痛了，哈，不好意思）